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叙事的消解

作者: [丹麦] 戴维?格雷斯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从柏拉图到北约

原作名: The Idea of the West and Its Opponents

译者: 黄素华 / 梅子满

出版年: 2013-8

丹麦著名历史学家戴维·格雷斯（David Gress）于1998年出版著作《西方的敌与我：从柏拉图到北约》，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这次中译本在国内首次引进，为“跨文化研究译丛”其中的一部。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非常深刻，戴维·格雷斯以详尽的资料试图全面检视所谓“西方”的本质及贯穿其中的“宏大叙事”。但是它又不是一本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巨制，该书平易近人，语言通俗易懂，适合各个层面的读者群。书中有许多有意思的探讨，对我们普通读者习以为常的诸多见解提出挑战。

这本书的主旨是要消解关于西方文明建构的“宏大叙事”。开篇第一句发人深省：“自由之所以生长和发展，乃是它对权力有益。”什么是格雷斯认为的宏大叙事？它是美国自由主义关于本身、它的根源、历史及正统性的历史和文化的叙述。“一战”前后的美国需要这样的一种认同，来确立自己的话语地位，于是便借助各种教育机构尤其是高校精英教育，对全民进行同化。建立宏大叙事的过程就是一个对西方丰富多彩的历史进行人为筛选的过程，它不是学术行为，而是政治行为。正如哲学家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的著名论断所说明的，关于西方历史的梳理和西方本质的知识性界定，实质是为政治利益服务。那么什么是西方？格雷斯给出两种西方：旧西方，是希腊、罗马、基督教和日耳曼部族文化的综合体；新西方，如同宏大叙事宣扬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

什么是西方历史？在大多数的读者心中，它是古希腊、罗马、基督教文明、文艺复兴和航海大发现、现代科学的兴起、现代民主的兴起、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前景，西方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连贯一致的实体。戴维·格雷斯却告诉我们，西方历史远比这复杂，而宏大叙事通过对这些“神奇的历史时刻”的筛选，故意回避、舍弃那些不符合“现代西方”的领域，人为塑造了“西方”的本质——一个包括了民主、理性、资本主义、科学、人权、宗教多元、个体自治等在内的综合体。

为了阐明他的观点，在本书中，格雷斯带给我们一场很有意思的西方历史之旅，沿着古希腊一路走到20世纪，将宏大叙事遴选出的重大事件和西方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真实的文化特征相对照，让我们更直观地思索宏大叙事背后的权力动机，并进一步追问如果“自由、民主、资本主义”不是真实的唯一的西方，那么更接近真实的西方是什么模样？在这些对历史的回溯中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段落。好比宏大叙事认为西方从古希腊以来一贯强调“自由与个人”，这鼻祖该是苏格拉底。但真实的苏格拉底其实是个“反自由”者。可见宏大叙事关于自由的论述站不住脚。接下来格雷斯在旧西方的“日耳曼传统”这一部分，提出所谓自由的概念并非是希腊人给予西方的礼物，而是来自日耳曼因素，来自于他们的尚武精神与帝国权力欲望。自由只是帝国的一个副产品。那么为什么宏大叙事却非要将自由的源头定义成希腊而回避日耳曼呢？心照不宣，主要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日耳曼民族成了新西方的核心“民主”的对立面，尤其是“二战”中德国的暴行，让日耳曼民族名声扫地，所以，宏大叙事只好绕开这段历史，直接和古希腊对接，强调自己的希腊源头。最精彩的还在后面，格雷斯进而通过考古式的分析交代了何谓“日耳曼”，这在古代历史上绝对是一个泛概念，所有那些说着日耳曼方言的人都是日耳曼人。但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日耳曼民族，在这些讲日耳曼语的人群中不存在一种普遍的认同感，那些不论是憎恨日耳曼还是钦佩日耳曼的人对日耳曼的身份认同都是一种捏造。而且这些泛泛的日耳曼人后来部落大分裂，分布在欧洲各个角落。自然宏大叙事难以成立。

类似这样发人省醒、别开生面的分析在这本书中随处可见，例如在关于“教会与帝国”的分析中，通过表现二者不断的互相较量，格雷斯告诉我们，旧西方不仅仅是“理性”的，还具备另一面，它充满了信仰、激情、尚武与征服，这些特质一起构成着更为完整的西方。

而西方的概念，在“冷战”时代、“北约时代”，就更发生了变化，逐渐从完全的政治视角来定义西方了，所谓西方便是那些同为联盟的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和人民的总和。其他民族便自然成了西方的对立面。就此，格雷斯通过逐步论证，得出结论：宏大叙事塑造的“从柏拉图到北约”的西方历史是不完整的，被西方奉为人性和制度典范的希腊是制造出来的。

可见何谓西方？西方其实总在变化中。历史就是一场叙事，本质就是一种书写。宏大叙事是符合当代美国利益的一种书写。利益诉求体现在宏大叙事的方方面面，再如所谓的“科学与进步”，也无不带上了集团利益的影子，只举书中一例为证——关于“环保主义者”。过去几十年，常常有科学家、环保主义者提出关于全球变暖的话题，并成立一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我们理所当然认为这些成员就是大气学家，是中立的科学组织，他们的言论当然是可靠的。可是格雷斯分析了这一组织的成立及某些言论的悖谬之处，这个组织的某些科学家曾预言过全球降温趋势，而且从地球气温的历史规律来看，它的温度变化极少受到人类行为的影响，但同一批科学家却很快卖力的维护全球变暖假说。格雷斯明确指出这些人同样是既得利益者，这一学说正是许多国家制定能源和税收政策的基础。而且上世纪90年代这一学说最盛行的时候，出台了禁止使用氯氟碳化合物制冷剂（CFC）的政策，这对那些富有国家影响甚微，但对那些贫穷的热带国家，却带来很多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许多治疗热带疾病的药物必须冷藏否则会变质，那么富国根据不足信的科学恐慌禁止使用CFC的做法，让穷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遭了多少罪？死了多少人？——格雷斯的这些发问，使我们必须冷静分析西方叙事中的许多观念，这背后处处隐藏着权力与利益。

既然西方不是世界，世界就允许有多重方向，本书就提到了中国道路和新加坡道路，或许这也显示了格雷斯在对西方道路失望之后的东方情结。但至少我们应该努力寻求一种道路，享有民主、繁荣，却避免因过度的自由主义带来的政治经济的失控。正如李光耀所说的：“西方由于变得庸碌无能，所以将来不可能成为一种世界的文化。”而亚洲价值观的核心——诸如家庭凝聚力、节俭、做事长远考虑、职业伦理等，在西方因自由竞争带来的诸多危机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功能。这些观点都发人深省，值得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