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经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公司（美国最大的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凭借信用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
不久前，穆迪公司、标准普尔公司等美国评级机构，调低了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的主权信用等级，结果导致欧洲主权债务（即一国政府以国家主权为担保借来的债务）危机进一步加剧。这验证了弗里德曼的上述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外资早已垄断了我国的信用评级业。
“金融警察”又是“强权工具”
信用评级又称资信评级，是一种为社会提供资信信息，或为企业提供决策参考的中介服务，能公开对市场上的交易双方产生影响。它出现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1902年，穆迪公司的创始人约翰??穆迪，开始对当时发行的铁路债券进行评级。此后，信用评级行为覆盖了各种金融产品及其他领域。现在的国际信用评级业，无论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债务信用评级，还是一家公司的信用评级，均被美国的三大评级公司——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所垄断。
当今世界，信用评级业务已涉及主权信用评级、金融机构评级、证券评级、保险公司支付能力评级等诸多领域，对于一个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既是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严重影响着其金融体系的安全。掌握信用评级的话语权，就等于控制了一个国家金融体系运行的主导权。穆迪、标准普尔等美国信用评级公司在欧洲债务危机中的“卓越”表现，在使欧洲国家陷入债务困境的同时，进一步确立了自身的权威性，因而被称为“金融警察”。
这个警察如果想“整”一个国家，只需“动动手”就可以了——降低这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使该国企业的评级应声而降。随后，该国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盈利能力减弱；银行坏账增多，金融市场上出现忧虑情绪，甚至爆发金融危机……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因此备受争议，被一些发展中国家斥为“强权工具”。
数量多，规模小，没有竞争力
1988年，我国第一家独立信用评级机构——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成立。从那时起到2007年底，我国专门从事信用评级业务的法人机构，发展到了89家。然而，“欣欣向荣”的背后，是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规模普遍较小；所有从事这一行业的专业人员，加起来不足2000人，比不上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中任何一家的人数。
目前，我国共有5家全国性的信用评级机构，分别是中诚信国际、大公国际、联合资信、新世纪（002280）和上海远东。除大公国际外，另外4家信用评级公司，均有外资信用评级机构参股，或与外资信用评级机构签署了技术服务合作协议。从整体上看，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业务范围比较窄（主要集中在信贷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评级标准和评级方法差异大、评级结果缺乏可比性和权威性。这些缺陷，已成为我国信用评级业发展的瓶颈。
我国评级业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是，我们没能守护好这个重要的阵地。由于过度开放，2006年至2008年，仅3年的时间，它就被外资迅速垄断。其间，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巨头，与我国实力较强的评级机构合作，通过“购买股权”或“技术合作”的方式参股，在较短时间内，就控制、垄断了我国的信用评级市场，并迅速将触角延伸到中国全境，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所有信用评级及相关业务。2006年4月，穆迪收购中诚信国际49%的股份；2008年5月，惠誉宣布完成联合资信49%的股权收购；2008年8月，标准普尔与新世纪签署技术服务协议，双方的合作领域包括培训、加强联合研究项目，以及分享信用评级技术等。
外国信用评级公司控制我国市场，会对我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从1994年开始，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标准普尔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一直维持在BBB级（“适宜投资”的最低限）。根据国际惯例，一国所有企业和机构发行的外币债券的评级，均不会超过本国主权信用评级。因此，标准普尔的这一做法，直接导致我国所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普遍成为“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投机级”。直到2004年，该公司才迫于压力，将我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调升至BBB+；2005年调升为A-；2006年调升为A。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判断一个国家主权债务信用级别的唯一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具有按期偿还到期外债本息的能力。显然，无论是从总债务余额、财政赤字，还是从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来看，中国政府的外债偿付能力都优于美国。即便如此，标准普尔、穆迪等信用评级公司，仍然把中国的主权债务信用分别评定为A-和A，而把早已陷入困境的美国主权债务评定为最高AAA级。对此，我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表示：“中国主权债务评级与经济现实严重不符。”
外国信用评级机构之所以蓄意压低中国主权外债评级，目的是为国际垄断资本低价攫取中国国有资产打开方便之门。2003年年底，中国银行业谋求到海外上市。就在此时，标准普尔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都评为“垃圾级”（不值得投资的级别）；但同时，它高调肯定境外投资者参股中国商业银行的行为，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中国的国有资产造势。
从某种意义上讲，标准普尔达到了它的目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吴红女士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601328）等中国国有银行身上，就赚走了7500亿元。加上从中国其他商业银行获得的利润，这一年，境外投资者从中国银行业赚取的利润超过1万亿元。
通过操控信用评级，外国信用评级机构还可以全面掌握我国经济的运行数据和发展趋势，甚至可以通过公开发布相关信息，干扰我国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从而危害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目前，外国信用评级机构的评估范围，涵盖了我国各主要行业及主要骨干企业，甚至包括能源、通讯、金融、军工等敏感行业。在评级过程中，外国信用评级机构要求我国国有企业披露相关信息。通过这种手段，它们就可以十分详尽地掌握我国各大骨干企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乃至国家的有关经济和技术信息。据了解，被穆迪掌握信息的中国各级政府与企业，已经超过50万。这无异于偷取我国的机密情报。
在记者调查、采访的过程中，不少专家都建议，我国亟待采取5项措施，以应对严峻形势。
第一，尽快建立信用评级业外资准入制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建议，我国应效仿其他国家的做法，严格限制外资在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持股比例，防范外资主导我国的信用评级市场。例如，在日本和韩国，外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占有率，均未超过20%；标准普尔在印度评级机构克里斯尔公司，仅有9.57%的股份。在日本，被政府认可的6家评级机构中，有3家为本土公司。而且，日本企业评级，必须有一家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出具报告。穆迪、惠誉和标准普尔，这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虽然已涉足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但它们在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信用评级市场上，并没有完全处于垄断地位。我国应明确规定外资持股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比例，使其不能主导我国的评级市场。对于我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和主要金融机构，以及涉及我国经济安全的敏感行业，我国政府也应明确规定：外国信用评级机构不得参与评级。
第二，明确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监管主体。实际上，在我国，各信用评级机构都会受到证监会、中央银行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监管。其中，证监会主要以行政监管为主，行业自律和机构自我约束为辅；中央银行偏重于行政监管和结果监管，监管环节相对较多；发改委则偏重于法律监管和市场监管……这属于多头监管。同时，它们对信用评级机构经营活动的干预都比较少。多头监管实际上等于没有监管，导致我国的信用评级市场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培育。
第三，尽早整合我国的信用评级行业，支持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做大做强。针对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诸多缺陷，相关监管部门应予以大力整合，在我国内陆市场上仅留存3至5家。现行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是由美国控制的，任何国家和企业，只有获得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才能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中国本土的信用评级机构，当务之急是尽快取得国际信用评级话语权，规定外国融资者在我国金融市场上融资时，必须接受我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的评估，以此扶持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壮大。
第四，加快培养信用评级人才。我国应建立资信评估师从业资格考试制度，成立自律性信用评级行业协会；信用评级机构也应主动、自行培养相关人才。同时，我国政府应鼓励高校设置相关课程，有针对性地培养信用评级人才,提高我国信用评级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第五，明确要求发行债券的企业，全部使用“双评级”制度。“双评级”制度早已被国外评级业广泛采用。在这一制度下，一个被评估对象，要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两家本土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评级。如果我国也采取这一政策，将有利于降低信用风险和商业腐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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