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文化和社会》即将付梓之际，作者郭伟民嘱我写一篇书序。郭伟民的这本学术著作大约写作于2007~2008年，这是他在北大博士课程学习的最后两年。写作过程中，他有时会就一些问题和我做些讨论。但通常都是他说的多，我听的多。原因很简单，郭伟民长期在当地从事田野考古工作，资料远比我熟悉，认识自然也深刻。不过，因为有了这么一个过程，他提出要我为本书写序时，我就不好推脱了。
从整个新石器文化格局的角度看，长江中游文化是参与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加速发展的中国文明形成进程，并发挥重大作用和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文化区之一。但是，要搞清楚长江中游文化为什么能够如此程度地参与了中国文明形成进程和作出如此重大贡献的问题，就需要进一步追问这个地区内的文化及其背后的社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而这个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材料的支持。澧阳平原作为湖南新石器考古的重点地区，当地的工作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汉东地区也一直是湖北新石器考古的重点地区，哪怕是配合三峡水库建设的考古任务再繁重，这里的工作也是尽最大可能地坚持进行着的。因此，无论是对学术问题的逻辑思考，还是对资料丰度的现实评估，结果都收束到了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这样一个范围。
结合郭伟民的这本书，我想从两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考古学文化研究是社会研究的基础
考古学物质文化面貌的分析梳理之于了解历史的作用大约主要有三：第一，为所有历史问题的考察提供年代框架；第二，为发现和把握社会结构提供线索；第三，为理解社会演进过程提供宏观的文化背景。考古学是通过实物遗存来复原历史的。因此，这3个作用就决定了文化面貌的分析是考古学研究的起点或是最基础的领域。如果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积累得足够多，则可以借鉴并比较快速地进展到其他领域，反之，就必须老老实实从这个起点开始。而随着考古工作逐年开展，新资料不断被发现，我们却发现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分期和各区域之间文化关系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越发复杂起来了。当然，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更细节的层次。例如在10多年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是大溪文化的总体分期及其与屈家岭文化的关系等，现在困扰学者的则是不同地区大溪文化分期的不同步性及其原因等问题。因此，本书首先用较大篇幅对这两个地区的文化面貌进行分析，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综合现有资料，在大约距今14000年前后，澧阳平原开始了新石器文化进程。新近在发现的华垱、八十垱遗址下层等遗存中，石器可见继承当地旧石器晚期小石片石器传统特点，也出现了陶器等新的文化因素，但若全面把握这个阶段的文化面貌，还需要再做工作。此后的文化过程就比较清楚和连续了，从早到晚依次为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其中，如皂市下层、大溪等文化内还可以进一步分期。我曾经观摩过这些资料，感觉上这个序列已经没有明显缺环，相应的14C年代数据也是紧密衔接成串的。汉东地区相当于彭头山至皂市下层阶段的遗存发现尚少。但此后自边畈文化开始，经大溪、油子岭、屈家岭至石家河诸阶段的文化过程也很清楚。
虽然长江中游地区在史前中国文化的大格局中自成体系，但作者通过深入细致的比较分析，揭示出的这个大区内的文化发展运动过程却是异常复杂。澧阳平原的文化内容上曾经以本地因素的承传演进为主流，但其间也发生过几次与其他地区文化的明显交流互动。主要分布在洞庭湖以南的高庙文化参与了皂市下层向汤家岗文化的转变。大溪文化与外界交流的程度明显加大，在其第二期时，有明确的来自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影响，第三期中又可见到来自东方的薛家岗乃至崧泽文化的因素。根本上改变了澧阳平原当地文化发展方向的事件发生在当地的大溪文化四期，按照作者的说法，是由汉东地区的油子岭文化完成了对澧阳平原的文化整合，从此以后，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同步发展，从而奠定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共同体的基本格局。汉东地区的文化过程和澧阳平原的情况相比有很大不同。作者推测这里发现的所谓土城下层遗存，其渊源应当是城背溪文化，而城背溪文化又是从彭头山文化发展而来。当然，目前这个时期的资料太少，这个有关传播路线的推断还需要进一步证明，但若说汉东地区这个阶段的文化是长江中游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当是没有问题的。对于此后边畈文化的出现，作者则认为与本地的彭头山文化的大传统无涉，应当看成主要是汉水中游地区文化南下的结果。本源属长江中游本土文化系统的大溪文化的出现，再次颠覆了当地的文化传统。鉴于汉东地区大溪文化的地方特点，作者参考了相关研究者的看法，将这个地区的大溪文化称为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其年代大致相当于大溪文化的前半段或第一、二期。在整个长江中游地区里，油子岭类型是个快速发展并开始对周围地区产生深刻影响的地区类型，其本身也因快速发展和积累导致了在相当大溪文化后半段时形成了新的整体风格，鉴于此，一些研究者干脆将这个阶段命名为油子岭文化。油子岭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在文化面貌上整合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
二、社会研究是考古学的目的
长期以来，探讨史前社会进程的研究主要是在一种可以称之为一般进化论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其要义是将各地史前社会的发展都看作一个从简单走向复杂的普遍过程，不同阶段有其共有的特征。关于这些特征，过去曾经以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等社会发展史的概念为标记。塞韦斯的酋邦理论影响后来居上后，聚落等级数量的多少就成为一些学者判断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准了。例如聚落分为三级，社会尚处在酋邦阶段，如果可以划分出四级，则社会就进入了国家阶段了，等等。虽然酋邦理论较晚产生，但和摩尔根理论的思路如出一辙。受到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现象的启发，部分中国学者提出在这种多元文化现象背后各地方社会的发展未必都出于相同的主要原因和遵循相同的演进方式，从而提出针对每个区域进行个案研究的思路。近些年来，这个研究思路似乎得到比较普遍的认同，但成果却不多见。主要原因是当考古学进入社会复原领域的时候，却蓦然发现已有的主要为了解决年代学和文化面貌等问题积累起来的资料很难支持这种研究，不得已，只能停留在一般过程这种较宏观的层次上讨论问题，而难进一步开展微观层次上的比较分析。
比较起来，澧阳平原史前社会的考古资料是目前积累较多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八十垱遗址的发掘中已经反映出当地的考古学家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城头山遗址的发掘更是把目的直接指向了揭露这个聚落的结构。此后的鸡叫城等遗址上开展的工作继续了城头山工作思想。与此同时，为了获得复原社会生活其他方面情况的植物、动物等所谓自然遗存取样和科技分析工作也开展起来，且越来越呈现出规模化、系统化趋势。汉东地区的态度鲜明的聚落考古大约是由80年代后期石家河遗址群的工作带动起来的，后来工作的步伐虽然有些停滞，就资料而言，这个地区的还算丰富。这样，就为本书进行两个地区社会发展过程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基础。也正因为如此，详细探讨长江中游这样一个参与了中国文明形成总进程的大区域内部的比较具体的社会进程的学术理念，才可以得到实现。
考古学对古代社会的复原，特别是对史前社会的复原，主要方法是聚落考古。所谓聚落，在考古学的角度大致可以和遗址等量齐观，遗址又大致可以看作一个社群或社区这种社会单位的遗留。所谓聚落考古，就是把一个遗址作为一个整体，从设计田野考古工作计划开始，需要在整个工作中始终贯彻整体把握遗址的思想，以便进而讨论这个社群或社区各方面内容。也即聚落考古研究大体上分成两个步骤，首先是对遗址结构的把握和描述，然后是对这个结构中各种关系的求证与说明。如果再将一个地区不同时段上的这些情况串联起来，就可以获得有关这个地区社会长程进程的认识。作者在继澧阳平原和汉东地区文化面貌的分析比较之后，进而探讨其背后的社会发展变化问题的研究思路，也正大略如此。
对遗址结构的把握和描述，又可以分成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层次指的是聚落之间乃至聚落群之间的结构关系，微观层次指的是聚落内部结构。基于丰富和翔实的田野考古资料，作者总结出澧阳平原聚落演变过程大体可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大溪文化之前，澧阳平原典型的聚落为环壕聚落，内部无分化，其分布松散，看不出中心，彼此间也无明显差别。作者称这种形态为散居型分布，应当是自旧石器过渡为新石器以来漫长过程中，当地文化基本独自发展中衍生出的人群的经济活动内容与环境特点长时间里磨合适应的自然结果。第二阶段，进入大溪文化之后，聚落数量增加，呈沿河流的带状分布。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大溪文化农业技术进一步发展，农业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地位越发突出，所以在聚落环境的选择也就带有了更多的一致特点。大溪文化时期聚落数量明显增加，意味着澧阳平原的人口总规模扩大，社会关系也就随之复杂起来。沿河流分布的聚落可以划分为2~3个聚落带，各有1~2处规模较大、地位突出的中心聚落，位于澹水流域的城头山聚落甚至还修建了环壕和城墙。与此同时，聚落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通过墓葬的研究可知，大溪文化继承汤家岗文化的埋葬习俗，一个聚落的死者分区埋葬，这应当与其生前所属血缘继嗣组织有关。如此进一步意味着聚落生活的基本单位是这些继嗣群。而对墓区之间各种现象的进一步比较发现，这些群体之间已经出现了财富占有、权利掌控等方面的分化。但现在尚不清楚的是，大溪文化阶段，澧阳平原与外界的交往明显多起来了，但这些文化往来的背后，有无社会政治经验的交流。第三阶段，自屈家岭文化开始，澧阳平原的社会复杂化进入一个新阶段。至石家河文化时期，澧阳平原的聚落数量持续增加，聚落面积普遍增大，空间分布已经突破了原有的自然环境的约束。屈家岭文化的聚落分布大致为东西两群，城头山和鸡叫城分别是各群中最大，也是城、壕倶备的中心聚落。聚落内部结构更加复杂，社会分层现象明确。石家河文化是屈家岭文化的继续发展。这个时期，聚落分布已经遍布整个澧阳平原，但城头山城址衰落，而鸡叫城附近遗址密集，后者俨然成为整个澧阳平原唯一的中心地区，作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聚落集群。鸡叫城取代城头山是从屈家岭文化一期偏晚阶段就开始了，可以聚落上修建城垣和宽大环壕等一系列大型工程为这一过程开始的标志。最近还在鸡叫城外围发现了一套多重环壕和放射性沟渠组成的网络系统，既有防御功能，也有抵御水患的作用，也许还兼有规划、管理农田的作用。鸡叫城在整个澧阳平原地位的突出，以及通过开展大型工程所体现的对大面积人力资源的掌控等现象表明，整个澧阳平原已经出现了强有力的政治一体化。更大范围的玉器等贵族资源的交换流通网络、宗教或意识形态意味的人工制品在各地的交流互见，则进一步表明澧阳平原的政治体与外界联系密切起来。当然，与聚落的集群化同步，聚落间等级分化和内部社会成员地位分化也持续发展扩大着。
由于澧阳平原是相对封闭的环境，这里的社会演进在相当长时间里是比较独立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不能说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但从各方面看，这种影响的程度不大。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地方社会“自主地”复杂化进程的实例。在这个实例中，我们看到一定规模的继嗣群是社会最为基层的单位。从八十垱、彭头山等聚落内房子和小片墓葬间隔分布的状况看，这种继嗣群是由若干核心家庭结成的扩大家庭，而若干这种扩大家庭结成了聚落。在彭头山文化中，扩大家庭的经济独立性还不高，八十垱聚落内发现独处的仓储区，最有可能是整个村落的共有财产。就算每个仓储有其具体的所有者，但它们被集中安排在聚落内一个区域里，怎么说也意味了“私有”的观念尚不突出且没有被坚决捍卫。但从大溪文化开始，墓区之间的差别表明在扩大家庭的层次上社会产生分化，聚落内也再不见公共仓储区这类设施了。扩大家庭层次上的分化在以后的时间里持续发展，分化程度越来越烈，但没有证据表明在这种扩大家庭内部也发生分化并因此产生分裂。因此，这是一个十分稳定的社会层次。也因此可以推测出，社会复杂化的各种经济内容、政治秩序等，都是在这个社会层级之间以及以上的层级之间展开的。
汉东地区的资料和澧阳平原相比，在系统性和全面性上差很多，例如基本缺失油子岭文化阶段之前的聚落资料，以致无法讨论当地社会长程的过程。但汉东地区的范围大于澧阳平原，所处环境的开放性也远高于澧阳平原，文化环境复杂多变，这个地区内的文化传统经过了几次外来冲击和重构，表明其社会的自主性发展未必总是主旋律，而是可能多次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下出现变奏、改调的情况。根据现有的资料，作者认为汉东地区自油子岭文化出现以后，当地才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文化传统。经过一段不太长时间的积累，大约在屈家岭文化确立的前后，当地社会的复杂化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其标志是石家河超大型城址的建设。此后汉东地区的社会进程大约可分成两个阶段。在屈家岭文化时期，汉东地区的聚落可以明显分为3~4个聚落群，一群之内一般会有一座大型中心聚落。这种聚落如屈家岭遗址等，规模明显大于澧阳平原的城头山和鸡叫城。此后，石家河聚落群显然主导了汉东地区的社会发展。至迟在刚进入石家河文化时期，围绕石家河城址迅速聚集起众多聚落，形成一个超大型的聚落群，而原来的几个聚落群较为平均分布的聚落人文景观此时已经不复存在了。仅从这种空间格局，也能认定已经出现了一个统合掌控能力覆盖整个汉东地区的社会中心。
进一步对比分析汉东地区与澧阳平原的情况发现，汉东地区的社会基层与澧阳平原者很相似，也是以扩大家庭为最基础单位的，这在屈家岭、肖家屋脊等遗址的墓地上都可得到证明。这些墓地内都可见到和澧阳平原所见相似的分组的现象，当与生前所属血缘单位有关。作者认为邓家湾墓地是按照等级而非血缘关系安排布局的。这一点其实可以商榷。因为前面我们谈到社会成员的分化正是在扩大家庭这一社会基础单位之间产生的。而邓家湾墓地位于社会发展程度最高和最复杂的石家河城内，不同墓组间呈现的财富差异未必就是血缘关系被彻底破坏的表现，反之很可能反映的是石家河城内社会基层单位之间更为剧烈的分化程度。再综合石家河城址大型宫殿区、专门的宗教活动区和大量宗教礼仪专用陶器的生产等现象，以及石家河超大规模的城垣工程等现象看，汉东地区社会复杂化的程度明显高于澧阳平原。后者的范围里出现了大量来自汉东地区的文化因素。在文化关系上，汉东地区也是强势。并且恰好在这个时期，澧阳平原的聚落群从两个变为一个，整合出以鸡叫城为中心的区域社会。这个演进结果也许是澧阳平原社会复杂化自主进程的必然，却也很难否认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没有掺杂进来自北方的压力动因。因此，作者据此认为，此时以石家河城为中心的汉东地区实际已经混合或掌控了包括澧阳平原在内的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后者也首次作为一个整体，开始参与史前中国文明的总进程。我以为，这是很有道理的。
进一步的问题还有两个。一是长江中游地区是以何种方式、在哪些层次、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史前中国文明化总进程的？二是在长江中游内部，汉东地区何以能够后来居上，快速发展，终于主导了长江中游的社会动向？如果考虑到长江中游自屈家岭文化以来的文明化进程是在和长江下游、黄河中下游社会的广泛纠缠互动中发展的情况，则这两个问题实际互为表里，无非侧重不同。因此，作者推测，汉东地区的快速发展，应当和它的地理环境有关。汉东地区位于长江中游的北缘，面积大，又是一个开放的地理空间。位置偏离文化区的地理中心，意味传统力量相对薄弱和发展演进中易于生变；开放意味着外来致变的原因多；空间大，意味着可以整合和积蓄更多的力量，在区域对比中占据优势。种种因素反而导致了偏居一侧的汉东地区最终成为长江中游文化和社会的中心这一历史后果。这也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说到这一层，还只是指出了地理环境和历史结果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而真正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关联性的具体内容。对于深入认真地复原重建社会历史还时日不长的中国考古学而言，要解答这个问题，显然还要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很长的路要走。这是本书提出来的，既是留给学术界，也是留给作者自己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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