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读(1812-1879)，字柳堂，号冶樵，汉族，甘肃兰州人。性颖悟，善诗文。以筹建甘肃贡院、尸谏慈禧太后名震朝野。
吴可读其先祖为浙江处州人，明初随扈肃庄王就藩，徙居兰州，世为耕读之家，其生性颖悟好学，记忆力超常，读书常过目成诵；在刑部“治狱精敏，诵律文万千言不遗一字。”并且能诗善文，下笔千言，一挥而就。
道光十五年（1835年），吴可读考中乙未恩科举人。其后，为了节省往返盘费，寓居北京达八年之久，但屡赴会试，均未考中，便以大挑举人的身份，被任命为伏羌县学训导，并被聘为朱圉书院山长。
他主讲朱圉书院时，针对甘肃文教落后的现状，给伏羌石作蜀墓撰一楹联：“共仰孔门高，问颜曾七十之徒，何处最多佳士；休言秦俗悍，自邹鲁三千而外，此间有传人。”
不要说陇人只能崇尚勇猛，孔子七十二门徒中的石作蜀等三人就是陇人，从而鼓励诸生勤奋向学。
道光三十年，由伏羌诸生凑集路费，再赴京师会试，终于考中进士，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
咸丰九年，分校顺天乡试，以秉公选士而闻名。次年，遭母丧，扶柩归兰，被聘为兰山书院山长。其间曾奉旨帮办甘肃团练，服阕，赴北京补原官，迁吏部郎中，转河南道监察御史。
吴可读任御史时，曾多次上疏言事，直声震动朝野，其中两疏最为有名。
第一件：当时诸大臣针对各国使节不断要求觐见清帝的现实争论不休。先争论清帝是否应接见外使，继而又争论外使是否行跪拜礼，相持不下，历半年之久。吴可读上疏请令各国使节觐见时不必强令行跪拜礼，宜随各国礼俗以示宽大，不必争论末节小事以损害国家利益。
第二件：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畏敌如虎，听任沙皇侵略军从伊犁长驱乌鲁木齐烧杀抢掠，而龟缩在甘肃高台不敢过酒泉一步，却纵兵诬杀良民二百余人冒功请赏，实在罪大恶极。
吴可读便上疏痛陈成禄有可斩之罪十，有不可缓之势五。清廷有意庇护成禄，仅以免官监候为罢。吴可读气愤至极，“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之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因言辞过于戆直，被降三级而归故里。
在此期间，陕甘总督左宗棠对他优礼有加，礼聘他为兰山书院山长。他大力协助从各州县募集白银五十万两，建成甘肃举院，使众多寒士就近赴试，从使甘肃文风也逐渐兴盛了起来。
清代甘肃倘遇天花横行，除求神拜佛外，别无良方。他抨击只知祈神保的愚蠢行为，用骈文写成《创设牛痘局启》，于咸丰间创设全省第一家牛痘局。
最后一件事：以尸谏直声震天下。光绪二年(1876年)，起复为吏部主事，之所以说他是小官，因为吏部主事，是吏部里级别最低的官。
同治帝死后，慈禧为了继续掌控权力，挑了与同治帝同辈的载湉当皇帝，这就是后来的光绪帝。先皇绝嗣在当时，可是很大忌讳！所以应该过续“溥”字辈为子。不过，话又说回来，一旦把“溥”字辈的某位扶上位，慈禧便变成了太皇太后。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那就说不过去了。
在同治帝大葬典礼上，吴可读跳了出来，尸谏西太后，要求将来光绪帝生了儿子，仍承继同治帝之子，使“大统有归”，当时朝野一片哗然。
在此之前，吴可读早已准备，生怕祸及家人，给儿子的遗书中，要他“速速出京”，然后来把身上仅存的四十多两银子放在枕下，怀揣遗折，在一座叫三义庙的废寺中上吊。
吴可读“死谏”，也确实让在京的读书人兴起无限悲壮激越之思。军机大臣宝鋆，先还打算把遗折压着不报，一看清流轰轰烈烈又是设祭招魂，又是建祠立庙，一时白马素车，不晓得出了多少情文并茂的挽联，才知道硬压不行。
慈禧太后看了遗折，感动而且困惑，她想，为了一件几十年后的事，不惜赔上性命，这世上也真有这么傻的人。
“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坯土已成黄帝鼎，前星犹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识孤臣恋恩处，五更风雨蓟门东。”吴可读的死最后换来了一纸朝旨。
经过大臣们讨论，慈禧再次申明光绪乃是承继咸丰的嗣皇帝，等生儿子之后，将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这样才把名分问题摆平。
慈禧也特下恩旨，称其“孤忠可悯”，叫部按照五品官例议恤（吴可读之前是五品御史，后上书言事而降为七品主事）。
以死谏言，在今人看来，未免愚蠢，但在封建社会，却是骨鲠之士立身处世的最高境界。
“乾坤双泪眼，铁石一儒冠”。这是当年吴可读劾成禄被充军后，当时有人赠他的诗句，可见吴可读的风骨气概，传诵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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