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读(1812-1879),字柳堂,号冶樵,汉族,甘肃兰州人。性颖悟,善诗文。以筹建甘肃贡院、尸谏慈禧太后名震朝野。
吴可读其先祖为浙江处州人,明初随扈肃庄王就藩,徙居兰州,世为耕读之家,其生性颖悟好学,记忆力超常,读书常过目成诵;在刑部“治狱精敏,诵律文万千言不遗一字。”并且能诗善文,下笔千言,一挥而就。
道光十五年(1835年),吴可读考中乙未恩科举人。其后,为了节省往返盘费,寓居北京达八年之久,但屡赴会试,均未考中,便以大挑举人的身份,被任命为伏羌县学训导,并被聘为朱圉书院山长。
他主讲朱圉书院时,针对甘肃文教落后的现状,给伏羌石作蜀墓撰一楹联:“共仰孔门高,问颜曾七十之徒,何处最多佳士;休言秦俗悍,自邹鲁三千而外,此间有传人。”
不要说陇人只能崇尚勇猛,孔子七十二门徒中的石作蜀等三人就是陇人,从而鼓励诸生勤奋向学。
道光三十年,由伏羌诸生凑集路费,再赴京师会试,终于考中进士,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
咸丰九年,分校顺天乡试,以秉公选士而闻名。次年,遭母丧,扶柩归兰,被聘为兰山书院山长。其间曾奉旨帮办甘肃团练,服阕,赴北京补原官,迁吏部郎中,转河南道监察御史。
吴可读任御史时,曾多次上疏言事,直声震动朝野,其中两疏最为有名。
第一件:当时诸大臣针对各国使节不断要求觐见清帝的现实争论不休。先争论清帝是否应接见外使,继而又争论外使是否行跪拜礼,相持不下,历半年之久。吴可读上疏请令各国使节觐见时不必强令行跪拜礼,宜随各国礼俗以示宽大,不必争论末节小事以损害国家利益。
第二件: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畏敌如虎,听任沙皇侵略军从伊犁长驱乌鲁木齐烧杀抢掠,而龟缩在甘肃高台不敢过酒泉一步,却纵兵诬杀良民二百余人冒功请赏,实在罪大恶极。
吴可读便上疏痛陈成禄有可斩之罪十,有不可缓之势五。清廷有意庇护成禄,仅以免官监候为罢。吴可读气愤至极,“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之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因言辞过于戆直,被降三级而归故里。
在此期间,陕甘总督左宗棠对他优礼有加,礼聘他为兰山书院山长。他大力协助从各州县募集白银五十万两,建成甘肃举院,使众多寒士就近赴试,从使甘肃文风也逐渐兴盛了起来。
清代甘肃倘遇天花横行,除求神拜佛外,别无良方。他抨击只知祈神保的愚蠢行为,用骈文写成《创设牛痘局启》,于咸丰间创设全省第一家牛痘局。
最后一件事:以尸谏直声震天下。光绪二年(1876年),起复为吏部主事,之所以说他是小官,因为吏部主事,是吏部里级别最低的官。
同治帝死后,慈禧为了继续掌控权力,挑了与同治帝同辈的载湉当皇帝,这就是后来的光绪帝。先皇绝嗣在当时,可是很大忌讳!所以应该过续“溥”字辈为子。不过,话又说回来,一旦把“溥”字辈的某位扶上位,慈禧便变成了太皇太后。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那就说不过去了。
在同治帝大葬典礼上,吴可读跳了出来,尸谏西太后,要求将来光绪帝生了儿子,仍承继同治帝之子,使“大统有归”,当时朝野一片哗然。
在此之前,吴可读早已准备,生怕祸及家人,给儿子的遗书中,要他“速速出京”,然后来把身上仅存的四十多两银子放在枕下,怀揣遗折,在一座叫三义庙的废寺中上吊。
吴可读“死谏”,也确实让在京的读书人兴起无限悲壮激越之思。军机大臣宝鋆,先还打算把遗折压着不报,一看清流轰轰烈烈又是设祭招魂,又是建祠立庙,一时白马素车,不晓得出了多少情文并茂的挽联,才知道硬压不行。
慈禧太后看了遗折,感动而且困惑,她想,为了一件几十年后的事,不惜赔上性命,这世上也真有这么傻的人。
“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坯土已成黄帝鼎,前星犹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识孤臣恋恩处,五更风雨蓟门东。”吴可读的死最后换来了一纸朝旨。
经过大臣们讨论,慈禧再次申明光绪乃是承继咸丰的嗣皇帝,等生儿子之后,将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这样才把名分问题摆平。
慈禧也特下恩旨,称其“孤忠可悯”,叫部按照五品官例议恤(吴可读之前是五品御史,后上书言事而降为七品主事)。
以死谏言,在今人看来,未免愚蠢,但在封建社会,却是骨鲠之士立身处世的最高境界。
“乾坤双泪眼,铁石一儒冠”。这是当年吴可读劾成禄被充军后,当时有人赠他的诗句,可见吴可读的风骨气概,传诵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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