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出现在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7年，是由战国时期的秦国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传三世，共两帝一王。
秦代有着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观的兵马俑，然而秦人的玉器遗物发现的数量却比较有限，其玉器特征不是很鲜明，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玉器与山东诸国玉器，秦代玉器与战国、汉初玉器都难以清楚地区分。
说到秦，那就不得不说一下闻名遐迩的和氏璧了。和氏璧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传奇色彩的玉器，秦赵和氏璧之争可以看作两种玉文化的激烈冲突，何出此言？如下。
卞和的故事想必是人尽皆知，他冒着生命危险所要保守的是对真玉的忠贞，各国对和氏璧的珍视主要是因为其上凝结的忠信仁义种种道德意义。秦昭王闻赵得和氏璧，派人致书赵惠王，称愿以15座城交换和氏璧，赵国蔺相如的第一个反应是：“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又责问秦王“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这是典型的礼尚义的关东思维方式。
在秦国方面，最初就是打算以“空言求璧”的，秦王拿到璧之后“传以示美人及左右”，意甚轻慢，不过将之作为一件稀罕物罢了，远没有对这一玉文化精髓重器的应有尊重，所以面对蔺相如“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也”的指责也无言以对。后来秦王眼见得璧无望，倒也想得开，厚礼送相如，并说：“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
秦王不理解对于关东诸国来说，像和氏璧这样的玉宝重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守金玉之重”为人主之责，以之换土地倒也罢了，要是被骗去则大丢面子，是君辱臣死的严重事件，岂是“一璧之故”这样简单。不过和氏璧最后还是落在了强秦手中，始皇剖璧制“传国玉玺”，一代名器就此而毁。就结果而言是秦人的胜利，但“完璧归赵”的故事传颂千古，文化的不朽使政治的短暂得失相形见绌。有的研究者指责蔺相如以一件珍宝而得罪强秦是不理智的行为，这是对当时文化背景不够了解的缘故。
秦人的民族性格中，既有原始的戎文化因素，同时也受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礼仪文化的影响，但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商鞅变法之后的功利主义。约之以峻法，诱之以重利，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虽然这对于军国来说是富强之道，但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却是灭顶之灾。
整体文化的外倾和个体的保守内倾成为秦人性格中的一对矛盾，法家政治之下，人的个性是被压抑的，所以比赋个人品德的玉器是不能发展的。建阙于终南，立表于东海，铸巨型铜人，塑八千秦俑，张扬的是国家权力而不是艺术个性。关东则相反，整体文化是尚礼的，内倾的，但却强调人性，精美的佩玉无疑是个人品格的标榜与个性之张扬，所以才会有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和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
汉人总结秦人所失，弘扬文化传统，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玉器艺术这一曲折经历充分显示了文化力量的强大。汉代是我国大一统的封建盛世，强大的国力促使其手工业生产亦相当繁盛，玉器在当时也攀上了古代玉器发展前期的最高水平。
软玉是汉代玉器的主要材质。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新疆和田美玉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了中原，使得玉器制作业得到了极大的物质保证，开创了和田玉主导后代玉器材质的历史潮流；同时，这也改变了汉代以前就地取材、使用当地较差玉材制作玉器的情况，从而使得汉代玉器的质量有了根本提高。
汉代出现了玉衣、玉握、玉枕、玉剑，此类中玉剑有剑首、剑格、剑心、剑，玉佩中出现了玉舞人、玉鹰、玉熊、玉仙人、骑马、玉辟邪、玉玺印、玉鸠首杖等。仕女形在汉朝佩玉居多，玉雕动物在汉代也比较常见。汉代玉器写实，一反平面雕刻，代之以立体圆雕，雕琢手法突出的是“汉八刀”和双沟碾法（又称“游丝毛雕”）。“汉八刀”反映的是汉代玉雕的简洁明快。
辟邪是传说中的神兽，汉代始流行玉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前常有大型石刻辟邪守护，汉代玉器中也出现了辟邪形象。东汉青玉辟邪来自陕西宝鸡，它举首怒吼，挺胸突臀，两翼内喝，前足直伸，后足直立，威武凶猛，似有撼天动地的驱邪逐魅之气概，将大汉帝国器宇轩昂的一代精神本质表露无遗。
秦朝和汉朝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对于秦朝对于文明和玉文化的忽视和打压，汉朝的玉器文化的繁荣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对比突出了玉文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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