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 扬
陆谷孙老师的《余墨集》,问世于2004年8月。次年2月,在该书第二次印刷前,陆老师添加了一篇“自序”,将书中所收录的所谓“余墨”定位为“非学术类文章”,将之分为“读后感、时评、见闻和序跋类几种”;除此之外,他又说到书中也包括了“演讲、通信、日记类文字若干”以及“短小英文两篇”。《余墨二集》于2009年2月付梓时,陆老师在前一年12月所撰写的“自序”中,说到《二集》的篇幅“膨胀不少”,对收录文字的范围有所扩张,似乎不再以“余墨”为限,他自己提出的理由是:“……老之已至,敝帚自珍,巴不得把写过的文字,包括与正业有关而并非余墨的,及早盘点搜辑……”随后,陆老师又加了一段非常感性的话:“我觉得人越上年纪,对文字越有一种亲切的依恋和专注的痴迷,在天远月孤的伶俜时分尤其如此。”
陆老师的这两部书,我都有幸得到他亲笔签名题赠的原书。2005年6月我返回申江时,应陆老师之召去外文学院作了题作“电影与文学”的英文讲演,由陆老师亲自主持,我手边的《余墨集》,在扉页中题写着“扬兄闲读哂正”,就是那次见面时陆老师亲手赠送的。2009年3月我再度返沪,与陆老师两度餐聚,并且回外文学院作了题为“蒙田和英国散文”的英文讲演。陆老师于2月题写签名的《余墨二集》,晚了一个月,在见面时也到了我的手中。时至今日,我还记得他当时将新作递到我手上时,脸上所流露出的自然的喜悦。我当时就这两部书的内容,跟他有过许多当面或是通过电邮的隔空交流,时至今日,我还常常翻阅,聊当故人晤对。
晚明的徐青藤(徐渭)曾经自诩:“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青藤的自知之明似乎有些问题,因为几百年之后来看,他的诗文实在没有多少出众之处,书法也只能说平平而已,唯独他自己置诸自己造诣最末的画作,倒是造就了他的不朽声名。钱默存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谈到林琴南对于自己的文相当自负,认为自己的诗与文相比,只是“狗吠驴鸣”,至于他传世的译作的地位,也许就更不值得他自己一提了。陆老师向来不怎么喜欢晚明名士的风尚,他不会像青藤和琴南那样,作类似的自我评判。不过,在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近日举行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陆老师的美国友人克里默(Thomas Creamer)在会上说起,如果有人问陆老师自己他的职业为何,他的第一个回答绝对不会是“词典编纂者”(lexicographer),而很可能是“第一,老师;第二,作家;也许第三才会是词典编纂者”。克里默先生不愧是陆老师的老友,他这个说法,我是完全同意的。不过,这只是就职业而言,根据我对陆老师的了解,他一定会把做人这一条放在他的职业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他首先是我国优秀传统中所弘扬的那样一位“弘毅”之士,也是萨义德笔下所描述的、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知识人”(intellectual),随后才依次是教师、作家和词典编纂家。
大约十年以前,陆老师从外文学院首任院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之后,我在见面交谈时隐隐感觉到,他常有时日无多的紧迫感。陆灏老弟编辑的《人间世》一书于2008年4月出版,其中收入了陆老师在前一年10月写成的《我的父亲》一文(后收入《余墨二集》),文末有这样一段:“父亲只活了六十二岁,我今年已经六十八岁了。活得比父亲长,至今沐浴着他的遗泽。我深感自己不称不配,只是个德里达所称的‘逾期的苟活者’罢了。”在这些年来的许多聚会中,陆老师好几次流露出同样的想法,我当时觉得他这种说法未免太过消沉,几次以开玩笑的方式向他表示反对。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数年,他几乎将全副精力,投入《中华汉英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好像在和时间作一场殊死的竞赛。最后,他就像盘马弯弓、战死沙场的将军一样,中夜伏案之际,飘然而去。《余墨三集》以“谈文论字”作为第一部分置诸卷首,我觉得好比紧锣密鼓的开场好戏。作为一代词典编纂家的陆老师,在这些文章里显示了他在数十年教学研究的过程中,对于中英两种语言之间各种异同的敏锐感觉,以及建筑在大量的实践经验上对于词典编纂的取径和见解。
“如果能够再次选择,我还是会做老师,因为我喜欢教书,喜欢学生。”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主要追求,陆老师自己说得再明白也没有了。他还多次跟我说过,当教师的人,应该要有一点“表现欲”,甚至应该想要show off(“炫耀,卖弄”),“每堂课至少要让学生笑三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进复旦外文系念本科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陆老师当时尚未能回校任教,我无缘亲炙。三十年后,我于2008年应邀回外文学院客座任课时,总算一偿夙愿,在他驰名的“英美散文”的课堂上,一睹他的丰采。记得陆老师每次总是很早就来到5209大教室里,静静地站在讲坛前面,等着那一百多个学生纷至沓来。一旦他开口,那风趣诙谐的语言、抑扬顿挫的语音语调、丰富的表情和肢体动作,立刻就把学生带进了课文内外的另一个世界。在此集中“三尺讲坛”这个第二部分里,陆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他教学生涯中的许多酸甜苦辣。我们都知道,陆老师是静得下来、坐得住冷板凳的,但是我觉得好静只是他的一面而已。作为一位优秀的教师,其实他还是喜欢热闹的。他大概不会在乎我在这里插上一句笑话:“人来疯”是我们这班教书匠的“书生本色”。集中的“附录”部分,收录了六年前陆老师就其译作《一江流过水悠悠》在上海曲阳文化馆参加与读者互动活动的录音整理稿,就是一个精彩的例子。从前面的讲话一直到后面的答问部分,他旁征博引,从英美文学的经典到当代的畅销作品,都有所涉猎;他妙语如珠,可以让人想见他当时逸兴遄飞的神态。
十八世纪法国作家布丰的名言“风格即人本身”(Le style c’est l’homme même),当然也适用于陆老师的文字。读着这个集子,尤其是那些出自他一度亲笔经营的博客的“博文”,常常使我想起多年来每次相聚时,他言笑晏晏、咳珠唾玉的情景来。在布封之后,下一个世纪的法国作家福楼拜别出心裁,在给一位友人的书信中说:“风格就是生活!她正是思想的生命线!”(Le style c’est la vie! c’est la sang mȇme de la pensée!)我以为福楼拜的这个说法,特别适用于陆老师的作品,因为他虽然好静,却从来不是离群索居于象牙塔中的隐士,而是一位紧接地气的“性情中人”。《三集》中的“故人旧事”“世间百态”这两个压轴的部分,字里行间,反映了他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坦荡心地和博大胸怀,也充分表现了他那个写得端端正正的斗大的“人”字。
叶扬和陆谷孙
陆老师的弟子朱绩崧在应召为《余墨二集》撰写的序言里,曾经说起前面两个集子内容的时间跨度,《余墨集》为二十二年有余,《二集》则为九年有余。如今《三集》的跨度,则广达五十四年,当为其最。此集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跨度,主要是因为收录了陆老师的英文小品“Sunset, Mother and Home”(《日落、母亲和家》)。这篇文章的收录跟我有些关系,应该在这里跟读者交代一下。
苏东坡曾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而这篇文章正是陆老师青年时代的“采色绚烂”之作。我们从《我的父亲》一文中知道,陆老师虚岁八岁那一年初夏,母亲因病不治,他从学校被家人传叫,飞奔回家,与母亲已经阴阳永隔。除了这简略的数行文字之外,他的作品中提到母亲的,好像现在只有这一篇绝无仅有的英文作品了。根据陆老师自己回忆,此文当作于1961年 (“二十二岁”)。陆老师那时是英文专业大四的本科生,与系里的青年教师任治稷老师相交甚笃,任老师当时也刚过而立之年,据说两人都喜欢以英文写作,而且都有争强好胜的个性,两人往往定下一题,埋头执笔,各显神通。这篇文章,大概就是这样一场以文字比试的成果,写成之后,很快在同学当中流传开来。次年9月,我的四姐叶逢进入英文专业,这篇文章就是某个周末她从学校带回来的,我读后非常喜欢,自己手抄一过。多年之后,侄儿叶尊在翻检家中旧物时,找到了这个劫余幸存的手抄本,重新打字,三姐叶令也从电邮将之分别发给了陆老师和我。当时关于他的这篇“少作”,我跟他还有一通电邮的交流。这一次,关于是否将此文收入《三集》,我先征询了智玲的看法,智玲回答说:“谷孙很幼小时母亲就去世了,他对母亲的记忆既有限,也遥远。发表这篇文章也是让他显示对母亲的怀念,我没有意见。”既然智玲开了绿灯,我就将文稿发给了编辑,这样读者就有了阅读这位大教授、大学者的学生时代的习作的机会。希望大家掩卷之后,会跟我同样喜爱这篇真情流露、抒情色彩极为浓厚的文章。
如今《余墨三集》即将刊行,按照陆老师自己的说法,她的篇幅比诸《余墨二集》又“膨胀不少”,不过就内容而言,则可以说是沿袭了前面两部,尤其是《二集》的旧例,附录中还收入了陆老师的旧体诗作和访谈,也可以说是终于完成了陆老师在《二集》自序里所表达的“及早盘点搜辑”的心愿了。
然而,此书的出版问世,毕竟是晚了,晚了,太晚了。在上文提及的陆老师参加“电影读书活动”的访谈录里,在讲话之后的提问环节,有读者问起,《余墨集》会不会出第三集,陆老师回答说:“《余墨三集》会出的,现在合同已经订了,但是好像没见下文,即便出不了,总有一天会有一本迟到的《余墨三集》吧。”如今回想起来,他当时随随便便的回答,真是“一语成谶”,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余墨三集》确实是“迟到”了。迟到了——此书刊行之后,我已经不可能再收到作者亲笔的签名题识;迟到了——作者已经无从再一次闻到自己新书的油墨的芳香;迟到了——我们已经无法请作者自己决定文章的取舍,向他请教文字上最后的修订。唯一可以告慰陆老师在天之灵的,就是英语里那句成语,better late than never(《英汉大词典》译作“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想来陆老师也应该会感到欣喜: 他所“依恋”“痴迷”的这些文字,虽然迟到了,毕竟最后还是跟读者见面了。
2017年11月27日稿竟于美国加州华山市猿影斋
(此文载于即将问世的陆谷孙著《余墨三集》,465-470页。)
陆谷孙:《七旬老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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