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间人”在玄学的濡染下，强烈追求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从精神层面上向往着一种超功利的审美理想和人格境界。他们大胆冲击儒家礼法的樊篱，视功名利禄若敝屣，任性自适，真率坦荡，张扬个性，回归自然。其超逸常格的精神气度，俊逸洒脱的生命情调，为之后的中国文人确立了艺术化的、富有诗意的最高人生境界和审美精神境界。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数百年之后，“晋宋间人”之行为方式、个性特征、价值取向、人格追求、审美理想，引起了宋代文人的深深共鸣。宋代文人对“晋宋间人”之接受，经历了书法及诗文认同、审美人格及审美理想认同两个阶段，这表明其对“晋宋间人”之内涵的阐释、解读逐步深化，并由感性走向理性。本文将结合时代背景对以苏黄等为代表的北宋文人与以姜夔为代表的南宋文人在对“晋宋间人”接受上之不同作一具体的分析。
一、“晋宋间人”笔墨及诗文
首先映入北宋文人眼帘的，是“晋宋间人”飘逸自如、炉火纯青的书法艺术。宋代文人常以笔墨似“晋宋间人”之语来评价、激赏别人的书作。如：
斯文既高妙，而王荆公书法奇古，似晋宋间人笔墨。（卷二十五《跋王荆公书陶隐居墓中文》）[1]
金陵王丞相书，初若不经意，细观其间乃有晋宋间人用笔佳处。（卷三十五《跋王介甫帖》）[2]
此字和而劲，似晋宋间人书。中有草书数字极佳，每能如此，便胜文与可十倍。盖都无俗气耳。（卷十一《跋东坡蔡州道中和子由雪诗》）[3]
君谟渴墨帖，髻鬓似晋宋间人书。（卷十《跋蔡君谟书》）[3]
王安石善翰墨，书风清劲峭拔，飘逸不凡。苏轼的行书用笔圆润含蓄，结字自然生动，笔墨厚实凝重，姿态爽朗有神，以气韵见胜，“至于笔圆而意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者，自当推为第一”（卷二十九《跋东坡墨迹》。）[1]蔡襄为人忠厚正直，笃重信义，学识渊博，书法浑厚端严，雄伟遒丽，其行书腴润流利，神清气淡，秀妍恬淡，无意求工，反造工极。故黄庭坚、张拭诸人以“晋宋间人”来形容概括王安石、苏轼、蔡襄的书法中那种飘逸潇洒、随意挥洒、超凡脱尘之美。
书法发展到魏晋时，各种书体诸如篆、隶、真、行、草莫不齐备，都达到了成熟的境界。在这样一种很难再开拓新的书体畛域的情形下，书法家们如卫瓘、陆机、王羲之、王献之、羊欣等另辟蹊径，渐向个性化发展。他们除用文字表达情意之外，还将自己的审美情趣倾注于一点一画之间，在作品中流露出了对“神韵”、“气韵”的追求。这个时期的书法家不仅注重书写便利及字体结构美观，而且更进一步追求书法的神韵和个人风格。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兰亭序》，书法骨格清秀，点画遒美，自然洒脱，行气连贯，犹如行云流水，字里行间流露出晋宋间人那风流倜傥、逍遥自在的情性，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风格。正如方孝儒所指出的，“晋宋间人，以风度相高，故其书如雅人胜士，潇洒酝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态，自觉有出尘意。”（卷十八《题褚遂良书唐文皇帝哀册墨迹》）[4]
与唐代重客观、自然、再现、状物，强调形、意、法、功夫等的书法理论相比较，宋人更重主观、主体、表现、抒情，强调神、无意、无法、无姿。因此其目光越过“重法度”的唐人书法，转而投向了唐人之前“尚韵”的“晋宋间人”，并将“晋宋间人”的书法当作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审美境界。
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以苏、黄、米为代表的宋代书法家们反对矫揉雕琢、循规蹈矩、“重法度”的唐人书法理论，追求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风格。如苏轼云：“吾书虽不甚佳，然自书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卷九十三《评草书》）[5]黄庭坚重视神韵，云：“论文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卷二十八《题绛本法帖后》）[1]与苏黄同时的另一位书法大家米芾也极力推崇晋宋书迹的古雅自然，云“柳与欧为丑怪恶札祖”，[6]批评颜、柳变乱古法，以魏晋书法为圭臬。主张写字要写情，要表现出个性和神韵来。故宋代书法家大多偏爱行草，如北宋四家的行草作为尚意的典型，其学问、胸襟、人格时时跃现于书作之中，意趣自然，姿态横生。
苏轼不仅在书法上推崇“晋宋间人”，并进而在诗歌风格方面继承了梅尧臣的平淡风格，推崇“晋宋间人”那种“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卷三十一《迫和陶渊明诗引》）[5]的平淡境界。如：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荚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卷九十三《书黄于思诗集后》）[5]
故而北宋文人除了用“晋宋间人”来评价、激赏那种不拘一格的书法外，还用来称那些具有清和妙丽、萧散简易的风格和语言特色的诗歌。如：
（茂诚）出其诗数百篇，余读之弥月不厌其文，清和妙丽如晋宋间人。（卷三十四《邵茂诚诗集叙》）[5]
（张友正族孙巨山）尝出所藏义祖家书数卷。每幅不过数十字便了，词语皆如晋宋间人。盖阅古书之久，不自知其然也。（卷中）[7]
在此要指出的是，北宋文人对“晋宋间人”之接受主要是书法艺术理论及诗文风格上的认同，还没有用此来称呼那种与“晋宋间人”相类的具有飘逸风度的当代人物。黄庭坚《跋王荆公书陶隐居墓中文》中另外记载道：“有李祥者闻之，欣然砻石来请。……李君，字圣祺，僰焚道人，喜炎黄岐雷之书，嗜好酸咸与世殊绝。尝从军得守国子四门助教，归而杜门，家有山水奇观，教诸子读书而宴居自如。从其所好，不喜俗人，一再见辄骂绝之，”喜爱王安石书法及晋宋间文的李祥，“从其所好，不喜俗人，一再见辄骂绝之”，活脱脱一位阮籍再世。阮籍不拘于流俗，对于俗人喜用白眼来看之，而李样对于俗人竟至于怒骂。黄庭坚在此对李祥是持赞赏态度的，但是他并没有将李祥直接称为“晋宋间人”。北宋文人，对于“晋宋间人”只是在书法艺术理论及诗文风格上的认同，对于他们的人生态度，却并不赞同。晁补之说：“陵夷晋宋，群丑乱夏，士大夫相与为言语于鞍马流离之间，因以靡靡不能复振。”（卷六十四《策问》）[8]这表明北宋文人还没有将“晋宋间人”之内涵的阐释深入到一种与世俗社会相对立的、艺术化的最高人生境界和审美精神境界。
二、“晋宋间人物”
宋室南渡之后，偏安江南、山河破碎的地理形势与“晋宋之间”极其相似，尖锐激烈的民族矛盾、黑暗残酷的官场倾轧、廷中的和战之争，使当时的士大夫们身心愈加疲惫不堪，他们对风流洒脱、不以时事萦怀，具有清脱谐和的人格意蕴、高雅脱俗的人格品质的“晋宋间人”十分羡慕，并进而对其审美人格及审美理想加以认同。当时的文人们纷纷以“晋宋间人”自许并赞美他人。如：
（刘过）流落江湖，酒酣耳热，出语豪纵，自谓晋宋间人物。[9]
（鲍钦止）风度凝远，如晋宋间人，谈笑风生，坐者皆屈。（卷十七《鲍吏部集序》）”[10]
亦虚俊才如王褒，论议如贾生，风度夷旷如晋宋间人物。（卷四十九《吴亦虚墓志铭》）[11]
（故太府卿王公）风流酝藉，如晋宋间人，若不以事物自婴者。（卷五十二《酌古堂文集序》）[12]
（范成大）公风神英迈，意气倾倒，拔新领异之谈，登峰造极之理，萧然如晋宋间人物。（卷八十三《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公文集序》）[13]
（王叔雅）其胸中自与甚高，望之萧然蔺远，若晋宋间人。（卷一百二十六《王叔雅墓志铭》）[13]
奉直公议论峻劲，诗文清驶，辞官不受，凛然晋宋间人物，见闻观感，自不与凡俗等。（卷十八《朝奉大夫主管崇禧观萧君墓志铭》）[14]
（徐）致远有晋宋间人物风度者也。（卷四《远斋记》）[15]
“出语豪纵”的刘过、“风度凝远”、“谈笑风生”的鲍钦止、“风度夷旷”的吴亦虚、“风神英迈”的范成大、“萧然简远”的范成大诸人，得到了同时代诸人的无比仰慕、激赏，并将之与“晋宋间人”相媲美。其中，得到南宋文人士大夫们极力推崇的姜夔，则被公认为“晋宋间人”，成为南宋文人中的典型。姜夔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生于今天的江西鄱阳，父亲姜噩曾任湖北汉阳知县，他自幼随父宦生活于汉阳。其父去世后，依托出嫁在湖北汉川的姐姐为生。宋孝宗淳熙年间，他结识了诗人萧德藻，萧爱慕姜的文才，便将侄女许配给他，并邀他同赴浙江吴兴。于是，姜白石离开湖北，开始了他那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流浪江湖一生。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姜白石至杭州向朝廷进献《大乐议》和《琴瑟考古图》。五年(1199)，又上《圣宋铙歌十二章》，得到“免解”的待遇，与试进士，但仍不及第。失望之余的姜夔，从此便无意于仕途。为了生计，他不得不长期寄食于豪门，过着幕僚清客的生活。一生来往于苏、杭、扬、淮的名流公卿、雅士骚人之间，放浪山水，吟赏烟霞，以布衣而终。
在书法上，姜夔与“晋宋间人”有深深的共鸣。姜夔早年曾师从江西诗派，“三薰三沐师黄太史氏”《白石道人诗集·自叙》），[16]因此黄庭坚的书法理论也应给予姜夔一定的影响。姜夔在书法中的观点与其前辈苏轼、黄庭坚、米芾诸人是相类的。姜夔在对书法艺术精深体会的基础上，对于书体、用笔、用墨、临摹、章法、气韵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姜夔崇尚钟繇、王羲之等名家，对于世俗专崇真书的观点给予了批评：“或云：‘草书千字，不抵行书十字；行书十字，不抵真书一字。’意以为草至易，而真至难。岂真知书者哉？大抵下笔之际，尽仿古人，则少神气，专务遒劲，则俗病不除。所贵熟习兼通，心手相应，斯为妙矣！……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妙，无出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17]姜夔推崇晋宋间人书法中那种飘逸的风度，而对唐人书法过于谨严、缺乏变化的风格不满。姜夔提出写字时要潇洒纵横，各尽字之真态，在字里行间要表现出个人的情趣来。
较之北宋文人，姜夔除了在书法上认同之外，还对“晋宋间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人格加以认同。“晋宋间人”热爱山水，对山水一片痴情。如嵇康，“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晋书·嵇康传》）阮籍“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晋书·阮籍传》）“晋宋间人”在自然山水中发现了审美新天地，表现出对于大自然独特的、深邃的审美观点。生活中的姜夔也颇有点晋宋人高雅，散逸的特点，他十分喜爱清幽之景，对山水一往情深。明代张羽说他“体貌清莹，望之若神仙中人”，“性孤僻，尝遇溪山清绝处，纵情深诣，人莫知其所人；或夜深星月满垂，朗吟独步，每寒涛朔吹凛凛迫人，夷犹自若也。”（《白石道人传》）[18]较之于一，般浪迹江湖、寄食诸侯的游士，姜夔的气质个性迥然不同，他虽靠友人的周济，却不趋炎附势，丧失人格，委曲自己，他的好朋友张鉴“平甫念其（某）困踬场屋，至欲输资以拜爵，某辞谢不愿。”（《姜尧章自叙》）[19]，姜夔为人超脱潇洒，具有高旷的襟怀与耿介清高的气质，因而被当时人目为“晋宋间人物”。如：
（姜夔）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意到语工，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内编卷下）[20]
参政范公以为，（姜夔）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姜尧章自叙》）[19]
“襟期洒落”的姜夔那种通脱超然、天放任性的生活态度和萧散简远、韵度飘逸的审美情趣，与“晋宋间人”在精神层面上有着共同的追求。“晋宋间人”手执麈尾，口谈玄言，扪虱而谈，饮酒使气，寄兴山水，优游从容，展示了风神潇洒的生命情调和超凡绝尘的精神气度。宗白华先生云：“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21]
因此，“晋宋间人”在风度仪容、才情思理方面表现出来的清雅洒脱、高蹈出尘、萧散淡泊的人格魅力和高情逸趣，赢得了以姜夔为代表的南宋文人的强烈认同和无比期羡，并且成为他们心目中高尚人格品性的象征和理想人生境界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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