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是如何被“设计”的？

凡入世，必趋利。凡趋利，必有所图。凡所图，必与其被设计的“利益结构”相关。

大部分人，认为是自己在逐利，自己与利益之间是主宾关系。就是自己有自主选择能力，而利益不过是一个客体。

但是，只有真正能看清“利益结构”的人，大概会明白，实际上，利益才是主体，而自己不过是“利益结构”里被设计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客体而已。也只有看清这一点，才能稍稍寻找到一点“利益结构”的空隙，让自己正好能蹭一点“结构”的边边角角。

因此，所谓的“利益结构”，也不过是规划路径设计的更隐蔽的一层结构。因为它足够锋利，足够理性，足够二元对立，因此，必须以其它柔软的、感性的、多元的叙事模式，来作为其代言。

也正是“利益结构”的这一特征，个体最终只能是结构下的客体。毕竟，分辨主客体的位置，最终是以双方所处的位置特征来判定的。

01

利益结构，一定是二元对立的。

路径设计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分门别类的过程。也就是说，是遵循某种分类法和层级法，赋予不同群体以不同的收益结构。

因此，路径设计中，有多的，就相应有少的。其中的多少程度，则与设计者的“偏好”直接相关。“偏好”程度低的，也无法做到完全的均等，而只能是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让各个分类都同时获得更多。

所谓的二元对立，实际上就是这种相对差异。而越是处于结构偏好之上的群体，就会努力用可能的方式去维续这种“差异”。因此，同一群体内的个体，就会形成相似的习性。

并且，这种相似性维续的时间越久，这种习性就越会成为群体的共同印记，持续生发，最终，成为这个群体的一种身份“暗语”。

一旦这种“暗语”成型，也就意味着这个群体的“利益结构”成型了。个体去追逐的利益，是很难逃离这个结构框架的。

就像我们一直可能不知道，我们的生活轨迹，从来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有意的计划，更可能是对于生活频于应付的结果。我们在不断应付我们环境给到我们的各种“麻烦”、“打扰”，并在其中逐渐被植入了某种“暗语”。比如，“你只能这样！”“你别无选择！”等等，最后，我们就陷入到了一种疲乏和失望，然后认命。

但是，这种“认命”，更有可能的是一种存在于框架结构之上的默许。因为，你不认命，就可能要挣抢更多。

因此，二元对立，就被各种各样的“麻烦”、“打扰”给温情得掩饰了。

02

利益结构，是不容许漠不关心的立场存在的。

可以说，在利益结构之下的所有的路径设计，不管其叙事模式如何，最终都是为了形成某种相匹配的群体习性。

只要习性成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匹配的价值判断模式。因此，可以说，习性更是一种机制模式。这种模式给出价值判断，但又不会对价值判断提出疑问。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局限性”。

所谓的局限性，是基于个体的认知路径而来的，也就是受各种各样不同的规训而内生的。就像很多事情，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自然而然就发生了，但是个体是觉察不到其中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的。

因此，就个体而言，其任何表达，或者行动，只要是基于其社会身份之中的利益结构模式进行的，那么，也就足以导致符号暴力的发生。因为这些利益的表达或行动，其底层推动力，就是其习性。

习性，会让一个人的世界观，凌驾于他人的世界观之上，而不自知。

这种“不自知”，实际上早就带有了“预设”，是一种被设计的立场，被设计的观点。因此，只要在“利益结构”之中，那么，没有人能实现漠不关心。

比如，教育，往往通过灌输意义、思考方式，以及特定的表达方式，来形成某种主流化的文化资本壁垒。教育内卷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其对主流化的文化资本壁垒的一种呼应。就比如，分数这种现象，是与更优质的高等院校挂钩的，更优质的高等院校是与更高收益、更体面的工作相挂钩的。

那么，也就是说，越是强调分数，就越是承认这种利益路径的必然性和几乎的唯一性，也因此，必然地形成个体对“成功”的判断标准。

但是，这种标准实际上已经进入一种“境遇式”的狭窄理解。所谓“境遇”，是一种暂时的特定的环境遭遇，因此，在这种环境因素下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急功近利的。而这种利益路径的形成，并不是个体能决定的，而是基于一种结构层面上的有意设计。

03

但是，似乎谁都无法在“利益结构”中免俗。一方面是入世者，必为世事所累；另一方面，是累于世事，却难以察觉。这或许就是很多人陷入烦恼，却不知烦恼的死结，结在哪里的原因。

毕竟，利益无处不在，并且是基于某种自洽的幻象而呈现出一种自然而然的属性，某些宿命论，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利益作为一种特定路径设计的特定产物，尽管是通过个体的各种争夺呈现出来的，但本质上，仍然是根据他们被路径设计后形成的习性所规约的。对于一个个体而言，能够吸引他的，一定是那些在价值和利益上更符合其出身、观点和实践的结构模式。

因此，我们可以说，并非是个体占据了特定的“利益结构”，而是特定的“利益结构”占据了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