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
关汉卿的《窦娥冤》,大家想必都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元代,起因是窦娥的父亲借了蔡婆二十两银子,一年利息二十两到期还四十两,最后还不起,不得不将女儿抵给了债主,从而引发了后面的种种悲剧。也就是说,《窦娥冤》就是一个由高利贷引发的悲剧。
这背后折射的,是元代货币政策的异常混乱。
曾经,元代在货币流通方面是开创了历史的,它曾颁布了中国最早的不兑现纸币发行管理条例《至元宝钞通行条画》,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纸币流通制度,并且在纸币制度初创时期能够执行严格稳健的货币政策。中统元年(1260),元朝开始发行中统钞,实行银本位,并且有充足的准备金,且准许兑现,因此对通胀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当某位大臣上台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此人名叫阿合马。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此人出任上都同知,三年领中书左右部,兼都转运使。至元元年(1264年),升至中书平章政事,主政十多年。在任平章政事期间,阿合马主要掌管的是元代的财政。
大家如果有一定的经济知识的话会知道,纸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关键看政府是否具有与纸币发行量相当的准备金,如果没有,那么纸币就是废纸一张。我们在前面提到,在纸币刚刚发行时,元政府曾经是建立过准备金制的,并且在各地建立了钞库,随时收银出钞,因此可以保持货币的相对稳健。但是,就是阿合马上台后,为了讨皇帝开心,竟然把各地钞库里的准备金尽数运往大都。到了1276年,元代著名学者王恽已经指出“至元十三年以后,据各处平准行用库倒到金银并原发下钞本课银,节次尽行起讫”。明确指出各处的准备金被挪用,因而“钞所以日虚日轻”。
中统钞
到了1290年,情况已经愈演愈烈。据文恒益研究:“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印钞五十万锭,各路贮银乃由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减至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印钞比前一阶段增加几乎二十三倍,而贮银比前一阶段减少几乎百分之八十”。
准备金没了,钱就毛了,各地物价飞涨,而元代统治者还觉得不过瘾,钱一旦不够,就疯狂增发,用这种手段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吴晗先生在《读史札记》中认为:“元末钞以无本滥发而废不能用,转而用钱,用钱之弊亦日甚,官使一百文民用八十文,或六十文,或四十文,吴越各不同,潮州嘉兴每贯仍旧百文,平江五十四文,杭州二十文,法不归一,民不便用。又钱质薄劣,易于损坏。钞钱俱不能用,遂一退而为古代之物物交易”。
就是说到了后来,恶性通货膨胀之下,货币跟废纸已经没区别了,民间有些地方不得已退回了原始的物物交易。与此同时,恶性高利贷盛行,窦娥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之下。
那么元代统治者印了那么多钱,究竟在干嘛呢?首先是打仗。整个元朝存在了97年,其中75年都在战争中度过,连年用兵,自然军费开支浩大。再加上庞大的公共工程,钱不够,就加印。最可恶的是当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也要加印钞票。例如,文宗时宫中养的狮子老鹰一类的动物,吃肉就要花一万多锭,当时国库年入也不过300多万锭。
有学者统计,直至元末共出现三次大的物价洪峰期,分别是:第一次从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到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第二次自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到延祜二年(公元1315年);第三次从至正五年(1345年)直至元末。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这是红巾军兴起时民间流传的一首歌谣,生动地诠释了老百姓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下民不聊生的情景。
正是由于在货币政策上缺乏监督,不断玩火,最终导致民怨沸腾,将元代送上了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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