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苏轼 潇湘竹石图
中国美术馆珍藏的苏轼《潇湘竹石图》，采用长卷式构图，展现湖南省零陵县西潇、湘二水合流处，遥接洞庭巨浸的苍茫景色。整幅画作以潇湘二水的交汇点为中心，远山烟水，风雨瘦竹，近水与云水、蹲石与远山、筱竹与烟树产生强烈对比，画面极富层次感，让人在窄窄画幅内如阅千里江山。
苏轼对画竹有自己的一番理论，他所绘墨竹仰首向上，少有竹节。米芾曾经问：“何不爱节兮？”苏氏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苏轼认为，“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而此理）非高人逸士不能辨。”他主张画家要画的是精神，而不是外在。苏轼用自己独具功力的书法功底，在枯木竹石上表现笔意情趣，独创一派，开创了中国“文人画”的先河。林语堂曾经评价苏轼的画作是中国艺术的印象派。
苏轼 枯木竹石图卷 紙本水墨
26.5×50.5 公分 日本私人藏
在中国绘画史上，没有任何一种画论超过苏轼画论的影响，它有力地推动了文人画潮流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苏轼是文人画理论的实际奠基人。
苏轼的画论虽散见于他的诗文中，却仍有一定的体系。他首分“士人画”和“画工画”。认为“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千里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秼，无一点俊发，看数尺便卷”。由于“意气”和“皮毛”之分，因而前者不在于形似，“论画以形似，见于童邻，……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他认为士人画需讲求“常理”，即“意气”，“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于“常理”之外，并提“象外”。“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樊笼”。他极度推崇王维的画，正在于“象外”。如文同的“时时出木石，荒诞轶象外”一般，正是不囿于形似（得之于象外）才得到了“常理”，而苏轼并未止于此，在这基础上提出了他以为的艺术的最高境界“萧散简远”，“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反对剑拔弩张，力求“平淡”。这一切构成了苏轼画论完整体系的核心，从形——理——境界的框架，而其仅存的传世作品《枯木竹石图》正为其画论的集中体现。
宋 苏轼（传） 折枝墨竹图 斗方 绢本
21.5×24.8cm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苏轼并未受过严格的书画方面的训练，所以他的墨竹并不以形见长，而是因其不俗之气。连他自己也曾说：“画不能皆好，醉后画得，一二十纸中，时有一纸可观。”对于此，黄庭坚做过切中肯綮的评论，他说：“东坡画竹多成林棘，是其所短，无一点俗气，是其所长。”但这并不影响东坡对墨竹的痴迷，和对画竹的探讨。
对于画竹的理论，最为精辟的见解莫过于“画竹必先成竹于胸”了。这是东坡画竹心得的高度概括。东坡戏墨，突出其“神”，“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即是最好的佐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不顾形了，“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近因院画记》），因此若要画好竹，必先知竹之常形、常理。因此，对“成竹在胸”我们不妨这样理解，首先胸中当有竹的形，知道竹子的各种形态，这才有画竹的根本；但要让画有“气”，最重要的，胸中当有君子之心，方能挥洒卷上，使墨竹为墨君。
东坡提倡神似，画以传神为贵，看重墨竹所传达出的作者的精神世界。他赏文与可的墨竹时便始终依照着这种审美的方法。也只有他对与可的画发出了：“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的探问。所以与可尝云：“世无知我者，唯子瞻一见识吾妙处。”这样的绘画理论不仅适用于画竹，推而广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东坡的诗文也遵循这样的原则，首先让创作的基本元素烂熟于心，然后才凭借胸臆中那股豪情，恣意汪洋，正是如此，苏轼才能跳出宋词的婉约，开创豪放派，成为一代词宗。他用与别人相同的常理，灌之以自己的思想，非胸中有大丘壑者焉能为此。 （阴山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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