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校故事：怀念母校
勿里洞岛丹绒班兰市的前中华学校
和平日报
14/10/2021
2021年10月13日， 一所座落于勿里洞岛丹绒班兰市的前中华学校，面积不大不小建筑在约有千余平方公尺的土地上，离市中心不过是百米左右的距离，倘若问起它创建的历史，就算是前任校长相信也难有确凿的答案，我只是从上几代人毕业于这间学校的时间来计算，估计已超越百年的历史。
远在独立前荷兰殖民印度尼西亚时期，由于当时岛上有许多受荷兰招聘来的华人矿工，他们大多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广东，福建，海南和沿海一带的贫穷华人，耒到这岛上卖苦力谋生，经历岁月风雨的磨炼，在熟悉和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环境后，许多华人把内陆的家人都迁移到该地，也有一些矿工和耒自其他临近的东南亚国家的女性华人结为夫妻，成家立业，并落户定居在该岛， 荷兰锡矿公司也把部分锡矿承包华人(本地人称巴勒头)开采锡矿. 开采锡矿的华人劳工,称为巴勒乡.当时荷兰殖民政府用受过荷兰高等教育的华人, 作为行政长官甲必丹, 专门负责管理华人的一切社会问题,甲必丹享有权力甚大，分配给洋房住宅和汽车用来为荷兰人服务。
中华学校的新教学堂的地皮就是钟姓甲必丹的后代捐赠的。当时荷兰人经营岛内的锡矿开采业，对有修理机器技术和有能力管理工人福利的工人被列为高级职员(staff)也同样获有更好待遇，一般华工都能住在公司为他们兴建的员工住宅区，配有公车接送上下班之需要，荷兰人懂得利用华人的勤奋和对工作负责任，在工作上能信任耒为公司赚取更多经济效益，所以华工经济收入一般较好，为了他们子女的学习文化和未耒，矿工们自行组织了工会，专门处理工友们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在解决子女教育问题上，他们很早就在当地成立了工会社团，想方设法在侨团共协下建立了中华学校，从国内聘请了多位名校毕业生来执教，那时国家正处于民国政府统治下。
后来当新中国成立后，民国政府迁移台湾岛，五十年代中期华校内部董事部门与部分教师产生意见分岐，赞成改革派新政权的校董与老师们和坚持守旧派的教师们之间各分道扬镳，守旧派的校董则另起炉灶，建立了培正学校，而革新派继续管控中华学校的运作，一些支持旧民国政府的学生家长便把孩子转入培正学校，还有大部分故华人学生仍旧留在中华学校继读，有些人搬迁到新建校园。
经过七至八年开业的培正学校最终迎耒厄运，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为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培正学校只好被令关闭而停办，学生也就只有再转入中华和建新二间学校，建新学校大多数耒自福建人家庭的子女和学校附近居住的华人家庭子女就读，而中华学校的学生则来自矿工家庭和广大劳动阶层，农耕种植园工百姓家庭和从商的华人家庭子女，学生大约有二千多名，学校老师前前后后几近七八十位。
由于当时的环境，劳动阶层贫苦家庭的子女较多，校方采取了许多应变措施，调查审核后决定给予生活环境穷苦的多子女家庭缴纳减少学习费用“减费生”，再向从商的家庭子女收取多加学费“加费生”，用来平衡收入以补缺之需，这在当时来说，的确做到了教育为民，不牟求利益而服务社会的一所贫民学校，让许多贫穷学生能有就学的机会，它主要的教育经费除了向学生征收低廉的学会和建设费外，其他欠缺和必要开支多是来自学校董事会，(董事主要成员由当地经济条件较富有 的华商和热心教育人组成)和中华劳工总会联合赞助。至于每一年教科书都由来自中国驻印度尼西亚总领馆供应和赞助给学校，然后学校把书籍以优惠价格卖给学生供读之需。
当年由于我们的学校是处在县行政区，也受限于基本教学初级文化水平，又因为勿里洞的华人大多数为客家人，上初中以前老师与学生交谈是用客家话为主，直到进入中学才学习讲普通话，我所认识的校长是内出生的本地人，他早年高中曾就读于耶加达前八华学校，是位高材生，较他之前早期担任校长职务者均已有数位先贤所在，因为学校没有明确的历史记录公开，这消息来源是来自早期曾经就读这华校的乡人叙述而知，在我念小学时，因为当时学生人数有所增加，缺乏教学课室，学校规模不很大，后院还有一排木屋，二间房用来给外埠耒执教的老师作住宿之用，由于当时岛内交通和客运车辆还不多，往返需要一笔车费，有四位住校老师只能搁下家庭，到休假时才会回去与家人团聚，另外不加围壁之空间作为贩卖纸笔和储存学校用作做节目道具之用，再有角落一处是学校㕑房，专门烧火煮热水和住宿老师们用以煮食的地方，学校二旁后角落分别为男女生公厕，再往前是市郊学生自行车停放处.
由于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学校改用上，下午班制，由小学至四年级学生被安排读上午班，由早上七点至十一点，而五年级至初中则由上午十二点至下午四点，到一九五九年左右学校才修筑向前庭扩建，增加了好几间教室和办公室，把校院内，外以宽阔的建筑物墙壁和宽大可关闭的入口大门隔开，从外围墙到大门多了一层保护空间，在校院内的活动从外面难于看到，正当学校修建完毕后，有许多从建新学校的学生也转入到中华学校就读，这也许是中华学校自成立以来进入最辉煌时期，此后每一年几乎都有爱国学生以各种不同方式，包括自费回大陆深造，对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早期的许多先贤已经不在，当地华人侨领和校董考虑到教师的短缺和迫切需要，除了就地取材把本校初中毕业愿意执教的学生聘为教员，以亡羊补牢解决应缺急用之需，后来经由印度尼西亚侨总会为帮助培训教学人材，以巴中为中心设立了专门培养师资的师范班专修课程，勿里洞学校也推荐了一些成绩较优良的毕业学生去巴中继读师范班，大约在六O年代已有多位学成归来的年轻老师执教岗位，直到一九六六年印度尼西亚国内发生政变，勿里洞岛的华校和全印度尼西亚的华校同一命运，一律被令关闭，曾经历世纪风云的中华学校遭遇瞬间突如其来的汹涌波涛而沉没至今。
这间曾经为当地华人子弟造就了不少投身于为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而贡献力量的乡人，全赖于那些生活在贫苦环境中，风雨无阻地给为教育下一代人的使命而奋斗终身的老师们，今天让我们能看和读懂汉字的来之不易，让宗祖国五千年文化在勿里洞的华人乡亲中得以传承延续，始终忘不了是上一代老师们的努力汗水经历常年累月的付出和培养，让这沧海遗珠能在家乡的士地上留下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永远散发光芒，深深怀念母校。（雨林编辑， 逢光 稿于悉尼 。春初 ，2021年10月12日 ）
张柳昆：传奇之人
来源：侨友网
中国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莫村村委会留客村，有一位名叫郭安娘的印尼归侨。她是这个村唯一的印尼归侨。在这个村，她与外界的归侨群体没有任何交往，至今默默无闻“隐居”生话了63年。在海南侨界几乎没人知道，在这农村还有一位“传奇”的印尼老归侨。
已经87岁高龄的印尼归侨郭安娘
我们，海南省万宁市兴隆印尼侨友会，偶然听说有那么一位人物，因其印尼归侨的身份，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欲前往接触之，揭开其“神秘的面秒”。
于是，兴隆印尼侨友会组织了15人的队伍，于2021年9月19日上午，开车直奔留客村，拜访郭安娘老太太。
兴隆印尼侨友拜访郭安娘老太太
我们一进村，来到卢家宅，天不作美，下起了小雨。我们在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卢家旧宅避雨，顺便参现这座历经风霜的古建筑。卢家旧宅是一座砖瓦结构四合院两层房屋，建筑面积约900平方米，有大小房间10多间。房屋墙壁均无批荡，砌得整齐的黑灰色砖块裸露在外。房屋年久失修，给人予陈旧破落之感。房屋已较长时间没人居住，屋里没存下多少家俱，只有客厅还保留得较好。客厅墙上挂着十多张前辈和后人的照片，我们只有从这里翻拍一些旧照片。如今，这座建筑物，已被海南省列为省级文物加以保护。
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卢家旧宅，已被海南省列为省级文物加以保护
兴隆印尼侨友在郭安娘的老宅前合影
在郭安娘的老屋的客厅，观看卢家的老照片
郭安娘的二儿子卢海珠（中）与兴隆印尼侨友会会长蓝日兴（左）、兴隆热带雨林根艺馆董事长罗德山合影
这就是郭安娘自来到这个农村，与丈夫卢业珍住了几十年的房屋。郭安娘夫妇在这里养育了4个男孩。如今儿子们都已成家立业。安娘老太太也做了奶奶。
2003年，大儿子卢海珍和三儿卢海燕共同集资，在离旧屋约20米处，建了一座200多平方米的两层别墅式房屋。安娘老太太就与大儿子一家一起住，与儿孙过着幸福的生活，享受着天伦之乐。
左一郭安娘的孙子、中为郭安娘的二儿子卢海珠与兴隆印尼侨友在新屋前合影
左一郭安娘的孙子，中为郭安娘的儿子与张柳昆合影，后为郭安娘住的新房屋
兴隆印尼侨友会一行人，就在安娘老太太的这间新房的宽敞客厅，与老太太见面。兴隆印尼归侨带来送给老太太的礼品，有兴隆咖啡粉、椰香饼、七层糕和千层蛋糕等印尼风味食品。
兴隆印尼归侨袁银妹，还特地煮了一碗印尼咖哩，带来送给老太太。聊天过程中，袁银妹还切了一块七层糕给老太太品尝，并问她好不好吃，老太太说，太好吃了！并指着一桌的食品问她，常吃这些东西吗？她说，已很长时间没吃过。但她说，长期以来，她仍保持喝咖啡的习惯，每天要喝三杯，晚上喝咖啡一样可以睡觉。
我们与安娘老太太的聊天继续着。因她长期没说印尼话，此时，她印尼话的“瘾头”突然“发作”，印尼语的话匣子顿开，侃侃而谈。我们用印尼话提问题，她用印尼话回答。大多话题与她的经历有关。大家边谈还不时引导老太太唱印尼老歌。整个客厅“侨味”浓浓，充满欢声笑语，洋溢着祥和气氛。老太太说，很久没像今天这样快乐了。可不是吗？远离归侨群体，长期“关”在闭塞的农村的她，今日一批热情的印尼归侨老乡突现于眼前，她怎么会不高兴呢？
兴隆印尼侨友与郭安娘促膝谈心，亲情交融
郭安娘，1934年在印尼雅加达出生，祖籍广东省大埔县大麻镇。1956年，雅加达中华学校高中毕业后，到北京华侨补习学校补习，准备考大学。后因健康问题，放弃高考。在北京期间，郭安娘认识了一位，1952年从印尼锡江Makasar回国，到北京读书的海南籍学生卢业珍。一个客家姑娘，一个海南帅哥，很快坠入爱河。1958年，他俩在北京结婚。
一个客家姑娘，一个海南帅哥，很快坠入爱河。1958年，他俩在北京结婚
1933年，居住在印尼锡江的卢业珍的父亲卢修换和伯父卢修泽集资汇款回老家，在海南留客村建了一座房子，建成的房子没人居住，父亲卢修换决定叫儿子卢业珍和媳妇郭安娘，从北京回家乡去看守房屋。1958年，郭安娘就跟着丈夫回海南农村居住。郭安娘的丈夫卢业珍于2019年因病逝世。
郭安娘的父亲郭文育，在印尼雅加达开有一间杂货店，生意很好，家境殷实。郭安娘从小学读到高中毕业，仅仅是一个学生而已。作为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大家闺秀”的归侨，几十年来，如何在穷乡僻壤的农村，度过一生的大半时间，我们很想知道。安娘老太太如数家珍般地告诉我们。在农村她不仅学会了犁田、耙田等一切农活，还会养猪，养鸡、鸭、鹅。冬天，气温下降到八、九度时，还要冒着刺骨的严寒下田插秧，冻到手脚发麻。夏天，又要头顶烈日收割水稻、晒谷子。肩挑担担臭气熏天的猪粪、牛屎给作物施肥，这些都是经常要干的活，由不得你不干。就这样，几十年的摸爬滚打，把她磨炼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雅加达一个秀丽的华侨女学生，到一个皮肤黝黑的农妇，安娘要付出多大的精神和肉体的代价呀，可想而知。
虽然郭安娘在农村与印尼语言文化，几乎已隔绝半个多世纪，但她还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雅加达口音的印尼话。我采访她时，全程百分之百用印尼语与她交谈，她对答如流，没一点“卡壳”。她还会唱许多印尼歌曲，比如，lndonesia Raya (印尼国歌) 、lmpian Semalam (昨夜之梦) 、Bengawan Solo （美丽的梭罗河）、Ayo Mama （啊哟妈妈）等。兴隆印尼侨友会的印尼归侨即兴与她合唱印尼歌，与她用印尼语说说笑笑。她长期以来，几乎不说印尼话也没唱印尼歌，几十年后，竟然不会忘记，使人感到神奇。而我们农场有许多印尼归侨，因平时交流都说普通话，60多年后，就把印尼话忘光了。安娘老太太说，她刚从北京来到海南定居时，一句海南话都不会说，如今海南话，已成了她的母语，当然她的海南话会带有印尼口音。她与儿孙们交流全用海南话。她会说普通话，但带有浓重的印尼口音，像那种在雅加达常听到的普通话。
已经步入中年的郭安娘适应了海南的生活
有一件事出乎我的意科。我问安娘老太太，家乡在哪里？她说，在广东省大埔县大麻镇小留村。（我与她对话时确实还不知道她的姓）我说，我完全可以猜中她姓“郭”。她问为什么？我说，很凑巧，因为我也是大埔大麻人，我有一个姐夫姓郭也住在大麻小留村，小留村大部分人都姓郭。我说：“我跟你很有缘份，说了半天，竟然还是老乡”，她兴奋得大笑起来。她说，她还没回过家乡，但老家还有亲戚。我说：“我带你回去寻根好吗？”她说：“Takut mati di jalanan（怕死在路途中）”，大家一听，乐了，哄堂大笑。
安娘老太太是一个爱开玩笑，乐观的人。我故意跟她说：“我看你年轻时的照片，你很漂亮哦！”她说：“是呀，在学校我是校花（印尼口音说成小花）嘛！”我说：“你是客家人，却不会说客家话。”她说：“我是番婆嘛，在印尼，家里都说印尼话”。多么有趣的一段对话。多么可爱的一位老太太！
她说：“是呀，在学校我是校花嘛！”
安娘老太太分别于2012年和2014年回过雅加达探亲，过后就很少与印尼亲人联系了。在上海，她有两个妹妹，时有联系。
现在，兴隆印尼侨友会已把安娘老太太当作知己，当作好朋友了。今后，我们还会再去看望他，祝愿她长寿。
兴隆印尼小园与郭安娘亲切合影
我也和郭安娘亲切合影，祝愿她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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