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战国早期曾国的君主使用的黄金食器。1978年，当那座尘封两千多年的曾侯乙墓被打开，轻巧精致的金漏勺就与盛放它的金盏一起，静静地躺在墓主棺木之下。显然，这是一套配合使用的食具，或许曾侯当年就曾用那件金漏勺，从金盏里捞取汤汁中的食物。供图/湖北省博物馆
勾践灭吴后不久，越国一名相当于卿大夫的巫祝去世。他的后人将一枚带有圆环形玉耳的金舟放在长方形漆盒内，连同对逝者的哀思一起埋入黄土。浙江绍兴306号战国初期墓出土的这件玉耳金舟，是目前所知古代中国最早的金制器皿，从外形上看，似为带有礼制性质的饮酒用具。供图/浙江省博物馆
这件1958年在北京昌平定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金丝冠，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帝王金冠。它由直径仅0.2毫米的金丝编织而成，孔眼均匀，薄如蝉翼。后山攀附的两条蟠龙，呈二龙戏珠状。尤为精绝的是，龙身采用掐丝、垒丝、码丝、焊接等方法塑造成型，如果拿放大镜仔细观察，甚至能清晰地数出8400片龙鳞。供图/北京市定陵博物馆
执壶是一种由西亚传入中国的器物，在唐代被称为“注子”，用来盛放酒、水等液体。常见的形制是一侧有弧形把手，一侧有上翘的流口。咸阳发现的这件唐代缠枝花飞禽纹金执壶，采用捶揲工艺制成，外壁饰满鸳鸯、蔓草、仰莲、金龟等纹样，盛唐富庶、开放的时代气息在它身上展露无疑。 供图/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这件元代酒器出自江苏苏州吕师孟墓，金盏口径5.2厘米，重131克，黄金成色高达92%。四出菱花式的设计活泼生动，衬以满地装饰的莲花、石榴、宝相花，高低起伏，造型丰满，显示出制作者的深厚功力。 摄影/韩祥
唐人豪饮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就连酒器的制作也是匠心独运、精益求精。这件出土自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的唐代金铛，是皇室贵族家中用以温酒的器具。它通体捶揲成型，内底、外壁以细密的线条装饰出异兽、蔓草、鸳鸯等图案，洋溢着富丽堂皇的王者气象。
这件江苏苏州吕师孟墓出土的如意金盘，堪称元代苏州地区大师级佳作。它的创造者名叫“闻宣”，这个出身民间的手工艺匠人，将传统修养和创新精神融入金器设计，以突起的如意云纹，搭配阴线浅錾的石榴花、宝相花，营造出优雅大气、繁缛富丽的奢华气息。
有别于豪门大户追求的富贵绮丽之感，宋元以后的文人雅士，将艺术与江南地区的秀润景色相融合，连闲暇之余把玩的金器摆件也呈现出一股清新淡雅的书香气质。上图是苏州张安晚家族墓出土的金蝉玉叶，羊脂白玉的温润将黄金固有的富贵感巧妙中和，精致中透出婉约的美，令人惊为天成。
这是东汉彭城王使用的奢侈品，1970年在江苏省徐州土山汉墓出土。它整体造型如同神兽，通体鎏金，并镶嵌红珊瑚、青金石、绿松石等，色彩绚丽，构思巧妙，其精湛的做工，代表了东汉时期鎏金和镶嵌工艺的最高水平。
几场小雨过后，七月的江南却未有一丝凉爽之意。天气湿热难耐，而窗外聒噪的蝉鸣，让坐镇润州丹徒的浙西道观察使李德裕，更加焦虑不安。他派去扬州一带采办黄金的官差迟迟没有回音，一想到要尽快赶制20件上好的金银妆具送往京城，李德裕便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难安。
这是唐敬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安史之乱后，北方的官府工匠、富商大贾纷纷举家南迁。唐王朝的经济中心发生变化，连首都长安的许多物资都主要仰仗南方供应。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金银集散地，扬州每年要向唐朝中央政府缴纳大量贡赋。《新唐书·地理志》记录扬州物产时，首先提到的土贡就是金银。《田传》中也说：“东南扬为大，刀布金玉积如阜。”
丹徒与扬州隔江相望，自盛唐始，已逐渐发展成为商贸云集的江南重镇。虽土产多绫纱，少金银，但也不至于拿不出一星半点。李德裕之所以舍近求远，派人赴扬州购买原料，实属无奈。
润州自镇将王国清兵乱之后，前任观察使窦易直倾尽府衙所藏金银，赏赐将士，导致官府开支甚为拮据。之后，时任御史中丞的李德裕因与牛僧孺、李逢吉等人不和，被排挤至此。上任以来，他以身作则，躬行节俭，把种种不利于民的旧俗流弊一并革除，唯独有一点——进奉，让这个上任不久的地方官时时感到力不从心。
唐代自代宗即位后，地方官府进奉之风甚炽。每到元旦、端午、冬至和皇上生日，各地官员都要贡献财物，名曰“四节进奉”。德宗时又新出现月进、日进、助军、助赏等各种名目。不仅皇帝频频下诏公开索奉，各地官员更是把原本打算上缴国库的财物，进献皇帝私用，以表忠心。代宗时，平卢节度使平乱扬州时大行杀戮，掠夺财物，于大历三年（768年）三月朝贡京师，贡品中仅金银器就达50件。这个善领圣意的地方官，果然如愿升职，并从皇帝那里获得“忠朴干勇”的褒奖。文宗时，淮南道节度使王播曾三次进奉金银器，共达5900件，数目之巨令人咋舌。今天在长安及附近地区出土的唐代中晚期器物，有一些刻有地方官员的官职姓名，并以“进”字结尾，应当就是贡品。西北工业大学出土过洪州刺史李勉进奉的鎏金双鱼宝相莲瓣纹盘。蓝田杨家沟村出土过“桂管臣李杆进”的鎏金银盘。西安北郊坑底寨发现的鎏金双凤纹银盘，盘底錾刻长长的铭文：“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裴肃进。”此前裴肃在常州刺史任上，就曾向唐德宗进奉过金银器，并因此而升迁为浙东观察使，这件鎏金银盘就是尝到进奉甜头后的“再接再厉”。
作为江南商贸重镇的地方官，李德裕自然也不可免俗。这20件金银妆具的进奉任务压在心头，让他多日来忧心忡忡、食不甘味。不久之前，他才奉旨为皇上赶制了一批耗银9400余两的银子。而当时的浙西道，灾旱相继，元气大伤，官府开支捉襟见肘，府库储备的白银一共也不过二三百两。纵然浙西不乏能工巧匠，却也难为“无米之炊”。李德裕只得东拼西凑，到各处置办材料，勉勉强强备足了数目。不料，刚刚松了口气，皇上又再次下旨，令造金银妆具20件，预计耗银13000两，黄金130两！
李德裕左右为难，他既不能违背圣意，又不可过度盘剥百姓，亏空军饷。思前想后，忠心耿耿的他最终下令将四节进奉给本道的金银合并，造成两件献到宫中，并差人快马加鞭赶往淮南，购买黄金白银，打算“旋到旋造，星夜不辍”。
用黄金造进奉之器的非此一例。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唐代用于进奉的纯金、饰金器物种类繁多，除金铤外，尚有各种金樽、金碗、金盆，以及通体或部分鎏金的银盘、银盒、银瓶、银壶、银妆奁等。就在浙西道奉旨进奉金银妆具的第二年，唐敬宗又命令户部侍郎崔元略将储藏在国库的7000两金器转入内库，以供赏赐之用。
为何唐代皇帝会对黄金做成的器物怀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西汉时一个名叫李少君的方士说起。
吃金用金，长生不老
公元前133年的一天，李少君应召入宫。此人原本是深泽侯赵将夕家中主管方药的舍人，自称70岁，身怀不死之术，能用丹药使人返老还童。凭着这一看家本事，李少君在京城骗了不少钱财。这一天，汉武帝把他召进宫，拿出宫中珍藏的青铜器，问少君是何时之物，少君端详片刻说：“此乃齐桓公十年陈列于柏寝台的铜器。”武帝命人查阅铜器铭文，果然如此。这时距齐桓公离世已有五百年之久，李少君一语震惊四座，宫中上下皆以为这个新来的方士有数百岁高龄，乃世间神人。汉武帝从此对他尊崇有加，言听计从。
一日，李少君进言道：“陛下要得道成仙，首先必须祭祀灶神，然后可从丹砂中炼出黄金，将黄金制成饮食器就能延年益寿，这样就可以见到海中的蓬莱仙人。见之封禅，则长生不老。”汉武帝听罢，深信不疑，他亲自祭祀灶神，并按李少君所言，下令炼金。
这是黄金用于延年益寿的最早记载。即便后来寻仙未果，少君中道病逝，汉武帝依然坚信这位神通广大的方士并未死去，只是羽化升仙罢了。自此之后，以黄金为饮食器的风尚便在宫禁之内大行其道。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拜金之风已兴，只不过取向不同。战国有“齐人攫金”的笑谈：说齐国有个贪恋黄金的人，心痒难耐，一日直奔金店，一把抓住黄澄澄的金子就夺门而出。奉命逮捕他的差役非常惊奇：“大庭广众之下，你怎么就敢如此胆大妄为，公然抢夺别人的黄金？”此人回答：“我拿的时候，只看见了金子，没看见人。”
齐人攫金，只为求财，尚未萌生借此成仙的贪念。那时黄金主要被当作财富的象征，与数量庞大的铜、玉、骨器相比，商周高级贵族对黄金制品甚至并未表现出太多的兴趣，至多只是用极薄的金叶、金箔，配饰棺椁、车马和日用器物。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境内多金矿的楚国，率先把黄金铸成固定形态，用于礼聘、赏赐和大宗交易，黄金的地位也因与财富挂钩而大大提升。金带钩、金剑具、金制车马器等大量涌现。甚至在战国初年，曾国国君乙和越国一个相当于卿大夫的巫祝为了彰显身份的尊贵，不约而同地选择以黄金器皿陪葬。然而，即便如此，先秦时期，黄金的价值也依然局限于王权和财富意义。
公元前219年，痴迷于不死之术的秦始皇派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入东海寻找返老还童的灵方，自此之后，一股封禅求仙的热潮自上而下在秦汉王朝弥散开来。世人“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背天地之宝，求不死之道”。他们在目所能及的范围内大量刻画仙人异兽图案，“千秋万岁”、“长生无极”、“寿如金石西王母”成了汉代铜镜、瓦当、画像石上随处可见的吉祥语。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方士李少君隆重登场，中原地区黄金容器制造的时代也就此拉开序幕。
最先享用这一盛宴的自然非帝王莫属。按汉代法令，金器制造由官府掌控，享用金器被严格限定在宫禁以内，即便身居高位的官僚，迫于礼法所限，对金器也是忌惮三分。光禄大夫贡禹就曾对汉元帝说过这样的话：“臣禹尝从东宫，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非所以赐臣下也。”用金银装饰的杯案尚且不可赏赐臣下，纯金器皿就更不必说了。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东汉光武皇后的弟弟郭况就无视禁令，“累金数亿”，府上甚至有武士专门看管地窖储藏的黄金。他依仗家族的特殊地位，号令童仆四百人在家中私造黄金器皿，所发出的冶炼铸造之声响彻整个京都和市郊。以至于时人这样形容郭况的造金工程：“郭家府上，不下雨也打雷。”
时间回到唐代，求仙问道的风气愈演愈烈。李姓皇室不但自诩为老子后裔，以颁布诏令的方式，将道教列为道、儒、释三家之首，而且几乎全盘接受了汉魏统治者“以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观念。于是各种食金事件不时发生。
长庆四年（824年），唐穆宗因饵食金石之药暴毙，代行裁处军国政事的皇太子李湛，在太极殿登基继位，是年16岁。这个年幼的皇帝在嬉戏废政方面丝毫不亚于他的父亲。痴迷方术的他，听信道士刘从政等人的谗言，坚信“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一心想靠服食金玉仙丹，达到长生不老的效果。有一天，在敬宗面前颇为得宠的道士杜景先，主动要求到江南寻访异士。途经浙西时，杜景先谎称发现一位年过数百岁的隐士，敬宗听闻大喜过望，立刻派高品、薛季棱前往润州，接高人进京，并下诏让李德裕派公车迎送。
李德裕趁传诏宦官回京之际，上书劝阻，然而收效甚微。执迷不悟的唐敬宗依然派大量方士前往江南采药炼丹。对他来说，既然黄金有使人长生不老的神效，那么最好的方法便是既用金器，照服金丹，最好连炼丹所用的锅，都是黄金造就。1970年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唐长安城兴化坊内发现一处唐代窖藏，其中有一件带提梁的金锅，内底墨书八字：“旧泾用十七两暖药”，这件金锅就是用于温热丹药的器具。可见，对黄金痴迷到此等地步的，远不止李湛一人。
皇帝一声令下，李德裕只得差人前往淮南，置办金银妆具的加工材料。但他内心依然纠结，作为吃皇粮的地方官，为皇帝分忧是分内之事，但眼下浙西道本已财政困难，百姓生活疾苦，130两黄金，13000两白银，若向下摊派，无疑是雪上加霜。李德裕思前想后，最后上奏，请求废除浙西供奉金银器的诏令。
唐敬宗是历史上有名的玩乐皇帝，李德裕抗旨不遵，上表“拒供”，很可能会断送了政治生涯。还好，《旧唐书》上说，敬宗居然“准赦不许进献”。
不知道李德裕从扬州买回来的那批黄金后来做何用途，但从出土文物上可见一斑。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曾经出土过一件带有“浙西”铭文的鎏金双鸳团花银盆，应属浙西道官府进奉之物。浓郁的世俗气息，从盆壁内外装饰的鸳鸯嬉戏纹中透射出来，这显然与佛教清静寡欲的氛围格格不入。它不像专为浴佛或僧侣日用而制，或许是皇帝一时兴起转赠寺院的施舍品。
在此之前，江苏镇江丁卯桥也发现了一处中晚唐时期的金银器窖藏，其中有两件鎏金凤纹花瓣形银盒，器表錾刻曲颈展翅的一对凤凰，另有奔鹿16组、鸿雁32只。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也出土过多件银盒，均由专为皇室服务的文思院制作，但纹饰却无法与丁卯桥的这件凤纹花瓣形银盒相媲美。丁卯桥在唐代就属润州丹徒县地界，窖藏出土器物的时代与唐敬宗向李德裕下诏索奉大体吻合，从规模和成品质量来看，又远远超越了唐代私人作坊的水平。凡此种种，我们可以得出推论，丁卯桥很可能就是当年浙西地方官府金银器作坊的遗址。而法门寺地宫发现的鎏金双鸳团花银盆，或许也是出自这里的工匠之手。
唐朝法典《唐律疏议》对使用黄金有明确记载：一品以上的高官贵族才有资格使用纯金食器。在何家村发现的鸳鸯纹莲瓣金碗，就属此类奢侈品。它由黄金捶揲而成，外腹部捶出两层仰莲瓣，每层有十瓣，在上层的莲花瓣中，錾刻出狐、鹿、鹦鹉、鸳鸯等异兽珍禽奔跑和飞翔在花草之中，极富动感。
此为上海博物馆藏明代无款《金盆捞月图》。在传记小说中，我们常可见到“金盆洗手”一语。但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只有地位尊贵的皇室贵族盥洗时才可享用金盆。唐朝的皇子公主出生后三天，宫中要在洗儿会上，用金盆为新生儿洗身。晚唐诗人张谔在《三日岐王宅》一诗中描写道：“玉女贵妃生，婴儿始发声，金盆浴未了，绷子绣初成。”供图/文物出版社
禁什么就想要什么，这是人的欲望所致。黄金器皿所呈现出的尊贵感，延寿、成仙的本能渴求，以及对最高权力阶层奢华生活的向往，让地方上不少达官贵人蠢蠢欲动，也想过一把一品高官的瘾。但迫于礼法所限，他们往往用鎏金代替纯金。当时的金门绣户，纷纷在金银铺定做餐具，招待宾客。器物形制、纹饰极尽奢华，一场筵席下来，甚至要花费数十万贯。所以至今发现的唐代金器中也以饮食器数量居多，许多银器通体鎏金。碗、盏、杯、盘、壶等器物，普遍形制规整，器表装饰出丰富多彩的花纹，显得光彩夺目。丁卯桥窖藏中有一批器物，器类、外形重复率极高，绝大多数未经使用，并伴有不少造型简单的半成品和残次品。由此看来，当时的浙西官办金银作坊，在为皇室制造金银器奉的同时，很可能也为当地富裕人家提供金银器的定制、出售业务。
在丁卯桥窖藏发现的956件金银器中，有一件前所未见：一只昂首曲尾的乌龟背负着柱状圆筒，整体高34.2厘米，质地为银，通体刻花，且经过鎏金处理。在筒身上方的长方框内刻着“论语玉烛”四字。
这件器物做何用途？
我们知道，唐人素来善饮，或是“醉卧沙场君莫笑”，或是“天子呼来不上船”，或是“不知何处是他乡”，喝的是豁达和豪迈。史书上说，宣州秋浦的文人胡楚宾，每次都喝到半醉后挥笔作文，后被召进宫修列女传，唐高宗每次想让他写文章，就用金银杯盛酒赐饮，最后连杯子都赏给了他。诗人姚合在显贵郊游的露天宴会上，见到“凤凰尊畔飞金盏”，岑参出席的一次离筵也是“银烛金杯映翠眉”的情景。至今发现的多件唐代金银杯、金注壶，可能就是唐人在觥筹交错、笑语喧哗的宴会中使用的器具。
对唐人来说，饮酒无“令”则不欢。唐代充当酒筹的物件多是即兴想到的日常之物，白居易有一次甚至干脆“醉折花枝当酒筹”。丹徒丁卯桥出土的这件别出心裁的器物就是装酒筹的筹筒。“玉烛”是对白蜡烛的雅称，用来形容筹筒。与“论语玉烛”在一起的还有一面银令旗和五十支鎏金银酒筹，每个酒筹上都刻有取自《论语》辞句的酒令，比如抽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就不必喝，抽到“匹夫不可夺志也，自饮十分”的人就得痛饮了。以《论语》为酒令内容，自然专为文化阶层所制，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大观园里的佳丽们抽花名签行酒令的风雅故事。论语玉烛的精妙构思，显然非一般工匠力所能及，而应是文人雅士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后的“神来之笔”。
珠光宝气：贵妇的格调
丁卯桥窖藏金银器工艺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当年的浙西道观察使李德裕，或许就是在这处官家开办的加工工场里，为赶制唐敬宗索奉的金银子妆具，日以继夜地忙碌着。
妆具是地方进奉皇帝的一类常见器物，乃女子盛放胭脂水粉、梳篦花钿之用。李德裕此前奉旨制作的银子，就是其中之小型者，通常呈方形，多重套装，顶盖与体相连，常被用作藏香器或盛放玺印、珠宝等。唐敬宗驾崩时年仅18岁，却育有五子三女，这个素好玩乐的皇帝两次下令要求浙西道供奉妆具进京，若李德裕均奉旨而行，则前后耗银将达22400两，黄金130两。如此奢华的梳妆用品，或许是赏赐后宫嫔妃、臣子妻室之用。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金银妆具，多是妆盘、粉盒、油缸、镜匣和水盂，纯金者极少，银和鎏金银器居多。唐朝张碧在《美人梳头》一诗中曾这样描述：“玉容惊觉浓睡醒，圆蟾挂出妆台表。金盘解下丛鬟碎，三尺巫云琬朝翠。”其中的金盘，便是女子盛放小件梳妆用品或胭脂的妆具。而上官融在《友会丛谈》里记载，宋代咸阳的元氏家，世代藏有一件妆盒，相传是当年杨贵妃所用，其形状“大如缶”——还记得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千人敲的缶吗？就是那么大！“缶”外“砌以杂宝，内托以上金”，器形之奢华令人咋舌。
杨贵妃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自是常人不能比。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高门富户的千金贵妇，也会以金银细碎悉心妆点——一来是衬托身份的高贵，二来则是炫耀自身的美貌。“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干”。那些垂坠于女子发髻、颈间玲珑剔透、小巧精致的饰品，就成了地方官办工场和私人作坊除金器皿之外的另一项重要产品。
与丹徒隔江相望的扬州，是安史之乱以后天下最繁华的都市。它位于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又临近当时的入海口，成为各地物资转运的贸易中心。扬州城里到处是一派“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楼上望神仙”的繁华景象。它既是全国最大的金银集散地，也是金银制造业的一个中心。以扬州及附近地区为代表的江南手工作坊，是金首饰的重要来源，产品直接面向城市中的富裕阶层。
与丁卯桥出土的多件器形简单的银钗不同，扬州金饰工艺深受江南文人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影响，造型清秀典雅，工艺精湛细腻。1983年，扬州三元路西金器窖藏发掘出一批精美的唐代金首饰,包括罕见的金栉和小巧玲珑的戒指、耳坠、挂饰等。其中的“栉”相当于今天的梳子，在古代，常常被女子拿来插戴在发丝之中，作为首饰使用。扬州出土的这件金栉由金箔剪制而成，栉柄外缘镂刻梅花和蜜蜂纹饰，中间雕刻一对飞天，其中一人吹笙，一人持拍板，做工非常精细，纹饰之纤巧甚至需借助放大镜才能窥其全貌。
黄金的自由买卖在两宋之后开始普遍。在吴自牧的《梦梁录》里，南宋临安城，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交易铺。当时如有富贵人家娶亲，便会到金银铺定做金钏、金镯、金帔坠作为聘礼，若无金器，则以鎏金银器代之。在这种风气的诱导下，小姐夫人梳妆台上的黄金首饰，数量愈加繁多，出入绣房动辄佩戴十余件金钗银钏。元杂剧《瘸李岳诗酒玩江亭》中的牛员外曾打趣道：“大姐，金银玉头面三副，每一副二十八件，每一件儿重五十四两，怕大姐爱逛时都戴在头上，压破头可不干我事。”今天看来，这三副共八十四件首饰，如若一一穿戴在身，那场景将是何等壮观。
金梳背（图右上）和花筒钗（图左下）是宋元女子中最流行的发饰。工匠们在纤薄的金片上以錾刻、掐丝等技法，娴熟地雕琢出花鸟异兽、莲升贵子等吉祥图案，洋溢着浓郁的市井气息。与这些完成于八百多年前的作品相比，今天，女子发际颈间的金饰却往往显得千篇一律、单调粗糙。机械化加工的便捷，并未使黄金饰品呈现出与时代进步相匹配的格调。
可观的还有：明代开国功臣徐达的第五世孙徐的原配夫人朱氏，死后随葬品里便有攒珠如意灵芝凤冠、金凤钗、金钗、金簪、鎏金银簪、嵌宝石金耳坠、蝶式金扣等，皆工艺精湛之作。
益宣王朱翊，卒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合葬妻室都随葬有华美的金饰品。元妃李氏有凤冠一顶、金凤钗一对、珠翠金耳环一对、金挖耳两件；继妃孙氏似乎更为得宠，随葬金饰20余件，包括嵌宝石金凤钗、观音乘凤金钗、飞凤穿花金钗、龙凤呈祥金钗、云凤鬓花金钗、双龙献福寿鬓花金钗、蝶恋花金钗、金发箍、金帽檐、玉坠金耳环、金簪、凤冠等等。
明朝宰相严嵩的妻室则更加奢豪，严嵩为官数十载，后被罚抄家，田地房屋财产尽被没收。据《天水冰山录》记载，严府金器竟达3000多种，其中，金镶玉首饰23副，计284件；金镶珠宝首饰159副，计1803件。此外还有金玉宝石簪300多根、金玉珠宝绦环200多件、男女用金玉珠宝带子300多条，分别冠以头箍、围髻、耳环、耳坠、坠领、禁步、坠胸、金七事、金四事等等名目。明正德年间，武宗义子钱宁被抄家时，家中黄金共105000两，仅金首饰就有511箱！
如果李德裕生活在明代，恐怕就不是20件金银妆具那么简单了。
金装银塑的佛国世界
让我们再回到李德裕故事里吧。长庆四年（824年），初任浙西道观察使的李德裕，怀着对润州未来的期许，亲往上元县（今南京）长干寺求访佛骨舍利。据史书记载，那里藏有高僧刘萨诃发现的佛祖真身舍利及发、爪等圣物。后来，梁武帝萧衍又下令对长干寺双塔进行改造，并将圣物分作两份，放入两座塔的地宫之中。
当李德裕满怀憧憬地抵达长干寺，眼前却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凉之景。这个虔诚的佛教徒不免有些失落。他振作精神，小心翼翼地打开寺内阿育王塔地宫，21粒舍利赫然出现在眼前！李德裕难掩惊喜之色，他把其中的10粒移至上元县建初寺，带着余下的11粒欣然返回润州。
当时的浙西道衙署设在润州北固山前峰，而官邸则位于中、后峰，李德裕在官邸附近新建石塔一座，将11粒舍利请入地宫供奉。在盛放舍利的石函盖外，他用阴刻楷书的形式记录了佛骨圣物的发现经过。
不久之后，李德裕将官邸后园辟为寺基，在北固山后峰大兴土木，依山建寺。寺院落成时，甘露普降，于是他就把这座寺院命名为甘露寺。
1960年4月，考古人员在镇江甘露寺塔基地宫内，发现了当年李德裕得自上元长干寺和禅众寺旧基的佛骨舍利，外套金棺银椁，皆由金银薄片捶揲而成，棺椁外壁通体浅錾精细花纹。这位不愿进奉拍皇帝马屁的官员，却对佛祖虔诚有加。不过使用黄金装饰佛教圣物并非仅此一例。扶风法门寺地宫中用以供奉影骨的八重宝函，就是两重鎏金、三重纯金，最小的一重为宝珠顶单檐四门金塔，佛祖影骨就套在金塔中心的银柱上，制作工艺极为精细。
当年为了供奉佛指舍利，懿宗下诏令文思院打造一批法器，包括银金花十二环锡杖、供奉舍利金塔、八重宝函、鎏金银棒、捧真身菩萨等。其中的四轮十二环金花银锡杖，被誉为“世界锡杖之王”，近两米长的杖身通体鎏金，杖首錾刻“文思院咸通十四年敕造迎真身金花十二环锡杖，重六十两，内二两金，五十八两银”等字，形制、工艺均堪称翘楚。捧真身菩萨也相当精致华美，上部的菩萨像头戴高冠，通体装饰珍珠璎珞，双手捧金银匾荷叶形盘，盘中錾刻：“奉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敬造捧真身菩萨，永为供养。伏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咸通十二年辛卯岁十一月十四日皇帝延庆日记。” 这65字的发愿文将唐懿宗延年益寿、国泰民安的制器意图表露无遗。
在唐代，佛教虽位列道教之后，但依然享有很高的地位。尤其在武则天当政时期，为削弱李姓宗室的政治影响，她自称弥勒佛化身，在各地大建寺院，广度僧尼，佛教造像更是金装银塑，不计成本。武氏乃一国之君，当然有足够资本为佛做金装。而初任浙西观察使的李德裕，屡屡拒绝唐敬宗的金银索奉，却自觉自愿地打造金棺银椁供奉佛骨，这是为何？
《观佛三昧海经》记载，早在释迦牟尼在世时，优填王就因爱慕世尊，以金铸佛，并以象载金像，恭迎释迦。黄金为佛教七宝之首，梵名苏伐刺那（修跋），译为“妙色”或“好色”。佛典认为，金“色无变”、“体无染”、“转作无碍”、“令人富”，恰与法身常、净、我、乐四德相对应。《三世因果劝世文》上的一句话似乎能解释世人以金装佛的目的：“今生富贵是何因？前世舍财装佛金。”
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人仅仅为了显示其信仰的虔诚。东汉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掌控广陵、下邳、彭城三地运漕的笮融，利用职务之便，擅自截流三郡钱粮，不惜花重金在下邳修造浮屠寺，寺中有“九镜塔”一座，其规模之大可容纳三千余人同时诵读佛经。为了表达对佛祖的虔诚敬意，笮融用大面积鎏金装饰铜胎佛像，给佛像穿上锦衣华服。于是宏大华美的佛教圣殿极具庄严肃穆、望而生敬的礼拜效果。流光溢彩的金像对民众有巨大的吸引力，加之笮融又施以其他笼络政策招揽信众，数月之后，全国各地前来参观、拜佛的百姓已逾万人。北魏天安二年（公元467年），献文帝拓跋弘在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43尺，用赤金100000斤，黄金600斤。梁武帝萧衍以节俭著称于世，他不讲求吃穿，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子盖两年，政务繁忙时只喝点粥充饥，可是如此节俭度日的皇帝却佞佛成性，多次舍身出家，不近女色，不吃荤，并下令要求全国效仿，更不惜花费重金打造两尊等身金银佛像，在重云殿外晨夕礼敬。
李德裕是虔诚的佛教徒，但同时，他也是润州城的父母官。眼见灾荒连年，民不聊生，他在盛放金棺的石函上表达了建塔造寺的目的——“永护城镇（润州），与此山（北固山）俱”。李德裕为长干寺佛骨舍利精心制作的金棺银椁，想必也是出自浙西官办金银器工场。由于佛教的民间化趋势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地方加工作坊生产的佛事用品日趋多样化，包括函、匣、棺、椁、塔、净瓶、葫芦瓶、洗、盘、盂、香熏等在内的佛教供奉器具系统在唐宋之后逐渐成形。
然而，若论用材之奢华、制作之精巧，还当首推清代。由于皇帝尊崇佛教，仅清宫之内就有佛堂近50个，国家在佛事上的黄金投入更是让人叹为观止。金银制作的佛像、佛塔、藏经匣、供养器形体硕大，其中紫禁城内供奉的一座金佛塔，通高竟5米有余，重达350公斤。另一件乾隆年间的金嵌珠石四臂观音坐像，通体由纯金铸造，高90厘米，重31.8公斤。只见那观音端坐于莲花台上，前侧双手合掌置于胸前，后侧双手上举作手印。高大的光背呈葫芦状，上嵌各色宝石、东珠。整体造型庄严华美，堪称清代藏传佛教造像的经典之作。
信仰的力量是强大的，但有时候，佛教器物也一样包含着世俗的情怀。公元1777年，乾隆帝因生母崇庆皇太后的突然离世悲痛万分。他在母亲经常居住的畅春园一带，修建恩慕寺以寄托哀思。并令造办处敕造金发塔一座，珍藏母亲的御发。建塔工程前后用时三个月，耗金3440两。乾隆钦定发塔式样，交福隆安、和等大臣负责督办。完工后的金发塔，总高147厘米，塔身内供奉金佛和盛发金匣各一件。乾隆这位仁孝的皇帝，用这种方式寄托对母亲的思念，他把珍藏有先母御发的金发塔，安放在崇庆皇太后生前居住过的寿康宫东佛堂内，时时追忆。
黄金，从王公贵族独享的奢侈品，到金门绣户案头枕边的嫁妆摆件，人们竭尽巧思，用迥然各异的形式，探索它的利用价值。作为装饰、炫富的贵金属，黄金记录着皇室富户日常生活的奢华精致，笺注着历代工匠的奇思妙想，也传递着普通人对幸福生活最直白的定义。它所折射出来的社会、文化和观念的变迁，意蕴悠长，耐人寻味。
俗语有云：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早在释迦牟尼在世时，佛教的追随者就用珍贵的黄金，给佛像、寺院建筑做装饰，以此来表达他们信仰的虔诚。今天，在信仰佛教的地区，依然延续着为佛贴金的传统。在金箔靠近神圣的一刹那，人们的内心也愈加澄澈宁静。摄影/Andrea Pistolesi
链接：中国古代金器制作与黄金装饰工艺
捶揲与金箔工艺
大约在商代，人们已经掌握了黄金捶揲、锻造技术。明代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内记录了金箔的制造过程：先将黄金捶打成薄片，再包在乌金纸中，极力挥槌打薄。每张乌金纸可打金箔五十槌，每七分（2.61克）黄金可打成一平方寸的金箔一千片，将其粘贴在器物表面，可覆盖纵横三尺的面积。
金子在乌金纸内打成金箔后轻薄易裂，如何取出并保存起来留备下次使用呢？宋应星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先将芒硝鞣制的猫皮绷紧成为小方形皮板，再把香灰铺撒在皮面上，将乌金纸里面的金箔覆盖在上面，用钝刀画出一平方寸面积的多个方格。这时操作的人必须屏住呼吸，手持轻棍用唾液沾湿其中一片金箔，将其迅速挑起并夹在小纸之中，轻薄的金箔便易于保存使用了。下图是用捶揲技法加工制作的宋代柳斗纹金盏。
金错
所谓“金错”，就是先在铜器铸造时预留下花纹、文字的凹槽，成型后把纤细的金银丝或片镶入凹槽内，再反复打磨之，使槽内金与铜器表面磨合为一体。目前传世最早的错金铜器是春秋晚期晋国祭祀用酒器“栾书缶”，器盖内刻有错金铭文五行四十字，内容记载晋大夫栾书伐郑、败楚的功绩，字体线条流畅婉转，金线的华丽与铜色的古朴交相辉映，有风流妩媚之姿。
鎏金
西安南郊的何家村唐代窖藏，发现了很多以鎏金为饰的银器。这是一种常见的黄金装饰技术，战国时多运用于铜器、木器和建筑物上。汉代人称它为“黄涂”、“涂金”，唐代工匠则以“金花”、“金涂”、“镀金”、“金镀”呼之，广泛将这项技术运用在银器的加工、装饰上。他们把金和水银合成的金汞齐涂在被装饰的金属器表层，加热使熔点较低的水银蒸发，熔点较高的金则牢固地依附在器物表面。《本草纲目·水银条》引梁代陶弘景的话说，水银“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粗略描述了金汞齐的原理。明代人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更详细地记录了这一化学反应过程：“镀金法，以汞合金涂银器上，成白色入火，则汞去而金存，数次则黄。”由于汞在鎏金技术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验证器物是否经过鎏金，主要是看其表层是否残有汞。下图为西安南郊草场出土的唐代鎏金铁心铜龙。
金平脱
“金平脱”较早在汉代漆器装饰中出现，时称“金薄”。至唐代又进一步运用在铜镜、铁器上。工匠们在素器胎体上涂漆，把金箔剪裁成各种需要的图案花纹，贴在漆面上，再在金箔上加髹与底色相同的漆数层，打磨表面，使图案显露，或用工具剔掉金箔表面的漆膜，露出金箔。这种技法也可用于银箔的装饰，唐代工匠将金、银平脱运用在同一件器物上，既能增添图案的层次，又能在色彩上形成金黄、银白二色交相辉映的效果。金平脱在唐代宫廷中颇受青睐，已能广泛用于除漆器之外的各种材质的装饰。
錾刻
唐代何家村莲瓣纹弧腹金碗的内底，采用錾刻工艺装饰出浅细的宝相花，这一技法起源于古人较早精通的玉、石、竹木器雕刻，又名“镂”、“钑”，黄金的捶揲技术产生后，人们在成型的金器上用錾刀雕刻出细腻的纹样。何家村的这件唐代金碗，内腹璧由内向外捶揲出浮雕大莲瓣纹，正好从多面聚拢光线到底部敛光的宝相花上，烘托出柔而不媚的整体气质。
錾刻掉图案设计中不需要的部分金片，便称为镂空，小件的首饰往往采用镂空图案，以便凸显玲珑剔透的纤巧感。
掐丝
所谓“掐丝”，就是将捶打成极薄的金片剪成细条，慢慢扭搓成丝，可以单股，也可以多股，搓捻成线的极细金丝用镊子一类的刀具挑接，可以制造金丝编织物。明代人称这种技术为“累丝”。较粗的丝也可以直接捶打而成。它既能用于小件首饰的细部造型，也能用于大件器物的整体制作，在塑造器物图案的线条感、层次感上它还略胜镂空一筹，使金本身变得柔和轻盈、精光内敛。湖南常德临澧新合元代窖藏出土的金耳环上，多使用掐丝工艺勾勒图案的细部。下图为江西南城朱槟墓出土的金凤钗。供图/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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