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以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的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得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在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不安，战乱纷起的社会条件下，中国玉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抑制。尤其是曹魏文帝下令禁止使用玉衣，导致葬玉一落千丈，在有限的范围内流行的仅有趋向写实而又简括的玉豚、玉蝉之类的玉雕。而此时的佛教趁战火烽起，生灵涂炭之际，深入民间，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促使玉工艺转向新的领域。
在当时，以和田玉雕造佛像或引进玉佛是较为普遍流行的，在民间多以曲阳白石或黄花石替代和田玉造“玉佛”供养。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玉器工艺相比两汉要显得萧条许多，传世或出土的玉器寥若晨星，做工也显得简略朴素，精工者极少。这表明古代玉器史已由高度发达的、处于巅峰地位的两汉玉器工艺，逐渐滑向低谷。但同时又出现了向新功能、新领域转化的萌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玉器文化可以说是玉文化发展史上的衰败与转折。
魏晋南北朝玉器的总体面貌以及格局，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当时是介于以传统风格为主的汉代玉器辉煌期，至开放的唐代玉器高峰期的中间低谷期；其二，当时从商周、秦汉以来，中国玉器以礼仪用玉和丧葬玉为主的古典玉器传统，至唐宋玉器逐渐以装饰玉、实用鉴赏玉为主的中古风格的过渡时期。
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其玉器风格特点是简单，用途简化，装饰素雅。汉代以前盛行的礼仪玉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偶尔多见琮璧礼玉，或是前代旧玉，或是仿摹，没有创新。丧葬玉在此时期，也大为减少，不受重视。魏晋南北朝玉器中有所创新并能打上时代特点的，当属日用玉和装饰玉。当时日用玉有玉杯、玉带具和玉印等。玉带钩在当时的特点是：器型一般较小，钩首多作龙首形，变厚变宽。当时的装饰玉则继承了汉代的风格，有衣着饰玉和剑具饰玉两类，但品类、造型及雕琢风格，均逊色于汉代。而这一时期最流行的玉佩是玉珩，多数作如意云头状。
当时的玉剑饰，也已是风烛残年，自西汉达到鼎盛时期以来，逐渐走向下坡，至魏晋时期仅见剑首、玉璏等零星饰玉。当时的鉴赏陈设玉，有玉辟邪、玉瑞兽等，目前所见多为传世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玉器，其用途主要有三类：
（1）生活用具，有玉杯、玉带钩、玉印等；
（2）装饰美观用，主要是玉珩及其他佩玉；
（3）陈设鉴赏用，多为玉辟邪。
当时玉器的装饰风格有三个特点：
（1）是汉代玉器装饰风格的沿袭；
（2）是唐代粗阴线装饰的肇始；
（3）玉器总体装饰风格以素面为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南京雨花台花神庙一座南朝墓葬中出土的玉人，高5.6厘米，宽2.1厘米，厚1.1厘米，玉材选用新疆和田青玉，莹润光洁，采用圆雕法雕琢而成。玉人为女性形象，椭圆形脸，眉目清晰。头梳双垛形髻，两边高出，中间凹下，凹下处背面琢出一道凹槽，表示两髻的分界，额前微微隆起，似有刘海，整个发髻略向前倾，给人一种将坠未坠之感。
上穿交领宽袖衫，衣衫和袖子的下端接近膝盖，双手交握于身前；下着及地折叠裙，下摆内收呈圆弧状；脚蹬圆头履，露于裙外，整体形象和所穿服饰具有典型的南朝特征。在玉人的胸部和背部各有一个“牛穿鼻”，倘若穿以丝线，可以把玉人垂直地吊起来，表明这件玉人是一件实用的佩饰。在玉人的足底也有两个小孔，一孔较深，另一孔很浅，似乎未完成就放弃了，这很可能是用于把玉人插在其他物体上或与其他饰件相连的一种插孔，说明玉人也可以作为插件使用。
虽然中国玉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纷争的社会局面下陷入了低谷，但正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不安的环境以及佛教、道教等文化的传播，使得这一时期变成了玉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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