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钦安有“万病一元论”:“总而言之,万病起于一元伤损”(《医法圆通·卷二》)。强调万病皆因元阳受损引起:“外感内伤,皆本此一元有损耳。”“病有万端,亦非数十条可尽,学者即在这点元气上探求盈虚出入消息,虽千万病情,亦不能出其范围”(《医法圆通·卷三》)。“总而言之,元阳为本,诸阴阳为标”(《医法圆通·卷二·敬云樵批语》)。
既然万病“皆本此一元有损”,那么顺理成章,治疗就应从扶助元阳着眼,由此,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治疗大法,即“治之但扶其真元”。
“此处下手,便是高一着法。”
反之,若头痛医头,见症治症,跟着症状跑,用方愈多而旨归愈乱,疗效反而更差。
“至于受病,浅深各有旨归。然分类以治之,未始不当,但方愈多而旨愈乱,若不再行推醒,拈出旨归,将来后学无从下手。当今之际,谁非见肿治肿,见胀消胀者哉?”
(《医法圆通·卷二》)“名目愈多,旨归即晦。今为之总其大纲,括以阴阳两字为主,余不足录。”
“总之,病情变化非一二端能尽,其实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若欲逐经、逐脏、逐腑论之,旨多反悔,诚不若少之为愈也”(《医法圆通·卷一》)。
他以中风为例,突出表达了这种观点:“众人皆作中风治之,专主祛风化痰不效。
予经手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兼看何部病情独现,用药即在此攸分。要知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恃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衰于何部,内邪外邪即在此处窃发。
治之但扶其真元,内外两邪皆能绝灭,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未治风而实以祛风,握要之法也”
(《医理真传·卷二》)。也就是说,并非见风祛风,见痰化痰,而是“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治之但扶其真元”。
又如治肠鸣泄泻:“凡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有肠鸣如雷、泄泻不止者,此乃命门火衰,脏寒之极,急宜大剂回阳。若以利水之药治之,必不见效。予曾经验多人”(《医法圆通·卷二》)。总之,“不必多求妙方,总以大温大甘、收固元气为要”(《医法圆通·卷二》)。
再如癫痫二证,“缘由先天真阳不运,寒痰阻塞也”。“以予所论,真气衰为二病之本,痰阻是二病之因,治二证贵宜峻补元阳,元阳鼓动阴邪,痰湿立消,何癫痫之有乎?”
(《医理真传·卷四》)与通常化痰潜镇治法确实不同。
外科疮证,“无论发于何部,其疮痛如刀劈,忽然红肿,其色虽红,多含青色,人必困倦无神,脉必浮大中空,或大如绳,或劲如石,其唇口舌必青黑。务在脉息、声音、颜色四处搜求,始能识此等证候,切勿专在疮上讲究…若视为寻常之疮治之,则速其死矣”。
举一反三,可悟郑氏推崇扶阳思想的真谛,即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下药,而是“治之但扶其真元”,此乃“握要之法”。通俗些说,即摒弃对症用药,专用附子、干姜四逆辈扶阳,敬云樵解释说:“惟有用姜、附以养帅,帅如能振,气即随之而号令,庶几中与,可冀此炼石补天之技,出人头地之医”(《医法圆通·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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