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曾经耗费了十余年的光阴,带领着自己的学生,周游列国,以期向诸侯推销自己的学说,但最终无功而返。无独有偶,百多年后,继承和发扬了孔子学说的“亚圣”孟子,同样在壮年之际,带着学生一起周游列国,希望能得到诸侯的认同,可结果同样是失败。
儒家思想之所以在春秋末期和整个战国时代得不到诸侯们的青睐,是因为其政治理念完全不能适应当时诸侯争霸的残酷现实环境,下面的两件小事便是最清楚明白的注解。
晋国灵公幼年继国君位,成年后不行国君正道,加重百姓的赋税用来彩饰墙壁,还从台上用弹弓射过往的行人,观看人们躲避弹丸来取乐。有一次厨子炖熊掌没有炖熟,灵公就杀死他。执政大臣赵盾知晓了这件事之后,三番五次的对晋灵公进行劝谏,可结果却惹恼了对方,竟然采用阴谋手段想把赵盾给除掉。先是派刺客,接着又来下毒,最后埋伏甲士,可都没有得逞。被暗杀的目标赵盾,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不得不出奔他国。
然而,没等赵盾跑出晋国国境,晋灵公被将军赵穿给刺杀了,于是赵盾就掉头回转,继续做他的执政大臣,拥立新君,可是晋国的太史董狐却记载道:“赵盾弑其君。”然后还把这条记载拿到朝廷上公布。赵盾当然不愿意承认,太史的回答是:您是正卿,逃亡没有越过国境,回来后又不声讨叛贼,弑君的不是您又是谁?
孔子在评论这件事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意思是说,他是完全认可太史的做法的,即赵盾既然没有出国境,就等同于弑君。
晋国太史之所以认为赵盾涉嫌弑君,有两层考虑:1,动手刺杀晋灵公的赵穿是赵盾的兄弟,极有可能是受到赵盾的指使;2,赵盾回国掌权后,没有追究弑君这件事——赵盾本人是否指使或者说安排了赵穿刺杀晋灵公,由于查无实据,只能是个“罗生门”。
晋灵公不君在前,赵盾逃亡在后,即便真的安排了弑君,也是为了自保而已,这在春秋时代算不上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孔子指责其弑君已经非常不合理。要知道,春秋战国是真正的封建时代,公卿大夫和国君同属于贵族阶层,公卿忠于国君,恪守臣子之道,国君同样要守君道,国君对臣子并没有肆意屠戮的权力,所谓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那要等到帝国时代,儒家成为正统,皇权独大之后才有的道德标准。故而春秋战国,公卿和国君之间即便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都会相互攻击,例如,宋国的宋湣公跟大臣南宫万一起出去打猎,因为争道起了冲突,宋湣公便揭南宫万被鲁国俘虏的伤疤,后者一气之下用棋盘把他给砸死了!
此外,假如孔子以赵盾无法自证清白来指责他的话,倒还说的过去,可他竟然把是否越过国境线来当作清白与否的判断标准,而不是追求事实和真相本身,可见其所谓的道德标准完全是形式化的,显得极其的荒谬,如何能被实用主义盛行的诸侯理解和接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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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亚圣”孟子的事例。
燕王哙把国君的位子让给了当时的权臣,国相子之,子之当国三年,燕国大乱,百官人人恐惧,于是乎齐国众将建议齐王出兵讨伐(燕、齐是邻国),在这个关键时刻,孟子竟然也站了出来,极力鼓吹发动战争,理由是:“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
翻译成白话文:“现在去讨伐燕国,这正是(建立)周文王、武王伐纣那样的(功业)的好时机,千万不能失掉啊。”
孟子的学说特点是标榜仁义道德,讲王道反霸道,而攻打燕国实质上是趁火打劫的不义之战,为什么他偏偏会违背自己一贯奉行的理念,为兼并战争鼓吹呢?
原因在这一句话里面:“此文、武之时”——建立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功业的好时机!
直白的讲,就是孟子认为,齐国已经具备了夺取天下的实力,天下也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齐国必将取周朝,攻伐燕国并将其吞并,就是夺取天下的第一步。成功之后,齐湣王像周武王取代纣王一样,成为天子,而他孟子呢,自然而然是周公、太公望之类的人物,既能建功立业,又可名垂青史。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首先,齐国在齐湣王手中确实强大了不少,但当时实至名归的第一诸侯强国仍然是秦国,而不是齐国。
其次,齐国吞并了燕国,改变了周边诸侯国之间的力量平衡态势,必将引发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干涉,而以齐国的地形和兵力,是没有能力应付诸侯国的联合攻击的。
最后,兼并战争是血腥、残忍、霸道的,是孟子这种远离战场的“大儒”所无法想象的,所谓的仁义之师是不存在的,占领燕国之后,齐军必然肆意劫掠、横征暴敛,故而也不可能存在所谓的燕人的望风景从。
结果,齐国军队占领燕国之后大肆烧杀抢掠,激起燕人群起而攻之,警醒起来的诸侯国立刻组成联军反击,齐军一败涂地,狼狈逃出燕国。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孟子无论是对天下的形势、时代潮流的把握,还是民心士气,以及军旅之事的判断,都是一知半解,完全错误,没有一项是真正精通的,哪个诸侯果真用他当执政大臣,恐怕是嫌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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