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夕孙中山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很精准，可惜最终还是没能救国

19世纪20末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日益深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人民反抗斗争此伏彼起。生活在这一社会氛围下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孙中山，为解救国家于危亡，“亟拯斯民于水火”，积极研究中国社会状况，探索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方案。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在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对国情有下述几点基本正确的认识。

第一，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严重民族危机，根源在于清王朝的腐败卖国。孙中山同当时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对清朝末年中国面临的严重局势有清醒的认识，“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孙中山认为，中国“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而形成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完全是清政府的腐败卖国造成的。“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

第二，中国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大国，清政府和君主专制制度是贫困落后的根源。长期游历西方各国、耳闻目睹了西方强国近代文明的孙中山，对近代中国的贫困落后感触颇深。他说：“现代文明还没有触动中国”，中国还是一个“相当清一色的贫穷国家，大多数居民过着贫困的生活。”孙中山认识到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是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源。清政府在文化上实行“涂饰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的愚民政策，经济上又实行“禁止对外贸易”的闭关锁国政策。清朝政治不仅专制，而且非常腐败，“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婪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

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和由于长期流亡海外的限制，孙中山对国情的认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第一，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民族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在近代中国社会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而孙中山正好颠倒了事物的因果关系。孙中山认为，“列强各国对中国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政策：一种是主张瓜分中国，开拓殖民地；另一种是用户中国的完整和独立”。 因而他主张万一欧洲有联合瓜分中国的企图或行为，这虽然可以说有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的意图，但更多地说明孙中山未能从帝国主义国家压迫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对华政策的不同形式识别其反动本性。

不可否认，孙中山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比19世纪末人们的认识和觉悟已大大地向前跨进了一步。他不仅看到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而且看到了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因而得出反帝必须反满，只有采取革命手段，才能将国家从危亡中解救出来的结论。因此，孙中山才比同时代的其他人站得高、看得远，坚定地走革命救亡的道路。

孙中山对国情认识的正确与不足，是受他生活与活动的特定时代、地域范围及其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所决定的。其对国情的认识#虽有许多模糊或不足，但从总体上看，占主导地位的是与国情相符的认识，不仅超越了前人，而且领先于同代人，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高度。这是孙中山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先驱者和领导者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