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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的起源和演变


君主制的起源和演变

吴飞


在《政治学》第一卷里,亚里士多德给出了关于城邦起源最标准的表述。在其中,他将君主制城邦的产生当作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来描述。但随着论述的展开,由于他对君主制政体看法的复杂性逐渐透露出来,他对城邦起源与演变的描述也越来越不同。在第三卷讨论绝对君主制的段落,他又一次谈到了君主制的起源及政体的演化:

古时候很难得发现德性超群之人,特别是人们所住的城邦非常小,所以君主制的起源更为久远;而且,成为君主的人一般都凭借其光辉业绩,而只有善良之人方能做出光辉的业绩。然而随着在德性方面堪与王者相媲美的人不断增多,他们就不再甘居王权之下,转而谋求其他的共同体形式,于是建立了共和政体。但是人们很快就堕落了,开始以公共财产中饱私囊,可以想象,某种这类原因导致了寡头制的兴起;因为财产代表了荣誉。而寡头制又变为僭主制,僭主制又变为平民制。因为当权者贪婪成性,导致权力集团的人数不断减少,相应地扶植了平民的力量,以致最终平民大众推翻了寡头制,民主制就出现了。(1286b9-19)

这里勾勒出了城邦各种政体的演变顺序。其中,君主制和共和制都是所谓正确的政体,而后面三种都是蜕化了的政体。所以此处说君主制时,应该是包括贵族制的。所以,六种政体的演变顺序应该是:君主制(或贵族制)——共和制——寡头制——僭主制——民主制。在这六种政体中,君主制或贵族制是最原始的制度,共和制已经是有所变化之后的形态了;而从共和制开始,城邦就可能变成各种蜕化的政体。


亚里士多德此处所写的君主制的起源,可以和第一卷中所写的君主制起源作对比。他在前面说,君主制是由家庭不断繁衍,经过村落之后,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因而人类最早的城邦大多是君主制的;现在又说,君主制是由于最初有德性的人很少,所以一个人(或几个人)在德性上超越所有其他人是很可能发生的。这两处表述的矛盾,正是我们所说的,家长式的君主必然存在的两个矛盾:究竟是根据出身和辈分来确立君主,还是根据德性? 按照这里的描述,君主制和贵族制都是相当成功的,因为教育出了越来越多有德性的人,这就导致了君主制和贵族制被共和制所取代。这种取代是如何发生的,亚里士多德并未予以说明。


亚里士多德在第七卷再次谈到了君主制的起源。他在那里说,如果人们之间的差距大得如同神和人之间的差距一般,就要有君主制(1332b16 以下)。按照这里的说法,君主制有可能不是人类最初的城邦制度,而是在发展到某个阶段,出现了巨大的差别之后才出现了德性超绝的人,因而可以形成君主制。纽曼指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讨论一个问题时,常常并不考虑自己前面的说法。[1]但关于君主制起源的第二和第三种说法明显是相互呼应的;而且,他在谈到绝对君主制的时候,特别说这种君主与家长的权力是非常接近的。这里的说法就有两种理解的可能:首先,在城邦发展的某个阶段,出现了一个德性超群的人,他成为国王。这个人和其他人不是父子关系,但要按照父子关系的模式来统治他们。但更可能的是,这个人就是最初的独眼巨人式的君主,他既是所有人的族长,又是德性和力量最强大的人,因而既是家长又是国王。


关于君主制起源的这三处描述之所以出现不一致的地方,我认为并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忘记了自己以前的说法,而是因为君主制中必然包含的矛盾,即君主一方面要以治理家庭的方式治理城邦,另一方面又要是个德性最高的人。在第一种表述中,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第一个方面,但在第二和第三种表述中,他强调的是第二个方面,所以两处呈现出来的好像是在说不同的君主和不同的演进模式。


亚里士多德关于君主制演进的讨论的这对矛盾,在后来罗马帝国的实践中、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制中,都非常充分地暴露了出来;而君主制本身的内在矛盾也折射在从君主制向民主制的过渡当中。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英国法学家梅因(H.S.Maine)在《古代法》(Ancient Law)中,对古代西方政体演变的理解深受亚里士多德这一思路的影响。他们都认为,家庭通过繁衍和扩大,发展为氏族、胞族、部落,最后发展到城邦,就是古典城邦产生的大体脉络。所以梅因有这样一段典型的概括:

在大多数的希腊城邦中,以及在罗马,长期存在着一系列上升集团的遗迹,而城邦就是从这些集团中产生的。罗马人的家庭(family)、氏族(house)和部落(tribe)都是它们的类型。根据它们被描述的情况,使我们不得不把它们想象为由同一起点逐渐扩大而形成的一整套同心圆,其基本的集团是因共同从属于最高的男性尊属亲而结合在一起的家庭,许多家庭的集合形成氏族(gens or house);许多氏族的集合形成部落;而许多部落的集合则构成了政治共同体(commonwealth)[2]

这个同心圆结构的逐渐扩展,就意味着家长慢慢发展成为国王,所以梅因说:“政治共同体是因为来自一个原始家族祖先的共同血统而结合在一起的许多人的一个集合体”。从目前对古代希腊文献的掌握情况看,我们无法确切地恢复这个历史过程,因而到了今天的希腊研究界,已经很少有人会以这样宏大的方式描述希腊城邦的形成,但在当时的学术界,这却是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念,比如格罗特(G.Grote)的《希腊史》(A History of Greece)和库朗热(N.Coulanges)的《古代城邦》(La Cité antique)都表达了类似的说法。对古希腊历史的这一重构,更多是受已经修正过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影响之下的历史推测。


因而,当时对这一学说最主要的批评,并不在于梅因没有确凿的证据,而是在于其说法中的内在矛盾。英国学者麦克伦南(Mclennan)指出,如果说城邦的产生是一个同心圆逐渐扩展的结果,那么,这里为什么会加入到其他的部落,为什么所形成的城邦并不都是同一血统的人呢?[3] 换句话说,梅因最不能解释的地方是,这个家长在什么时候不再只是家长,而成为众多异姓家族共同的国王? 在亚里士多德的描述中就是,在村落到城邦的演变中,为什么不再依靠繁衍扩大而形成人类团体,或者说,从家政到城邦政治的转换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人类究竟怎样从对自然需要的满足,过渡到了追求德性的美好生活,实现了政治生活的自然目的?自然需要与自然目的之间,真的会那么自然吗?


自然需要与自然目的之间,真的会那么自然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麦克伦南构造出了母系社会的神话,在几十年中风行欧美学术界,但也很快因为找不到坚实的证据而销声匿迹。不过,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并没有因此而停止。阿特金斯(Adkins)、弗雷泽(Frazer)、弗洛伊德(Freud)等人又合力创造出了弑父弑君的神话,讲述了从独眼巨人王朝向兄弟民主制的演化。无论在母系社会的版本中,还是在弑父弑君的版本中,人类走上文明的民主制度的路程似乎都不那么自然,而是充满了杀戮与断裂。所有这些尝试,都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君主制论述的展开和重述,而其中所呈现出的矛盾,也已经蕴含在亚里士多德的思考当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Newman,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vol.2, p.115, n.20.

[2]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3-74页。译文略有改动。

[3] 参见 John F.McLennan, Primitive Marriage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the form of capture in marriage ceremonies, London:Routledge, 1998.


本文节选自《家长与国王》一文,

收录于《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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