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们，已开始对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可能性、主体的认识能力等问题进行考察，并明显地表现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丘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这种看法包含了向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发展和向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孔丘并不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他强调'学而知之'，多闻多见，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感性与理性并重的合理思想。孟轲发展了孔丘认识论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发挥了'生而知之'的错误命题，宣称人有一种先天固有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他把取得知识的途径归结为'反求诸己',即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探求，以扩充自己内心固有的良知、良能，并因此而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不过，孟轲重视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的思想仍然有合理的因素。
道家学派的《老子》一书，提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认为'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主张'绝学'、'弃智',用'静观'、'玄览'的神秘直觉方法，去体验'无形'、'无名'的'道'，以达到所谓与道'玄同'的境界。这是一条神秘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道家学派的另一个代表庄周，看到了认识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接触到了认识的辩证法问题。但他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夸大事物和认识的相对性一面，否认认识对象质的规定性和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陷入了怀疑论、不可知论。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主张感觉经验是认识来源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的感觉经验论。他说：'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墨翟提出了关于判断言论是非真伪的'三表'或'三法'，主张以'古者圣王之事'即历史经验、'百姓耳目之实'即众人的直接经验和'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社会政治的实际效果，作为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墨翟认识论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唯物主义的，但他片面夸大感觉经验的作用，忽视了理性思维的作用，甚至连错误的经验、荒唐的传闻也深信不疑，以至陷入有鬼论的迷信之中。 后期墨家的著作《墨经》，继承和发展了墨翟认识论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倾向，对认识的本质、认识的来源、认识的过程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等问题，都作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解释。《墨经》明确提出：'知，接也'；'知，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认为认识是人以'所以知'之'知材'与外物接触而发生的对外物的模写、反映。这是一种朴素的反映论观点。《墨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墨翟的狭隘经验论的错误，既重视五官的感觉经验，又重视'心'的辨察思维，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初步联系起来了。《墨经》提出'名实耦，合也'的论点，并以'志行'即动机和效果相统一的'为'为检验名实是否相符的标准。
齐国稷下的唯物主义者，在认识论上明确区分了主体与客体，说：'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他们把'知'看作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提出'治心'、'修此'对于'知彼'的重要性，研究了主体修养的认识论意义，初步揭示了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在认识论的早期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
战国末期的荀况，批判、继承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的认识论思想，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体系。他从主体和客体两方面论证了认识的可能性，指出认识是在主体的认识能力同作为客体的外部事物相接触时发生的。荀况强调感觉经验是认识的来源，指出必须通过感觉器官即'缘天官'，才能认识事物的同异。但他认为感觉经验具有片面性，要认识事物的本质'道'，必须依靠'心'的理性思维。感觉经验通过理性思维的加工整理，然后用'名'、'辞'、'辨说'等形式加以表述，论说才成为知识。他把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看作是认识中必不可少的两种官能，并比较正确地论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他一方面指出'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另一方面又指出'心有征知','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在知行关系上，荀况认为'行'比'知'更重要，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他把'行'看作是认识的最后归宿，认为只有行之有效的认识才是可靠的，把'辨合'、'符验'作为认识的真理性标准。荀况还比较正确地阐发了主体的能动性。他认为，人不能仅有'化性起伪'的自我改造能力，而且可以'知道'、'制天命而用之'，即具有认识、掌握和利用自然规律的能力。
东汉的王充从唯物主义出发，把认识对象确定为'天下之事'、'世间之物'。他反对生知说，提出'实知'、'知实'说，认为只有'任耳目'接触实际事物才有认识，而认识又要用客观事物来检验。他还强调'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认为只有任耳目与开心意相结合，才能辨明虚实，判定是非。唐代的刘禹锡在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着重考察了天人关系，提出了天人交相胜的命题，不仅区分了'天之所能'与'人之所能'，而且指出了天人彼此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这里包含着把主体和客体结合起来加以考察的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宋、明时期，围绕着知识的来源和知行关系的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了长期论争。程朱学派从唯心主义理学观点出发，认为知是人所固有的，但必格物以致之（见格物致知），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知识来源说。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他们强调知是行的基础，宣扬知先行后，而所谓行，主要是指对心中所固有之理，即封建伦理道德的践履、实行。陆王学派从'心即理'、'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的主观唯心主义出发，强调知识的来源不在外而在内；欲明理致知，不必求之于外，只须求之于吾心。王阳明还提出了'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知行合一'说，实际上是把主观意念活动称为行，完全抹煞了知行界限。唯物主义哲学家则对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进行了批判。张载从有物则有感、物格而知自至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肯定知是内外之合。王廷相在接物而生见闻的朴素反映论基础上，提出了'事物之实核于见'、'事理之精契于思'、'事机之妙得于行'的见、思、行相联系的认识发展公式。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唯物主义宇宙观的基础上，把朴素辩证法思想运用于认识论，批判、改造了佛学中的能、所关系，论述了认识对象'所'与主体认识能力'能'的区别与联系，指出'所不在内','能不在外'；'以俟用者为所'，'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认识观。他坚持以心循理、即事穷理的唯物主义原则，主张通过格物穷理致知的功夫，不断发展人的认识能力。他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原则，认为正确认识必须与客观对象相符合，主观只是客观的副本。王夫之把认识区分为'学问为主'和'思辨为主'的两个不同阶段，并认为这两个阶段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他抓住道器关系这一贯通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重要问题，既坚持'天下惟器'、'道在器中'的唯物主义路线，又提出了'尽器则道无不贯，尽道所以审器'的思想，初步认识到了认识的发展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在知行关系方面，王夫之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知行统一观，既阐述了知和行的区别与联系，又包含了行是知的基础、知受行检验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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