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把回国后获得的各项荣誉证书都整理出来，让孩子们扫描存档。希望他们有朝一日去印尼时，能替我到父母的坟前，告诉他们，回国的这些年，我尽力了，希望他们以我为傲，不后悔当初送我回来……
口述 | 林章珍
撰文 | 许丹
01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那一年，我出生在印尼雅加达。日寇的铁蹄同样踏上了印尼的土地，在战火硝烟和头顶的轰炸机声中，我度过了童年时光。
我的父亲叫林金钗，他在13岁的时候跟随我奶奶一起前往印尼生活。虽然在印尼成家立业，但他仍然心系祖国。“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印尼的华侨救国组织，捐献钱物，支援祖国军民抗战。
林章珍高中毕业照
在父亲的安排下，我的小学在新华小学度过，高中在巴城中学。巴城中学，我们都叫它“巴中”，由印尼华侨团体创办，目的是让华侨的后代均能接受华文教育。当时，巴中和另外一所华中，都是非常进步的学校。回国后，我偶尔还会遇到巴中校友，大家无论在哪里相遇，都特别亲切。
1949年，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十分高兴。有一年正逢国庆节，父亲特意在印尼的家门口挂上了一面红旗，表达喜悦之情。没想到，印尼的宪兵队看到了这面红旗，闯进我们家，说不允许悬挂五星红旗，勒令我们收起来。当时，父亲已出门办事，母亲独自一人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在家中，她告诉宪兵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是我父亲挂的祖国的旗帜，能不能等我父亲回来再收。宪兵们不同意。幼小的我，在惶恐与害怕中，看着母亲一边流泪，一边收起了那面五星红旗。父亲回来得知后，连连叹气。
那面五星红旗虽然被收起来，却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我的祖国是红色中国。
02
1950年，中国和印尼正式建交。周恩来、宋庆龄、王光美等国家领导人先后访问印尼，我都特意约同学一起去欢迎来自中国的代表。
上世纪50年代的某一个中国国庆节，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举办国庆晚宴，招待各国驻印尼大使。招待会需要一些工作人员，为此，大使馆专门到我们中学选人，直接选中了我和几个同学。我想，参加这么高规格的接待任务，使馆都没有对我进行审核，是因为大使馆和学校都知道，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一家都十分爱国。
到了使馆，我们接受了一些简单培训，比如礼节以及注意事项等。印象最深的是，当时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特意交代我们，希望我们好好学习，等到中学毕业后，能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
那一次的国庆晚宴是自助餐会的形式，我第一次看到又大又漂亮的广东潮汕柑橘和又红又圆的山东苹果，还有贵州的茅台酒等，客人们都很高兴。我以前只在书上看到中国的哪个省出产什么东西，那次亲眼看到，就觉得果然名不虚传，祖国的特产能拿得出手。宴席后，使馆请贵宾们一起观看了电影《白毛女》。
其实，不只是大使先生希望我们学成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我的父亲也是这么想的。他时常告诉我们几个孩子，他会培养我们读完高中，然后希望我们能回中国。
03
1957年，我回国了。我还记得那是6月3日，父亲一早送我去学校，我和几个同学一起乘坐下午的船回国。没想到那天下午，父亲放下忙碌的工作，专程到码头送我。船渐行渐远，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挥别父亲后，我心中对亲人的不舍很快就因回国的热情、对未来的期盼而消散。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不舍得也不放心我独自回国，整整哭了一个星期。
经过7天7夜的海上航行，6月10日，我终于回到日思夜想的中国。后来，我的弟弟妹妹们也被父亲陆续送回国。一个妹妹是1959年回来，后来学城市设计，毕业后留在厦门参与城市建设；一个弟弟高中还没毕业就被送回来，他去了贵州，在当地也表现很好。只是这几年，他们都陆续离开了人世。
虽然父亲早就下决心要把我们一个个送回国，但作为父亲，他仍然担心我们的生活。所以，在我回国前，父亲特意为我准备了一台莱卡相机、一架手风琴、一台缝纫机、一辆自行车和一些橡胶半成品。他说，一个人在外，读书要交学费，家里不一定能及时汇钱，就把这些东西卖了换钱。我为了读书、维持生计，先后变卖了相机、橡胶和手风琴，自行车后来被盗了，但至今仍保留着缝纫机。一方面，这寄托着亲人对我的爱和我对他们的思念；另一方面，我可以用来做衣服，贴补家用。
我变卖了从印尼带回国的东西，但从未向父亲诉过苦。所以，父亲一直以为我们在国内生活得不错。直到他遇到从国内回到印尼的我的同学，才得知我们正在经历困难，赶忙寄了一箱饼干到妹妹就读的学校。只是当时我正在福州，待我回厦门，和妹妹从仓库里找到饼干时，包装虽然完好，里面却已经空了，饼干都被虫吃光了。
04
刚回国的时候，正好国内在组织高考，毫无准备的我也参加了。当然，没有考好，我就到北京读了一年华侨补习学校。在北京那一年，天气太冷了，长期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我很不习惯。所以，第二年高考，我参加了华南区的考试，我要考回福建。当时高考不是全国统一试卷的，是分华北、华东、华南等区。我不懂要选择什么专业，哪所学校好，就随意填，竟顺利考进了福建农学院（现福建农林大学）。
厦门同安任职期间工作照。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厦门同安农业局。之后在同安县政府工作，区划调整后，又到思明区工作。无论在哪里工作，也无论是本职或社会工作，我都尽心尽力。其中，作为归侨，我也为侨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和同事一起推动同安区侨联大厦建成、引进侨资捐建3所学校、为致公党和侨联推荐优秀人才……
儿时的一面五星红旗，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红色种子。无数像我一样的海外游子，怀揣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为国家建设挥洒热血，奉献青春。时间一晃，我也已经回来65年了，见证了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无法承欢父母膝下，是我最大的憾事。但是，我已尽力了，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前段时间，我整理出过去获得的各项荣誉证书，让孩子们帮忙扫描存档，希望他们将来能替我带到父母的坟前，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我也没想到，孩子们看到那些证书，都觉得很新鲜，说他们从来不知道我做的事。
1987年，父母亲回国探亲时照的全家福。
如今，回忆这些往事，只希望我的子孙们多了解一些我们那个年代的理想和信念。我们常说要弘扬华侨精神，其实，华侨精神并没有多遥远，就是一代代海外侨胞对祖国的爱，这份爱无关物质，简单而纯粹。
▌本文刊登于2月25日《福建侨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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