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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袁世凯的印象，最早来自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这本书把袁说得一无是处，就是一个两面派，窃国大盗，没做一件好事的大坏蛋。
后来读了袁世凯的传记和一些研究文章，认为对这类反面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贴个标签一否了之，而要结合其所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深入了解其人性，全面看其一生表现，除了做坏事，是否客观上也做过好事。我觉得这样来看袁世凯，他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就是一个曹操式人物，既是“奸雄”，也是“能臣”。不是能臣，没有本事，不做一些对朝廷有利的事，怎能爬上高位，怎能成为清廷重臣，又凭什么“窃国”，成一代奸雄？
本文拟从“能臣”与“奸雄”两个方面来简要解读一下袁世凯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
“能臣”政绩
袁世凯，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1859年生于河南项城一个官宦之家，祖辈父辈先后与曾国藩、李鸿章有不薄的交情。袁世凯是六兄弟中的老四，因其叔叔袁保庆无嗣而过继给他为子。
袁老四自幼聪明伶俐，却对读书兴趣不大，连个秀才也没考上，两次以捐来的“监生”身份参加乡试考举人，均名落深山。这让他很恼火，烧了所有诗文，决定把功名从科场转到疆场: “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
袁世凯一入世就表现出善于选择的长处。他没有投奔李鸿章，知道其幕府中多的是举人和进士，自己去了难有出头之日；他前往山东登州，投靠了养父故交、淮军统领吴长庆。
1、朝鲜监国
投靠吴长庆的第二年（1882），袁世凯的机会来了。清朝宗属国朝鲜发生“任午兵变”。国王李熙之父大院君与妃子闵氏争夺权力，导致军队哗变，不满闵妃操弄政权的士兵聚众起义，攻破武器库，焚烧权贵宅第，包围王宫，闵妃出逃，大院君重新掌握了政权。
日本得知此消息，立即决定派兵侵朝，以索取更多权益。清政府为维护两国的“宗藩关系”，抵制日本介入，即派丁汝昌率北洋海军三舰，吴长庆率清军六营赴朝镇压起义，袁世凯得以随军前往。
到朝鲜后，袁世凯当上了营官。他一上任就整顿军纪，杀了七个抢夺百姓财物的士兵，并配合吴长庆诱捕大院君，将其掳往保定问罪。他率兵围攻起义士兵和平民，带头冲在最前面，鼓舞士气，将起义镇压下去，同时驱逐了前来干扰的日军。国王终能迎接闵妃回宫，重掌政权。袁世凯从此为朝鲜看重，国王单独接见他，清政府也因其“治军严肃，剿抚应机”而给予奖励。
镇压兵变后，朝鲜决定改练新军，请求清廷派人练兵。此差事落到了袁世凯头上。他亲选壮丁千人，编为“新建亲军”，用淮军操法训练。不久，国王前往检阅，发现“步法颇正，放枪亦熟”，称赞袁世凯“教练之有法”，又从旧军中选调五百人编为“镇抚营”，拨归袁训练，后来袁世凯训练的亲军达5500人。
1884年，在日本驻朝公使的鼓动和支持下，朝鲜的开化派发动“甲申政变”，刺伤和处死保守派大臣数人，日公使以保卫王宫名义率兵入宫布防。袁世凯随机应变，自行决定率千余清军闯进王宫，与日军激战，将他们赶出王宫。日军自焚使馆，逃回日本。清军护送被挟持的国王回宫，保守派重新掌权。
袁世凯的作为，清廷中有人指为“擅启边衅”，还有人揭发他豢养官妓、贩卖烟火、贪污挪用军饷，被李鸿章责令“照数认赔”。在此处境中，袁世凯为避风头，托故母病，请假离朝回国，到陈州“隐居”。
1885年，沙皇俄国插足朝鲜，勾结闵妃集团，欲变朝鲜为其“保护国”。为扼制沙俄，李鸿章决定送大院君回国，以压制闵妃势力。他反复考虑后选中袁世凯护送大院君。袁世凯此行没能达到预期效果，在朝鲜只待了十天就回国了。
为了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巩固中朝“宗藩关系”，李鸿章奏请清廷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于是袁世凯第三次赴朝。这一次，袁在朝鲜待了九年，成为朝鲜实际的“监国”。他大权独揽，颐指气使，连朝鲜派官员出使美欧都要干涉，朝鲜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也要介入。尽管他的作为遭到闵妃反对和日俄敌视，但基本上维护了朝鲜政局的稳定，有效遏制了日俄的渗透，强化了中朝的宗藩关系。在李鸿章看来，应付朝鲜复杂局面，“非袁不可”。他派往朝鲜察查的高官也认为袁世凯是不世奇才。朝鲜国王对袁的能力也大为赞赏，并送给他四个美女。
1893年朝鲜发生东学道起义，日军乘机派兵进入汉城，日、俄、美、法、英五帝环伺朝鲜，形势骤然紧张复杂，袁世凯无力应对，胆怯怕死，最后落荒而逃，随后甲午战争爆发。此属形势比人强，袁世凯虽为能臣亦无可奈何，不可苛求于他的。
2、小站练兵
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淮军与湘军也一败涂地，清军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所以战后改革军队的呼声很高，“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袁世凯是多么精明之人，他嗅出掌握军队强大自己的机会，立即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提出整改练新军计划，李看后觉得“有可取之处”，将他调入军务处。袁进京后利用家族社会关系，广交权贵，甚至高攀慈禧亲信、掌握军务处实权的荣禄，成其门生私党。不久，军务处决定“仿照西法练兵”，以中日战争中组成的定武军为基础，扩编改练。袁世凯凭着曾在朝鲜练兵带兵的经历和与朝廷重臣的关系，被奕訢、奕劻、荣禄、李鸿藻、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等共同推举，接统定武军，并更名为“新建陆军”。
定武军位于天津东南七十里的小站，原为李鸿章辖下部分淮军驻防和练兵之处，由前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1895年12月袁世凯到达小站正式接管。他将兵员由4750人扩编为7300人，采用德国的陆军制度，分步、马、炮、工、辎等兵种，一军分两翼，每营辖二、三营不等，每营官兵1128人。这一军制改革，揭开了清军编制近代化的序幕，是中国近代军制史上一个重大转折。
新建陆军的武器均从国外采购，教习也从德国聘请，教习头目巴斯森负责全军的训练和作战演习。袁对他言听计从，演习时与他各带一军，互相攻守。新军的各项规章制度也由德国教习制定和监督执行。
袁世凯在新建陆军中还建有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随营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均由德国军官担任总教习，学习时间两年，每季大考一次，一切规矩如同科场，优等者加薪受奖。袁从自己每月的薪金中拿出三分之一（二百两）作为奖学金。
为了控制士兵，袁世凯使用了“恩威兼施”的一套权术。他定出《兵丁驻扎营内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行军暂行章程》《简明军律二十条》《查拿逃兵法》等各种条规，令士兵遵守，并经常亲自检查，视情况予以奖罚。他还从精神上对士兵进行灌输，让人编写《劝兵歌》《行军歌》等，令士兵背诵。他还经常颁发“训词”，让各级军官对士兵训话，要士兵效忠朝廷，效忠自己。袁世凯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白天观操，夜晚巡营。一次，他见一军人偷吸鸦片，当场以佩刀杀之，让全营震撼。
袁世凯广纳人才，善待人才，吸纳和培养了一大批文武才俊，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北洋军阀混战是为后话），均为其手下将才。在笼络人心方面，袁世凯出手大方，只要他想笼络谁，就会奖励到让对方受宠若惊。袁的“文胆”阮忠枢，一次闲聊中对袁说看上了天津妓女小玉，想纳为妾。几天后袁世凯让阮陪他到天津办事，将他引进一小院，里面红烛高照，一个丽人端坐床前，定睛一看，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小玉。原来，是袁世凯暗中安排为小玉赎身，又买了小院，送给阮做新房。
袁世凯的成功引来谗言四起，监察御史胡景桂参奏他“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清廷派荣禄前往查办。他到小站后见袁军“整肃精壮”，“生面独开”，不禁喜出望外，把袁的问题一笔勾销，赞扬他“勇于任事……将领中不可多得之员”。第二年，清廷因袁世凯为朝廷训练出了一支能够保卫大清安全的劲旅而嘉奖他，提升他为直隶按察使。1898年底，荣禄又将新建陆军纳入拱卫京师的五大军，改名武卫右军，兵力增至一万，同时升袁为工部左侍郎。袁世凯自此声誉鹊起，身价倍增，在清政府中的地位扶摇直上。
3、变法改制
1901年11月，李鸿章去世，临终前保荐接班人: “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于是，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一步登天，当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隶即今河北，省城保定，因环抱北京，地处京畿要地，所以直隶总督位高权重，为九大总督之首，兼任北洋大臣则权位相当于宰相）。
当时，清政府感受面临巨大危机，为维护统治，宣称要改革政治、军事、教育，推行“新政”。这些都是前几年维新派要干的事，因为危及慈禧掌权，所以被镇压，现在清政府自身要来干了，袁世凯也顺势成为推行“新政”的主角。
袁世凯以封疆首吏的地位，全面移栽西方制度，设立了许多新机构，包括军政司、学校司、工艺局、农务处，巡警局、商会、银行，并在天津等大城市开展近代市政建设。同时引进西方司法制度，建立司法、审判体系。几年内，直隶成了全国实行新政的模范省。清政府还授予袁世凯全国性政务的九项兼差，让他参与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交通、电讯等各领域事务的决策与管理。
袁世凯所办新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编练北洋军。袁世凯一到直隶，就派人到各地选募壮丁六千人，创练北洋常备军。其规模从开始的左右两镇（相当于师）发展到六镇，每镇有步、骑、炮、工、辎重等兵种和军乐队，官兵定额12512人。他还创办保定军官学堂、军械学堂、军医学堂、马医学堂，一方面教给学员近代军事技术，另一方面进行奴化训练，规定学员要“忠君尊孔”，“不得妄议时政”，不准携带“新闻报纸闲书杂志”。为掌控全国新兵训练，袁世凯征得慈禧同意后成立练兵处，亲自拟定所有章程，将编练北洋军的一套办法推行到全国。1905年10月，北洋军在河间府举行秋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现代化野战演习。次年10月，又与湖北新军在彰德府举行规模更大的野战演习，袁世凯与满族贵胄铁良为阅操大臣，前来观操的中外人士有487人，袁世凯由此享誉中外。
创办巡警。袁世凯到直隶后，把“仿照西法编练巡警”也作为新政要务之一。他聘请日本警官为顾问，创办巡警局和巡警学堂，很快组织起一支五百人的巡警队，分布于保定城内外，维护治安。《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不能在天津和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世凯便将其训练的新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一半驻天津，一半分驻塘沽、山海关等处。这几支警察队伍，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现代化的警察。
兴学。早在山东巡抚任上时，袁世凯就重视教育，在济南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省立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到直隶后，又在保定办起直隶大学堂、师范学堂，还命令各州县设“劝学所”，各府设中学堂。1903年，他在天津成立北洋大学堂，并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学习。办学过程中，他深感科举制对新式教育的阻碍，于1905年联络张之洞等上奏请停科举。清廷准奏下旨，从1906年开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被废。
立宪。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袁世凯连上奏折谈立宪，建议派大臣出洋考察，又陈述预备立宪说，并提出了具体设想。他设立宪法研究所，编刊《立宪纲要》等书，还仿照日本办起了“地方自治”。1907年立宪运动高潮中，袁一跃而为激进派，奏请“赶紧实现立宪”，并列陈十事，包括皇帝昭告立宪，实行内阁会议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分设资政院、谘议局、议事会等。尽管清廷的所谓“预备立宪”以失败告终，但袁世凯主张“变更政体”、热心立宪并在直隶推行地方自治，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奸雄”劣迹
袁世凯作为“奸雄”，肯定是劣迹斑斑。这里且不说他投机取巧、过河拆桥、诡计多端、骄横专断，也不说他剿杀义和团、拉帮结派组建私党，只说说他参与和制造的三大事件中最为人不齿的丑行恶行。
1、出卖维新
戊戌维新初起时，袁世凯还没有得到小站练兵的职位，处于仕途不得意阶段。他善观风向，看到变法维新获得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的同情，有发达迹象，便不时去拜访康有为、梁启超，与他们一起喝酒，喊康有为大哥。康、梁发起成立强学会，袁积极捐款入会。他在强学会十分活跃，议办图书馆和报馆时，不仅带头捐银五百两，还四处联系募捐。
袁世凯到小站后，发现慈禧虽归政光绪却仍然事事干预，帝、后为争权不时发生龃龉。他感觉双方都有可能提拔他和惩罚他，就脚踏两只船，设法获取双方信任。他一方面与翁、康、梁保持密切联系，一方面又不断进京拜访后党荣禄、刚毅等，百般谄媚邀宠。
由于维新派推荐，光绪帝于1898年9月14日召见袁世凯，破格提拔他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袁感激涕零，叩头谢恩。离开光绪，他又登门拜谒几乎所有“老臣”，说自己是“无功受赏”，反复表白心迹，拉近与他们的感情。
尽管如此，手握重兵的袁世凯突然被光绪召见，还是引来“举朝惊骇”。顽固派“防袁有变”，开始调动部队布防京城，帝后两党进入最后决斗。光绪感觉“朕位几不保”，下密诏让康有为等“设法相救”。维新派惊慌失措，无奈之下决定由谭嗣同携密诏劝袁世凯“勤王”，“杀荣禄，除旧党”，囚杀慈禧太后。9月19日凌晨，谭嗣同来到袁世凯寓所，告诉他慈禧欲废黜光绪，请他出手相救，并说不愿救可向慈禧举报，杀了我，可得富贵。袁义正辞严说: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皇上是我们共同的主人，我们都受非常之恩，有救护之责。”谭嗣同便出示光绪密诏，向他和盘托出维新派计划。袁一听让他冒这么大风险，立刻变了腔调，以自己兵力不足、粮械子弹均在天津为由，表示需要半个月至二十天做准备。谭嗣同无可奈何，提醒他提防荣禄，他竟怒目而视: “诛荣禄如杀一狗耳。”谭又说救不救皇上请他自己决定，他信誓旦旦地说: “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深恩，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反复权衡，觉得光绪没有实权，投靠他将自身难保，慈禧掌权三十多年，树大根深，不易动摇，投靠她有可能取代李鸿章。于是，他把对谭嗣同的承诺与誓言抛诸脑后，第二天上午就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出卖维新派，把他们的计划全盘托出。当晚荣禄进京向慈禧告变，次日晨慈禧即由颐和园回城进宫，囚禁光绪，下令搜捕维新派。袁世凯积极行动，追捕维新派。最后，康、梁侥幸逃亡国外，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六君子”被捕，在北京菜市口惨遭杀害。戊戌维新归于失败。
2 、窃取民国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占领武汉，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标的辛亥革命爆发。消息传到北京，清廷惊恐万状。此前，光绪与慈禧已于1908年去世，溥仪继承皇位，其父载沣为摄政王。他不能容忍袁世凯势力的膨胀，于1909年初令其“开缺回籍养疴”，夺了他的军权。然而，北洋军自成体系，各镇军官都是袁一手培植起来的，他们绝对服从的只有袁世凯。现在南方爆发革命，中外一致认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启用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由此，袁世凯有了与清政府和革命党双方谈条件的资本。
对清政府，袁世凯表示不给我指挥军队全权和充足的军费，就无法保卫你。结果载沣不得不妥协，授其为钦差大臣，派往南方的所有军队均归其指挥，同时拨白银一百万两作湖北军费。待袁率兵攻克武汉，平定山西的滦州兵谏，又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几天后推举为总理。
对革命党人，袁世凯凭借自己掌握的北洋军与他们谈判，讨价还价，软硬兼施，谋取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当时，全国许多省区响应武昌起义，湖南、陕西率先发动起义，宣告对清政府“独立”，到11月下旬全国已有十五省宣布“独立”，其中南方就有十三省。袁世凯先是派人与黎元洪谈判，提出实行君主立宪，早日和平了结；黎则坚持共和，劝袁调转枪头，推翻清朝。此时英国出面主张南北议和，条件是停战、清帝退位、袁世凯当总统。袁为达此目的，又派兵攻陷汉阳，炮击武昌，以挫伤革命军的锐气。此后，袁世凯先后派代表到上海与革命派进行秘密和公开的谈判议和，其老师张謇等人也尽力造势，甚至充当掮客，提供密谈场所，最后双方约定，只要袁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举他为共和国大总统。
此期间，由于袁世凯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共和，全国十多个独立的省份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便磋商成立一个临时政府。适逢孙中山回国，十七省代表会议一致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闻讯很不高兴，摆出“整备再战”的姿态，暗中却加速派密使与革命党人接触，议题集中于让总统位置给袁。英俄等国也声称必由袁统一南北才予以承认。其实，孙中山早在就任前就电告袁，自己是 “暂时承乏”，一旦清帝退位即让位于袁。面对如今的内外交迫，他坦然表态: “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德，首推袁氏。”
得到孙中山的明确承诺后，袁世凯便加快了逼宫步伐。他调一支北洋军进京威慑清廷亲贵，同时鼓动党羽掀起“请愿共和”风潮，又是成立“共和促进会”，又是北洋将领联名电奏清廷，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将“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以此威胁清廷，再不退位就要攻打北京。在此高压之下，清廷接受优待条件，于1912年2月12日下诏退位。袁世凯让人在诏书中添入“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表示其权力得自清朝。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接下来，袁世凯一手导演北京、天津兵变，表示自己不能离开北京，以此拒绝前往南京就职。孙中山不得不再次让步，同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袁世凯一上台就不择手段地扩大个人权力，追求专制独裁。他视企图监督他的同盟会为最大障碍，免去了诚心与同盟会合作的内阁总理唐绍仪的职务，以武力威慑参议院，通过自己提出的内阁成员名单。后来又暗杀致力民主政治建设并带领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的国民党党首宋教仁， 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
1913年10月6日，国会开会选举正式总统。袁世凯派出大批军警临会监视，又有一千多便衣军警自称“公民团”，将国会团团围住。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通过三轮投票，袁世凯勉强当选，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也不容易。既要谋求总统位置，又要表现得不情不愿，“断不肯担此责任”；既要用武力恫吓革命党人，又不愿让人觉得自己是夺取了革命党的胜利成果；既要逼清帝退位，又不愿采取断然措施，免得落个“逼宫”骂名。面对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局面，这个老谋深算、狡诈奸滑的大政客，使出了浑身解数，以两面派手段应付各方神仙妖魔。尽管有人识破他，尽管有人暗杀他，尽管孙中山通过发声明、提条件和立《约法》限制他，又发动二次革命讨伐他，最后他还是如愿以偿，坐上了中华民国的头号交椅。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辛亥革命星火燎原，造成了腐朽的大清王朝灭亡的大结局，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可是由于革命领导人软弱、列强干预等诸多原因，最终由专制王朝大清体制内的野心家阴谋家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这实在是一场鸠占鹊巢的人间闹剧。袁世凯以“窃国大盗”的恶名载入史册，也确实没有冤枉他。
3、恢复帝制
其实，袁老四志不在当总统，人家雄心大得很，想着当皇帝呢。在他看来，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帝王坐天下，只有改朝换代，没有什么革命；辛亥革命只是给社会带来巨大破坏的血腥暴乱。他亲眼看到并非常羡慕帝王的权位与光环，把做皇帝视为人生权力、荣誉与享乐的顶峰和自己奋斗的最终目标。
袁世凯一当上正式大总统，就先后下令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废除碍手碍脚的《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把大总统的权力扩大到几乎与皇帝一样。接着，修改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连任无限制，继任人由现任总统确定。这样，袁世凯实际上成了终身大总统，成了不是皇帝的皇帝。
当皇帝不能没有西方列强的支持，所以袁世凯急不可待地讨好洋人。他在就任总统的宣言中特别声明，清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外国人在中国“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他就任大总统前后，对俄、日、英出卖了大量的国家权益。他承认英国在西藏的特权；他与沙俄订立《中俄声明》，承认外蒙“自治”；他尽管有过抵制，但还是几乎全部接受了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列强从袁世凯的卖国行为中得到好处，开始怂恿他称帝。袁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文章，称中国人“无研究政治之能力”，“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为宜”。袁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更是鼓吹中国须由袁世凯做皇帝，总揽大权。
接下来，袁世凯示意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公开鼓吹恢复帝制，为袁当皇帝制造舆论。他们甚至组织各省公民请愿团，代为起草恢复帝制的请愿书。很快，“全国请愿联合会”成立，北京城里出现了各种请愿团，有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甚至还有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请愿联合会按袁世凯意旨，要求参政院通过国民会议来决定国体。各地即加紧选出“代表”，进行所谓国体投票，结果全体拥护君主制，“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当天即上书“劝进”。袁世凯假惺惺地将劝进书退回，表示不能背弃誓言，失去信义。当天，参政院再次劝进，起草并呈进了长达二千余字的推戴书。第二天，袁世凯发布命令，承认帝位。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賀，礼毕颁发禁止反对皇帝的命令，称“国民趋向君宪……势不可遏，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把自己说成是人民拥戴的民选皇帝。12月19日，袁下令设立登极大典筹备处；31日下令明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又发行纪念金币和银币，上面有“袁大头像”，还有“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八个大字。此外，册封皇后和嫔妃、立皇储、选宫女等皇家事务也抓紧进行。
本来，人民群众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与剥削压榨就不满，从1914年开始，全国各地的抗捐抗税此起彼伏，山东、山西、直隶、甘肃、河南都发生了农民的反抗斗争，有的甚至焚毁县衙，杀死知县。孙中山于1914年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目标就是推翻袁世凯，建设民国。他发表《讨袁檄文》。说袁世凯“既忘共和，即称民贼”，号召“戮此民贼，以拯吾民”。他在上海发动肇和兵舰起义，因力量单薄而失败。然后，他联络云南李烈钧、广东陈炯明准备武装反袁。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的消息传出，更是引来全国大哗。认清袁世凯真面目的梁启超联络自己的学生、曾任云南总督的蔡锷，潜出北京，回到云南，组成讨袁的护国军，起兵讨袁，宣布云南独立，并挥师攻入四川。袁世凯调十多万军队去镇压护国军，因军心涣散而节节败退。随后，贵州、广西、陕西、浙江、广东等省先后宣布独立，湖北、福建、安徽等地，都有中华革命党人的活动。
随着反袁斗争的发展，列强对袁世凯的态度也有了变化。日、英、俄等国担心动乱会影响在华利益，警告袁，要他“暂缓改变国体”，“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陷入困境后，袁乞求日本援助，日本政府断然给予拒绝。
袁世凯的亲信们此时感到复辟帝制行不通，不愿与袁同归于尽。段祺瑞托病退隐西山，冯国璋在南京拥兵观望，徐世昌辞职而去，大多军政长官也按兵不动。袁世凯集团至此分崩离析。
“无可奈何花落去”，袁世凯在内焦外困、众叛亲离的窘境中，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4月下令恢复内阁，自己仍赖在总统位置上。他在撤销帝制的申令中，避而不谈自己幕后操纵恢复帝制，却说自己本不想当皇帝，是国民代表一致推戴，他没有办法，才以筹备为借口拖延，并没有真正实行。最后他自称“本大总统”，强调“有统治全国之责”，对目前的混乱不能不管。
袁世凯企图重演辛亥革命时“南北议和”的老戏，来结束独立各省的反抗。然时移事易，人们已经看透了他的本质，再也不会上当受骗。他不肯下台，全国舆论鼎沸，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一大批国会议员和社会名流也纷纷通电，指出袁“盗国奴民”，“久已丧失总统资格”，“无非忍辱一时，思为卷土重来”。全国的反袁武装斗争也日益高涨，独立各省联合成立“中华民国军务院”，筹划成立政府，并断然拒绝袁世凯提出的议和条件，一致表示袁必须退位，否则无协商之余地，稍后又提出将袁“驱逐至国外”，“抄没袁世凯及附逆十三人家产”。海外华侨也纷纷通电声讨，要求“执行国法”。
袁世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决心以武力维护自己的地位。他调整北洋集团内部力量，成立新内阁，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欲以段团结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力量，又发起召开未独立省份代表会议保自己留任总统，但都没有达到目的。而且他发现段祺瑞、冯国璋正袭用他逼迫清廷退位时的一套办法来对付他，因而十分沮丧。
四面楚歌，一筹莫展。袁世凯“形神颇瘁”，“面目黧黑，且瘦削，至不可辨认”，“失其自信勇断之力，仅存一形骸”。事已至此，他仍然不肯放弃一点权力，还要亲阅所有紧要文件，躺在躺椅上批阅公文，不能执笔了又要人代为批答。
全国的反袁怒潮继续涌动，山东、湖南等多省爆发反袁起义。袁安排在各地的亲信或宣布独立，或公开倒戈，或宣布“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讨袁的电报、要其退位的函件也纷至沓来，袁忧愤成疾，再也支撑不住，终于病倒。经医生诊断，他得了尿毒症。由于治疗不当，病情骤然恶化。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怀着仅坐83天皇位的遗憾，以及对全国反袁斗争的恐惧，对亲信背叛的怨恨，对列强遗弃的怨怼，离开了这块他曾经呼风唤雨的中华大地，时年五十七岁。
结语:
袁世凯一生，兼为能臣与奸雄。作为能臣，他的政绩只是对清王朝而言，与人民没有直接关系，老百姓从他的政绩中没有得到实际好处，他也压根没有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初心。作为奸雄，他的劣迹给列强扩大在华利益带来机会，给国家给民族带来动荡与混乱，把中国的历史往回拖了一大截，而且后患无穷，他死后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
袁世凯是中国从帝制到共和转型时期出现的一大怪胎。他本为帝制中人，眼见皇帝威权，又亲历帝制消亡与共和新生，由于手握兵权，不禁野心生长，欲坐上龙椅，尝尝皇帝的滋味。然而他误判了形势，辛亥革命促成民主思想高涨，走向共和已成中国大趋势，此阶段开历史倒车，恢复帝制，尽管他有本事，有手段，够狠够凶，但肯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以失败告终。
从另一方面看，袁世凯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有其必然性。几千年专制制度已将绝大多数国人驯化奴化，一下子改变成共和，大多数人还不适应，帝国体制中人也不习惯。帝制下的人还在，心没变，帝制的土壤依旧肥沃，所以冒出一个袁世凯，并不奇怪，而且似乎理所应当，鼓吹恢复帝制的杨度就曾撰文，说民主共和造成了民族危机，只有实行君主制才能救中国。在他心目中，袁世凯还成救中国的英雄了。
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早在袁世凯去世那一年就发表文章，指出袁“废共和复专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他的意思是袁复辟帝制有某种“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呢？他如此分析: “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恶因”。他尖锐地指出，“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其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
到底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先生的观点真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中国人民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迎来了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迎来了工人阶级政党的诞生，中国的历史终于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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