王安石是位具有强烈个性的文学家，兼擅散文、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他的文学创作历来受到的评价，褒多贬少，相对于政治、学术评价，较为公允，这也表明政治与文学能保持一定疏离的空间，但王安石的文学创作其实仍然显示出鲜明的政治目的性。
王安石的文论，以重道崇经、济世致用为核心，强调“文”与“道”“经”“政”的一致性。庆历六年（1046），他在汴京为献文而作的四封书简，即《与祖择之书》《上张太博书》二首、《上人书》，是他文学思想最早的集中体现。他开宗明义地说：“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上人书》），“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与祖择之书》），把“文”直接归结为“礼教治政”“治教政令”的载体。在他的心目中，“文”与“道”“经”“术”“治政”之类是完全融合为一的，并把这看成“圣人作文之本意”。但是，王安石重内容、轻形式的观点还没有导致对辞章技巧的完全否定。在《上人书》中也接着补充道：“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这里对辞章技巧等艺术形式作了明确的肯定，即“未可已也”，是不能或缺的；但比之内容毕竟又是第二位的，未能认识到它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王安石的这些观点在我国散文理论史中并非罕见，其本身说不上具有特殊的文学理论价值，对内容和形式关系的理解也有片面性、机械性。但是，它却是当时社会政治改革思潮的产物，有着相应的时代背景。这些观点与其说是散文理论，毋宁说是政治改革的主张。一是为了反对“时文”，即当时科场流行的空洞无物的诗赋贴经墨义；二是为了反对西昆体追求华靡的诗文。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他的写作实践更不是按照这些理论观点而亦步亦趋地进行的，其作品不是刻板的官方文件、政策图解、高头讲章、道德说教，他所创作的在中国散文史上一大批名篇佳作，完全是按照美的法则，遵循散文艺术规律而写成的。它们所呈现的广阔多彩的社会现实生活，所表现的散文风格和高超技巧，以及对辞章之美的倾心追求，确乎说明王安石已达到了散文大师的艺术水平。
王安石的各体散文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尤以论说、书序、记、墓铭、祭文为突出，并形成拗折刚劲、简古瘦硬的个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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