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95年，一代昏君典范周夷王撒手人寰，留给儿子姬胡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老迈的帝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史记》）。也就是说周厉王姬胡登基之后，拿到手里的是一手烂牌，一个已经破败了几十年的烂摊子。摆在周厉王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是继续前任或者他老爹的冥顽不灵的治国风格，反正这样的状态已经维持了几十年了。选择这条路，非常的轻松，不会有太大的阻力，只是十代而亡的预言很可能就会在他身上应验，而且周室东迁的进程可能要提早百年。第二条道路是大刀阔斧的革除时弊，扭转慵懒腐化的执政基础。也就是说要力行改革，扭转国力不断下降的颓势。改革就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在很多时候是要付出鲜血或者生命的代价的，比如后来的商鞅和王安石。
从小在这种伦常渐失、王室衰微的局面中成长起来的周厉王，眼见着诸侯越来越不尊天子，四夷趁乱不断侵袭周朝疆域的乱象，愤怒激发着他心中的热血不断燃烧。肩负姬周家族与生俱来的光荣与梦想，周厉王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第二条道路，选择了那一条最为艰险的道路。
由于周厉王选择了这条风雨兼程的道路，他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改革家。可惜的是，运气不太好，这场改革最终功败垂成。
西周帝国当下之积重难返的原因，一方面是王室的权威扫地，王权对于诸侯的约束力逐渐丧失，藐视中央的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原因是，中央政府经济萧条，国库空虚，这也加剧了中央影响力的减弱。
改革的反对者首先是朝堂上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减少施政中的掣肘，周厉王首先对世袭公卿阶层发起攻击，废除了自周武王时期就实行的周召二公的世袭卿士制度，把两位勋贵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贵族集团排挤出执政核心。同时，选贤任能，大胆启用荣国的荣夷公和虢国的虢公长父为卿士。让虢公长父负责对外战争，专事征讨侵犯周境的四夷和不听话的诸侯；让荣夷公主管经济，为对外战争提供后勤补给和准备弹药。
先介绍一下荣夷公的经济改革政策。
根据周公旦制定的分封制度，天子把封地封给诸侯，并划定采邑。根据井田制，诸侯把采邑中公田收入的部分上交周天子作为赋税，而封国之内的山川临泽的产出则全部归诸侯所有，不用上交国库。由于分配制度的不同，诸侯对于公田耕种的积极性越来越低，导致公田的产出越来越低。而且随着分封制的深化，越来越多的采邑以外的土地被开采出来，越来越多的适合耕种的土地成为不用上交赋税的私人领地。权贵们的总收入增加了，但赋税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从一定程度上使上缴的赋税在采邑的收入中所占比例进一步下降，强地方弱中央的情况愈演愈烈。
为了彻底扭转这种挖国家墙角的情况，在周厉王的直接授权下，荣夷公启动了名为“专利”的经济改革。
将封国内的山川林泽全部收归国有，把原来属于诸侯的私人领地变更土地所有权属性，成为必须要上缴赋税的国有土地。荣夷公的专利政策，就是要通过提高中央政府所直接掌握的土地资源的数量以振兴经济。这项政策的先进性是已经被现代经济学原理所证明的，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扩大税基，税收的总量必然增长。荣夷公的专利政策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短短两年时间里周天子的府库逐渐充盈。
战争打的是国家实力，拥有了经得起折腾的家底之后，周厉王迫不及待的命令虢公长父开动起战争机器，对于敢于藐视周天子权威的诸侯大举攻伐。虢公长父主导的讨伐不臣的具体战果，史书中没有详尽的记载。但《史记，楚世家》中的记载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周厉王时期对外战争成果的一个旁证，“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在周昭王、周夷王的时代不可一世的楚君熊渠，到了周厉王时，由于害怕中央政府的讨伐，竟然自己主动去除了三个儿子的王的称号，自己也乖乖的继续做起了楚子。可见，虢公长父的战争攻势，虽然不能说武功煊赫，但起码是卓有成效的。周厉王执政的初年，荣夷公主内虢公长父主外，这种双管齐下的制度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成效斐然，但是后来却越来越举步维艰。
周厉王主导的改革，遇到了阻力。
荣夷公的改革就是将贵族的私产收归国有，侵害了贵族阶层的利益，同时也捎带着侵犯了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本来生活不易，到山川林泽里抓抓鱼打打兔子贴补家用，政府还要剥一层皮，自然引发了广泛的非议。
面对汹汹的民怨，有官员向周厉王汇报当前的舆情。“大王，如今民间议论朝政大有汹涌之势。称如今国家危难，而荣夷公不行仁义，变本加厉不知收敛。”
周厉王不以为意，“凡行大事者不拘小节，老百姓短视，看重眼前利益，不要理会这些民间的非议。等到万邦来朝的时候，百姓自会山呼万岁。”
官员继续说“民间的议论尚且不论，还有些朝臣在诋毁您的威严。”
“他们怎么说”周厉王的脸逐渐黑了下来。
“他们说殷商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不任用老臣。议论大王您现在排挤周召二公，宠幸荣夷公和虢公长父，恐怕重蹈殷商灭亡覆辙的日子不太远了。还说，长此以往，社稷十代而亡的谶语就要应验了。”
周厉王平素最怕听人说那句谶语的事情，脸上逐渐挂不住了。
“前几日芮良夫在朝堂之上不顾礼仪，公然称大王您所用非人，重用荣夷公行逐利之事，说什么社稷将危，煽动不稳定情绪，这样恐怕不是长久之计。”
姑且不论周厉王改革成效如何，但是从当下的舆情来看，周厉王已经被人们看成了一个一意孤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残暴君主了。而且改革的事业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过于频繁的对外征讨使得只能通过进一步加码的征税来实现。后来为了达到快速聚敛财富的目的，周厉王甚至使用了卖官鬻爵之类的下三滥手段。随着民众的反动声浪进一步高涨，他和他的改革团队用加快改革步伐，用实际的成效来反驳民意的企图彻底失败了。
于是，周厉王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将他彻底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从而也使其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昏君。在此之前，周厉王的作为和历史上的明君雄主并无太大区别，而且他对于西周国势的扭转也称得上中等之主。但是他的不够聪明之处就在于太过于性急，太在乎面子，步子迈得太大，扯着蛋了。
他决定让人民闭嘴。
周厉王三十二年，在其授意下，组建了直接向周厉王本人汇报的秘密警察部队，俨然是两千年后明朝的锦衣卫。这些秘密警察身着便衣，昼夜在镐京的大街小巷穿梭巡查，但凡发现议论朝政的人，无论是平民还是王宫贵胄立刻抓起来处死，无需审批也无需审核。这个方法简单粗暴，但是很有效，死人是不会议论朝政的，活着的人为了避免自己成为死人，只能闭嘴，毕竟把话烂在肚子里比没命要好的多。到后来，限制言论的政策发展到不需要有明确的非议，只要语带讥讽就可以治罪的程度。于是老百姓噤若寒蝉，在路上见了面也不敢说话，互相使个眼色就匆匆离开，生怕只言片语被认定为反动言论而遭到杀身之祸。
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之下，很快就没有人敢于议论国事了。周厉王对于这样的局面非常满意，他觉得他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
有一天，周厉王得意洋洋的对召公姬虎说，“我的命令简直是太立竿见影了，流言蜚语已经消失，再也没有人敢于胡说八道了。”
召公说，“大王您的做法只不过是堵住了人民的嘴，但是并没有解决他们的不满。要知道用暴力的手段堵住人民的嘴，比堵住河流更可怕。把河道堵住虽然一时之间没有水了，但是蓄积的时间长了，河流就会决口，会造成更大的灾害。限制言论也是一样，而且后果可能更加不可想象。”
周厉王听了，不以为然，撇撇嘴走了。
而这也留下了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也算是周厉王给中国文化所做的贡献吧。
但是此时，周厉王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依然我行我素。在他的身后，民怨所堆积起来形成的怒海狂涛正在越来越高，很快就会将他彻底的吞没，永世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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