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漾 红色潮特约作者
深圳市钱币学会会员，深圳市钱币文化研究会理事。专注于革命根据地货币收藏，注重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同苏维埃政权银行货币的冠号和版别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在《中国钱币》、《中国收藏》等国家级期刊中发表过相关文章。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建成后，在党组织领导下，各县实行土地改革，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了发展苏区经济，稳定苏区金融，支援军事战争，各县的银行机构也如期而立并逐步发展。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和掠夺，维护和稳定根据地金融，各县苏维埃政府或银行正式发行货币。其间，先后有监利县苏维埃政府、石首农业银行、沔阳县苏维埃政府、鄂西农民银行、湘鄂西联县政府农民银行总行、鹤峰苏维埃银行、鄂北农民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等金融机构发行过货币。
鄂西农民银行壹角（一九三一年版）
1933年底，红三军根据党中央指示，经湘鄂边向川黔转移开展游击战争，至此结束了近六年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在这块特殊的红色土地上，创办的所有苏维埃银行随之停业，根据地货币的印制和发行工作也随之停止，其发行的货币也由此退出了流通领域。
“鄂西农民银行”作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统一”发行阶段的货币发行机构，相对而言，其货币种类多样、版式丰富、设计工艺精湛、印刷工艺精美、纸币品质上乘，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富有极高的欣赏和研究价值，是我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上的瑰宝。
鄂西农民银行壹角（一九卅一年版）茶棕色券
壹、来龙去脉
事实上，湘鄂西根据地的早期货币也曾经历了一小段分散发行的时期：部分县自办银行发行纸币，如石首县；而没有创办银行的县则以苏维埃政府的名义来发行纸币，如监利县、沔阳县等。这段时间，货币的发行主要以各县为主，流通范围也仅限于本县区域内；这些都是湘鄂西根据地最早的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也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最早的货币。
1930年4月中旬，鄂西特委领导召开了鄂西第一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西苏维埃五县联县（即江陵、石首、监利、沔阳、潜江）政府，并在调弦口成立鄂西农民银行，戴补天被任命为行长；随后在石首县小河镇的冯家潭子创办了制币厂；同年7月，鄂西农民银行正式发行了制币厂印制的纸币。鄂西农民银行的成立与货币发行，标志着湘鄂西根据地进入到了货币“统一”发行时期，为统一苏区货币与金融做出了巨大贡献。
鄂西农民银行1931年信用条贰角
同年10月上旬，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召开，会议制定了《苏维埃经济决策决议案》等一系列重要指导性文件。10月16日，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在监利县茶庵庙隆重召开后，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成立，此时的联县已经由5个县扩大到了24个县。鄂西农民银行根据两次会议的决议和法令，更名为“湘鄂西联县政府农民银行总行”，行长仍为戴补天。
虽然银行名称有所变化，但经济决策决议案中规定：“由联县政府建立农民银行、发行纸币、调剂苏区经济、办理农民储蓄借贷事业等，但禁止各县滥用纸币。并要求各县已发出的各种纸币应设法收回，统用‘鄂西银行’纸币，赋予鄂西农民银行统一湘鄂西苏区货币、发行货币的特权”。由此可见，更名后的“湘鄂西联县政府农民银行总行”并没有用“总行”名称发行纸币，而是继续以“鄂西农民银行”的名义发行纸币（以下统一简称为“鄂西纸币”），也成为了当时惟一一家货币发行金融机构。直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成立后，以“鄂西农民银行”名义印制的纸币停止发行，并由特区分行收回，总行才停止了营业。
由此可见，“鄂西纸币”的印制发行时间持续了16个月。但从史料记载中可以得知，鄂西农民银行仅存续6个月，而其银行自身印发纸币也仅仅只有四个月时间（1930年7月到10月）。事实上，其余大部分时间皆是由“湘鄂西联县政府农民银行总行”发行纸币，只是在纸币票面上继续沿用了“鄂西农民银行”的名号。这种货币印发方式是特殊时期下的历史产物，在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上，甚至是在我国金融货币史上都是罕见的现象。
贰、细微差异有乾坤
笔者注意到，鄂西农民银行共发行了信用券和信用条两种货币。从时间上来看，1930年发行了伍角和壹圆券两种面额的信用券，1931年发行了壹角、贰角、壹圆和伍圆券四个面额的信用券，以及一种面额为贰角的信用条；从面额上来看，共发行了壹角、贰角、伍角、壹圆和伍圆5种面额的纸币。从票面的年号来分析，1930年发行的两种面额信用券大部分应为鄂西农民银行自身发行的纸币；1931年发行的信用券（条）应属湘鄂西联县政府农民银行总行发行的纸币。
从目前已发现的实物来看，“鄂西纸币”各面额信用券均存在两三种不同的版式。
例如1931年壹角信用券壹角券，就有3种版式。其版式一（一九卅一年版）为磅纸印造，横式、石印，票幅为84毫米×48毫米。正面主色为玫红色，无底纹，正面图框长76毫米、宽40.5毫米，主图中间为空五角星和镰刀、斧头图案，两侧印有“壹角”面额，上方中间印“鄂西农民银行”扇形行名，行名上端为花符，下方中部印有“合成一元随时兑现”字样。在图框内右、左下角分别印有“鄂西银行”“行长之印”两枚印章。
该券背面主色为深蓝色，无底纹，图框长75毫米、宽40毫米。图框四角分别印有小写“1”字面额，框内印双柱拱门形花符，上端印“活动赤区金融完成地方暴动”12字革命口号，底端一长方框内印有“一九卅一年造”发行年号。在“拱门”花符双柱之间有两条横线相连，在“口号”与“年号”之间留有空白，是为手工加盖编号区域。
鄂西农民银行贰角“背有圈版”茶棕色券 此版式的印造工艺、票幅、主图图案及背面颜色 等与鄂西农民银行贰角版式一完全一致，区别仅 在于其正面图案颜色为茶棕色，此颜色与鄂西农 民银行壹角（一九卅一年版）茶棕色券一样。
而1931年壹角信用券壹角券的第二种版式（一九三一年版），其印造工艺、票幅、主图图案及颜色等与版式一基本一致，但相比之下其有四个方面的区别。
一是其正面图案中，“合成一元随时兑现”八字的字体风格完全不同；二是这八字中的“成”字，最后一笔没有“点”，而版式一中的“成”字有“点”；三是其背面“拱门”花符双柱之间没有横线相连，皆为一整片空白区域；而版式一中有两条细横线相连；四是其背面印发年号为“一九三一年造”，其“三”字写法与版式一的“卅”明显不同，且该年号六字以平均字距分布在长方框内，这也是这两种版式最显著的区别。
至于1931年壹角信用券壹角券的第三种版式（一九卅一年版茶棕色券），其印造工艺、票幅、正背面主图图案等皆与版式一相同，区别则在于版式三的正面图案颜色为茶棕色。现存的这种壹角券，正面颜色绝大部分为玫红色或桃红色，亦或深红色，呈色虽有细微差别，但其主色调均为红色。而此版式的正面颜色为茶棕色，显然不属于红色色系。且此版式仅存在于“一九卅一年版”中，在“一九三一年版”中暂未发现。而这种颜色在“一九卅一年版”的贰角券中也有发现。
鄂西农民银行1930年壹圆楷体“武”字版5位号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笔者为此查阅了大量史料文献，都没有找到这方面明确的文字记载。不过，《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的一段文字，似乎在透射我们想要的答案。
“根据地银行和货币印制机构，都很重视在自身现有的条件下加强钞票的防伪性能，自力更生用‘落后的方法’防止假票的产生，做好钞票的防伪工作。”
“1942年中共华中局曾提出在现有条件下用‘落后的方法’防伪的思路，如自造土纸印钞，票面多加手工标记，不定期调整墨色、版式，少发壹圆以上面额票券，分区发行、互不流通等。”
由此可见，这种“落后的方法”不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防伪手段，更是一种蕴含着“大智慧”的防伪方式。所以，笔者认为，这种颜色的产生，极有可能就是人为的防伪设计。至于是“不定期调整墨色”还是“分区发行”？由于缺乏更多有力的证明予以辅证，其具体成因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叁、简而不陋
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鄂西农民银行还发行了信用条。从目前发现的实物来看，仅见贰角一种面额。该票系磅纸印造，竖式、石印、单面印刷，票幅高95毫米、宽59毫米。正面图案文字均为蓝色，无底纹，图框高90毫米、宽50毫米，为四周阔边花框，中间为一竖式长方格，上端印“鄂西农民银行”行名，其下方竖向直印三列文字，左侧为“一九三一年造”，中间为“信用条贰角”面额，右侧直印“合成一元兑换钞洋”字样。此外，票面上手工加盖有“鄂西农民银行”和“行长之印”两枚红色方形篆体字印章。此券种均无编号且背面空白。
该贰角信用条目前仅发现一种版式、虽然其票面设计较为简洁，只有文字，没有过多的图案装饰，但设计者将发行机构、货币种类及面额、年号、兑换承诺集于方寸之间，简而不陋、简而不凡，充分体现了设计者的心思和智慧。
鄂西农民银行壹圆1930年 第二版“石首”版：手写冠、号并加盖银行发行章版式尚属 首次发现，目前仅见。该版式的出现填 补了“石首”版壹圆券“手工填写大写 号码”版式的实物空白，也进一步印证 了“反映出当时苏区货币发行的速度加 快，印制的数量增多，靠手工填写汉字数 码编号已满足不了市场货币流通量的需 要”这一论述。
信用条的发行不仅丰富了“鄂西农民银行”的货币品种，也发挥了其“与信用券等值流通”的货币功能，在湘鄂西根据地货币史上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由于没有加盖编号，故其实际发行量无法统计确定。但从发行的时限来看，到1931年11月统一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货币后，该券即停止发行，可见其印发数量应该是非常有限的。加之历经收兑销毁、焚烧破坏和历史“浩劫”，留存至今已是凤毛麟角，弥足珍贵。
1930年第一版壹圆券 方正体“壹圆”版：该券系道林纸造，横式，石印，票幅为130毫米×76毫 米。1930年第一版壹圆券因其面额“壹圆”的字体非常 独特，这种字体用法在整个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上是非常 罕见的（仅在后期的川陕苏区纸币上使用过类似字体），因此，笔者将之归纳为方正体“壹圆”版。此外，方正体 “壹圆”版从编号特征来看，有3种版式；从发行的顺序 来看，应该是手写冠号版最先发行，随后是双组编号，最 后是单组编号，这也符合其投放量不断增加的特点。
肆、历史的“镜子”
“货币就如一面镜子，清晰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社会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状况。”“鄂西纸币”票面的文字设计，直观地反映出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政治任务，如伍角券和1930年壹圆券背面印有《鄂西农民银行信用券条例》这一金融政策全文；1931年版壹圆券直接把《共产党宣言》中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印在背面正上方等等。苏维埃政府和银行充分利用货币流通这一特殊功能，将纸币作为有效载体和媒介，把党的方针、政策、红军的斗争任务印在货币上面，直接告诉千千万万持有根据地货币的群众，这比用文件、用会议的形式进行宣传都要广泛、深入、迅速得多，由此可以看出，“鄂西纸币”发行具有鲜明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阶级属性。
“鄂西纸币”的印发和流通时期正处于革命斗争的白热化阶段。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从当时根据地经济建设和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有目的、有计划地发行的”；票面的设计理念和构图元素，也“如实地反映了当时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和革命要求”，比如，将“活动赤区金融完成地方暴动”革命口号印在壹角和贰角信用券的背面；在伍角券和1930年壹圆券背面印有“扫除封建势力消灭军阀混战”“武装保护苏联打倒帝国主义”斗争口号等。因此可见，“鄂西纸币”同时又具有浓郁的革命性和浓厚的政治斗争宣传色彩。
“鄂西纸币”的印钞用纸较统一，均采用磅纸或道林纸，其纸质较厚实，质量较上乘，利于广泛流通和保存。从印制工艺上来看，“鄂西纸币”均由石印机印制，印刷技术较湘鄂西根据地早期分散发行阶段的货币有了很大的改观，而且票面内容丰富、线条精细、图案精美，既反映出了当时制版工艺水平的大幅提升，也充分展现出了集艺术性和欣赏性于一体的特点。
鄂西农民银行1930年壹圆篆体“武”字版
“鄂西农民银行”共发行了5种面额的信用券，在票幅尺寸的设计上不仅注重实用、美观，也注重节约纸张，提高印刷用纸的使用率。此外，信用券票幅的最大特点在于：随着壹角券到伍圆券面额的增长，其票幅也依次从小变大，即票幅的尺寸大小与面额大小成正比。这样的设计指导思想与现代人民币的设计与发行是完全吻合的。
不可否认，货币的反假斗争在中国货币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在湘鄂西根据地建立初期如此，在“鄂西纸币”发行阶段亦是如此。除了提高纸币印造质量外，“鄂西纸币”也比较注重艺术性和防伪技术的统一，其防伪手段主要体现在“制版防伪”和“密押防伪”两个方面。
“制版防伪”也可叫做前期防伪。此类防伪手段是在纸币的设计、绘制、制版阶段完成的，即通过加隐藏暗记、改变文字结构等方式实现防伪目的。如“一九三一年版”壹角券正面“合成一元随时兑现”字样中的“成”字，最后一笔没有“点”；贰角信用券正面的行名、“鄂西银行”“行长之印”两枚印章中的“行”字第三笔和第六笔之间均多了一个“点”，1931年版壹圆券正面两枚印章也是如此，这些都属于“制版防伪”。
鄂西农民银行1930年壹圆篆体“武”字版手写编号
而“密押防伪”也称后期防伪。此类防伪手段是在货币发行的后期阶段，在纸币正式投入流通使用之前完成的，大多是采用加盖行长印章、银行发行章（骑缝章）、手写冠字和编号（大小写）并加盖密押章等方式从一个层面达到防伪效果。比较典型的例子有伍角券流通票、方正体“壹圆”版和“石首版”壹圆券正面年号处都加盖了“行长之印”小方章；方正体“壹圆”版和“石首版”壹圆券早期票用毛笔手写冠字及中文大写编号，并加盖了竖向银行密押章；1930年版各券背面均加盖了骑缝章等等。
鄂西农民银行作为当时“集中发行时期”具有“惟一发行货币职权”的金融机构，肩负了统一湘鄂西根据地货币发行与流通的重任，对清理庞杂的货币市场、统一苏区货币、促进苏区金融稳定和商品流通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对革命战争的发展以及湘鄂西苏区的进一步巩固与扩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虽然环境简陋、条件艰苦，但苏区银行工作者们出色地完成了货币发行任务，让鄂西信用券（条）流通范围越来越广，信用度越来越高，广受军民欢迎。他们不仅造就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纸币佳作，还为后世的纸币收藏研究爱好者留下了一份珍稀而又宝贵的历史遗存，对于研究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金融工作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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