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实施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从一个拥有8亿农民的国家一跃变成一个拥有8亿城市人口的国家，城镇化率也从18%提升到了58%。中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城镇化几十上百年的路程，在城镇化这个过程中有人牺牲也有人获利。进入新时代，步入下半场的城镇化又该何去何从？
城镇化的现状
近代以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人口大量向城市聚集形成了很多的大城市以及中小城市。
这些城市的出现体现了人们对更多就业机会、更高薪水和更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因为城市相较于农村，人口众多的城市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效应。
这个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就是“城镇化”。
过去40年，受益于政策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十分迅速。我们可以通过以下通用指标直观地看清楚我国城镇化的现状。
国际通用的衡量城镇化的指标：人口城镇化率。根据国家统计局于今年年初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900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37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2017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35%，比上年末提高1.15个百分点。
下图为最近20年中国城镇化人口大数据：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我国的城镇化率一直在稳步提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有丰曾说：“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扩大内需，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增强经济辐射带动作用，提高群众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
城镇化虽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例如，我国农村人口体量依然庞大，与此同时，部分大城市却面临着城市人口过载等问题。
城镇化的问题
历史上，但凡社会在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任何变革是顺顺利利一帆风顺的。同样，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大城市、中小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均遇到了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
第一，大城市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口的过量流入，却没有与新流入人口相适应的配套基础设施。
人口过量流入，基础设施跟不上人口流入节奏易致大城市患上“城市病”，而“城市病”会引发诸如交通拥堵、生活环境恶化等问题。
高德地图2018年7月20日发布了《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国城市通勤高峰拥堵热力图显示在2018年2季度，我国很多城市普遍存在交通拥堵、通勤时间过长的问题。
以北京为例，极光大数据发布的《2018年中国城市通勤研究报告》显示，北京市通勤人群平均通勤路程13.2km，平均用时达56分钟。
除了交通拥堵导致通勤时间过长之外，人口短期过量流入还会带来“入学难”、“看病难”等其他问题。
2017年开始，一出“抢人大战”的好戏在多个城市间上演。在这次“抢人大战”中，西安迎来了人口的大量流入，然而西安在短期内却根本无法增加相应的公共资源。
据《华商报》调查显示，西安雁塔区2017 年幼升小入学人数为 21060人。由于西安户籍新政的实施，雁塔区教育局估计2018 年小学入学人数将上升达到22000人左右，而截至 5 月中旬教育局摸底时，需求已增至24000人。相同情况还出现在灞桥区和未央区。
《华商报》援引一位教育部门工作人员称，“他们一直在寻找能作为教学用地的空场所，尽最大可能来接纳学区内的生源。”但报道也指出，新西安人子女入学转学有困难。
第二，中小城市在城镇化中，容易出现自身定位不准，不能正确评估自己的问题。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不顾自身实际情况疯狂建设新城区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等问题。
不久前，嘉兴利用嘉兴南站通往上海的高铁通车的契机，在旧有的余新镇建设了一个余新高铁新城，希望借此吸引人口流入推进城镇化。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嘉兴的人口流入率排在浙江倒数。嘉兴夹在杭州、上海、苏州之间，有了高铁，劳动生产力不仅没有流入反被大量吸走。
余新高铁新城的建设还算幸运，虽然浪费了不少的资源，但是嘉兴余新高铁新城地理位置还算优越，有发展起来的机会。比这更严重的是，很多三线城市、甚至四线城市，长期处于人口净流出状态，地方政府却还在为了推进城镇化，盲目地建设新城区，导致“鬼城”频现，浪费了大量资源。
当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曾经、现在出现过的或者在未来将会出现的问题肯定远远不止以上几个。
城镇化的建议
也许，很多人会想既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有这么多问题，那国家为什么还要继续推进城镇化？
其原因在于，城市是人类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结晶。通过城镇化集中大量人口居住在一个城市里面，可以提高社会效率，让更多人分摊公共物品的成本，以及其他的诸多好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城镇化也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那么对城镇化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就不能逃避，只能迎难而上。
针对上面提到的问题，具体来看，有以下建议：
首先，“城市病”出现的原因在于大城市人口过载，基础设施服务跟不上。因此，一方面要引导人口流向其他的中小城市，减轻大城市的负荷；另一方面需要加快进度提升大城市的公共基础建设服务。
以北京为例，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不久后，众多北京的知名大学、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国企以及民营大公司均表示要将一部分部门搬迁到雄安新区。随着这些社会资源搬出北京迁入雄安新区，势必有一部分人口会流出首都北京走向雄安新区。
这样一来，就极大的减轻了北京的人口压力，再辅以地铁、高架桥的建设，可以有效地解决大城市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病”。
其次，对于中小城市而言，要解决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盲目建设新城区的问题，地方政府一方面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欲望，正确评估自身城市的建设需求；另一方面是做好整个城市的规划，改善环境、发展经济，吸引大城市溢出人口。
正面的例子是东莞这个城市，根据《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城市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一季度人口吸引力城市排名前十（如下）：深圳、北京、广州、上海、东莞、重庆、苏州、成都、杭州、郑州。
在这份榜单中，东莞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众所周知，东莞不是北上广这样的老牌一线大城市，也不像深杭苏这类新起之秀，甚至于也不是重庆、成都、郑州这样的直辖市或者省会城市。
东莞之所以能超越众多其他城市位列这一名单而且排名不低，就是因为东莞很大程度地规避了这些弊端。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遇到的问题肯定远远不止本文说的这些，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在此，我们只是略做分析，希望我们能借此以小见大，看清城镇化的未来。
城镇化的未来
截止2016年末，美国城市化率为81.8%，英国城市化率为82.8%；日本城市化率为93.9%。在这些城镇化率高的国家，大量人口居住在城市，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少数人居住在农村、城郊从事农业，一家人可以凭借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经营非常大的农场，也足以过上很好的生活。
据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化率每增加1%，就意味着约有20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居住、就业；而每增加1个城镇人口，可以带动至少1 0万元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城镇基础设施等。据数据可以预计，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城镇人口将新增3亿多，将形成超过30万亿元的内需驱动力，可以有效解决目前内需不振的问题。
但是，即使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如期达到65％的水平，距离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80%的数据，仍有极大的差距。
这部分差距不仅意味着我国现状的不足，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巨大的城镇化潜力。在将来，随着城镇化率的提升，继续推进城镇化将为经济发展持续提供动力。
因此，城镇化的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在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的征程中，借由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最终我们将会实现城市和农村同步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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