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扬谈上海华师大二附中

最近才知道我就读过的华师大二附中今天是成立60 周年庆，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里程碑，我的不少老同学正在积极帮忙筹划协助庆典事宜，我也被邀请参加。对于这所中学，我相信绝大多数校友是为之感到骄傲的，虽然60年在上海的超级名牌中学中其实属于比较年轻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年轻的），但却有着不同凡响的成就。在世俗意义上最为辉煌的年代，这所中学的业绩在上海甚至全国是没有对手的，而就读过其中的许许多多人曾有过非常愉快而珍贵的记忆，可惜的是我肯定不在其列。我和自己读了六年的中学之间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我从中获益很多，我和同年级的许多同学之间至今维持着非常好的关系，而且时隔三十多年，仍在很多大方向上保持着共鸣，即便我并不常和他们联络（尤其在微信出现以前），但这六年是我全部教育经历过程中最为痛苦挣扎的六年（其次是北大的三年，但那三年我思想上几乎独立而自由，而且有学业上的自信）。从中学获得的许多教育自然是终身受益的，比如我78 年（不能确定）进校读初一，二附中便完全放弃了全市统编教材，而采用语文和外语试点，从初中第一天到高中最后一天，从来没有用过统编教材，这让我从小就觉得标准的读物就是低端读物。初中语文第一课从读《荔枝图序》开始，基本以古文训练为主，包括标点练习和写作。开始试点并教我这一班的陈老师在我看来是最了不起的语文老师，她对我的欣赏可以说是我整个中学阶段最好的记忆。而英语从初一开始采用的是 New Concept English 作为教材，到83年进入高三前正好教完第三册，也就是该教材中自编的部分，第四册实际是名篇精彩段落的选读，课堂虽然没有教，但却自己也读了不少，记得罗素的名文段落最早就是在这里读到的。正是因为这两项试点，使得我这一年级的同学，无论最终学业选择，至少都有很好的基本人文和外语素养，而且对于人文都怀有很高的尊重，这好像也是六零后一代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特点。与人文相同的是数理化的强化训练。那时的老师真是全副身心投入教育，虽然那时校舍非常简陋，伙食很差，但学习的自觉是无与伦比的。结果是到84年我这一年级一百几十人高考时，全部考取了今天所谓的二本以上大学，其中进入最热门的全国重点的恐怕占到了百分之九十。当然那时的全国重点在上海学生的心目中主要是复旦，交大，同济这几所，华师大和上外因为特殊原因也被列入。少数几位愿意自我远贬的人则报考了大多数同学口头表示敬意而实际并不愿报考的北大。不仅文理和外语三科的第一名都出在我的同学里，而且每科的前几名也有很多在这群人里面。有一位老同学户籍在北京，不得不回北京考，结果据说是北京当时高考的最高分，这位同学后来成了知名的生命科学家，近年也从国外回来，在北大承担学术重任。我高考的成绩根本进不了这个拔尖群体（如今在复旦的两位在人文方面承担重任的老同学，一位是当年的外语状元，一位是文科前三），但已足以考取任何学校的任何文科专业。但是这些成就并不能说明每个人的经验都是愉快的。我可以说是这所中学的教育模式的幸存者，所以尽管二附中早已不在原来的校址，好心的老同学们也不断希望我能回去给现在的孩子们讲讲人文的重要，我都缺乏热情，过去三十年只回去过一次，因为如果孩子们问我当年的感受，我真的不知如何回答。原因是我整个中学的大部分时间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那就是知识的价值观上人文在那个时代已经面临数理化的挤压，天平已完全向理工科那边倾斜。我是偏科严重的学生，并不像我很多包括选择文科的老同学那样，当年能在各科都游刃有余。而且我从中学到大学时都性格非常内向，所以时刻需要面临各种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来自于课程老师和学校，或者来自于同学间。在那时的教育文化里面这一点并不能获得老师们的多少同情，她们多半会觉得我这样的学生是不全面，不符合二附中标准的。中学本身无形中会有各种方法（有时是无意识的）让数理能力不强的学生觉得羞愧。我们初中原来是住读的，但我到了初二便不得不走读，为的是我能回家让我父亲帮我补习数学，否则就跟不上了。虽然到了初三我的阅读范围已经非常广泛了，那时能在上海书店里找得到的文史哲书籍很多都翻阅过，但这一切并不能在学习上带来多少直接的益处，最多不过是作文比赛得个奖，并不能改变自卑的心理状态。有的问题出在老师刻板的教育理念。前一阵看到群里老同学都在怀念给我们英语启蒙的一位女老师，从他们提供的信息中我才了解到这位女老师的事迹。对于这些从小适应性和学习能力都极强的老同学，美好的回忆是自然的，但对我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出自教会学校的这位老太太英语底子非常好，也正是开始英语试点的负责老师，整个初中阶段我的英语都是她教。但她是个非常严厉的老太太，教学模式可以说是填鸭式的，对于学生的不适应没有丝毫同情。我完全不适应这种被动学习的模式，对我来说，每天清晨到校早自习，这位老太太站在那里让大家轮流背诵简直是进了人间地狱。而虽然我不知道谁是老太太最favorite 的学生，但我肯定属于她最看不上的学生之一。我母亲后来告诉我有一次家长会，老太太特别对我母亲说，她应该带我去看医生，说我很可能脑子有问题。我母亲听了极为伤心，一直到大学以后才告诉我这件事。这完全符合这位老太太严厉而古板的特点。所以中学阶段我并不认为我有学习外语的能力，幸好我父亲的一位中学老同学是七宝中学的著名英语老师，他的教育方式完全不同，周末帮我补习，用的是兰姆写的莎翁故事，虽然要比 New Concept 难得多，但我读得津津有味，后来到了北大基本没怎么花精力学英语，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学习德语上。但中学阶段付出的心理代价是巨大的。高中阶段遇到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情况颇为类似，但我的语文应该是太好了，总算没有类似经验。中学六年，直到高二文理分班，我的自信心才慢慢培养起来。但是这六年造成的一些阴影此后多年都难以消除，这恰恰是二附中这样成功的中学不会去关注的层面。并非每个学生都有同样的体验，虽然总有一位老师适合你。但好处也是有的，那就是养成了我极为内向却又执着而且叛逆的个性。没有任何表面的权威能让我改变我的追求，也没有哪种压力能让我屈服，而且我特别重视离经叛道的东西，这塑造了我的人格。我想后来我愿意去北大恐怕就有这一层心理因素，要远离那让我痛苦的环境。整个中学我最愉快的时刻竟然是发榜之后，我突然感受到了同学间的情谊，最后一个暑假那么多同学来我家跟我道别，尤其是我暗中喜欢的女生们都来了，这真是让人跌破眼镜的事，仿佛从那一瞬间起，学习在人生中已经不重要了。其实这些经历我很早就希望能谈一谈，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环境中，并不能因为世俗意义上成功就有意无意地排斥负面的东西。与有些二附中的负面因素（比如一位令我老同学们尊敬的物理老师有明确的性侵案例，以及一位低年级女生因和留学生发生关系遭到老师斥责而自杀的悲剧）相比，我个人的这些不愉快真不算什么，但一所中学就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每个个体的经验都有价值，虽然不一定是对于这所中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