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艺术都是由非艺术的形式演变为艺术的形式。中国所独有的书法艺术亦然。
张迁碑（局部）
最早期的书法，从甲骨文到唐宋元代，青铜的铭文也好，石鼓文也好，秦的诏版、泰山刻石也好，乃至《曹全碑》、《张迁碑》、《石门颂》、《西狭颂》、《龙门二十品》，王羲之的《丧乱帖》、《兰亭序》，褚遂良的《圣教序碑》、《孟法师碑》，颜真卿的《勤礼碑》、《祭侄稿》，柳公权的《玄秘塔》、《神策军碑》，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蔡襄的《自书诗帖》等等，作为书法史上的主流作品，其动机并不是为了“创作书法”，而是为了“发表文章”。
这些文字，有的是书写者自己写作的，有的是别人写作的。文章写好了，要把它发表出来，当时没有印刷术，或印刷术很不发达，就需要请人书写或自己书写，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
王羲之 快雪时晴帖
柳公权 玄秘塔碑（局部）
如王羲之写了《快雪时晴》的文章，要把文章发表给朋友，没有邮箱，没有微信，便只能自己用毛笔书写出来；裴休写了《玄秘塔》的文章，要把它发表给公众，没有电脑照排，便只能请柳公权用毛笔书写然后再请刻工镌刻出来。
“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思想，但同样的意思，用不优美的文辞写出来，人们就不爱读，其意思就无法为更多的人所认同；用优美的文辞写出来，人们就喜欢看，其意思就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所以，文章的撰写，必须追求文辞的优美。而“书之不美，行之亦不远”。同样一篇优秀的文章，用不优美的书法把它发表出来，人们也不喜欢看，用优美的书法发表出来，人们就喜欢看。
所以，文章的发表，还必须追求书写的优美，包括结字、用笔、布局等等。
《郑长猷造像题记》
当然也有人不讲究书写的优美，随随便便地写，只要文字不错就可以了，如《龙门二十品》中的《郑长猷造像》等，东歪西倒的，但这种“不优美”，在后人的眼光中也别有一种美，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作讨论。
更多的书写者，一定是追求书写优美的，结字匀称，用笔生动，布局均衡，端庄整齐，流丽潇洒。这种不优美的“美”和优美的“美”，吸引了更多的人来读这篇文章，甚至买椟还珠，最后这篇文章表达了什么意思没有记住，但这篇文章书法的优美却为人们争相效仿。
今人对于《玄秘塔碑》，只知它的书写者是柳公权而不知它的作者是裴休，便是这种情况。这在今天是不可理解的，书写者对于这篇文章的传播，不过是排字工人的工作。
假设鲁迅的一篇文章经过排字工排印发表出来之后，人们只记住了排字工的名字而不知道鲁迅的名字，岂不奇哉怪也！
这种情况到了明代以后就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作为发表文章的手段，无论写得优美还是不优美，一切书写包括墨迹的和镌刻的都是“书法”。而从此之后，伴随着图书出版业的发达，刊刻的、手抄的，却不被看作是“书法”，只有“创作书法”的书写才是书法。
所以，书写或书法，其主要的动机和功用，便由“发表文章”转向了“创作书法”。明清人以杜甫的诗为题材，写一幅书法作品，不是为了发表杜甫的诗。
要读杜甫的诗，有的是印刷出来的《杜工部集》。而是为了表现自己书法的精彩，让观者来欣赏自己的书法，悦己又悦人。
杜工部集
除了私人交往的信札，诗词也好，散文也好，书写的发表手段已完全为刊刻出版所取代。我们看唐宋，即使大文豪，也很少有在生前出版自己的文集的，《工部集》也好，《东坡集》也好，大多是他们的身后人搜集整理刻印出来的。
但明清人就不一样了，大多在50岁左右就自己想办法编辑刊印自己的诗文集，分身千百，其传播文章的作用远远大于书写镌刻。
而书写，便成了独立于文章之外的艺术创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书法。不过，即使如此，用毛笔书写仍是当时日常文字运用的唯一手段。
又到了民国以后直至今天，不仅活字、电脑排字取代了刻本、手抄本的出版手段，甚至日常文字运用的手段，也由钢笔、电脑打字取代了毛笔书写。则书法更成纯粹的艺术创作，不仅与“发表文章”无关，更与日常书写无关。
- - - - - - - - - - - - -
文| 徐建融
美术史论家、书画家
转载请注明出处
办公室设计上海办公室装修公司办公室设计上海办公室装修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