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真的像做了一场梦
她与他，相识于患难之中。那时候，他的父亲贫病交加，身蒙恶名，“冷落门前车马”。
她出自知识分子之家，父亲是高级工程师。她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她的一位亲戚是老干部；是他的父亲的老朋友。在认识陈小蒙之前，她很早就认识他的父母。
那时候，他在安徽当采购员，常常出差来上海。她在上海一家幼儿园当老师。她上他家看望他的母亲时，见过他，彼此谁都没在意。
那时候，他有女朋友。1976年6月，他的初恋的女友甩掉了他，他陷入了极其苦闷之中。
他开始注意她。
她出于同情，跟他有了来往。
那时候的他，不是高干子弟，而是“反革命子弟”。她上他家常见的菜是用醋浸泡的姜。过春节时，吃的也不过是葱油饼而已。她家的景境遇比他好。大抵由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家教薰陶，她重感情，重精神，却把物质、经济看得很轻。那时候的他，虽然不名一文，但是有理想，有抱负，朝气蓬勃，也有才华。
当他回安徽的时候，他和她开始通信。
同情发展为爱情。她和他相爱了。
后来他的父亲重登高位，有人曾说她“有眼光”。她不以为然。她说，她当时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些，因为她向来并不追求这些：他的父亲是“走资派”时，她是她；他的父亲成了高干，她仍然是她。她不是那种势利小人。势利小人，当时才不会跟他相爱。在那年月，他每月工资只有30来元，身上连毛衣都没有！
他一心一意想考大学。一次不行，再考一次。那时，他深知，父亲不仅帮不了他的忙，反而给他带来麻烦，他唯有靠自己的努力。他在给她的信中，曾说及在安徽怎样冒着酷暑温课······那时候的他，非常用功。
他终于考上了华东师大中文系，回到上海。这时，她与他已恋爱三年了。由于学校规定，上学期间不能结婚，她与他就在1979年国庆节举行婚礼。新房就在那间屋子。她比他小两岁。
本来，由于他家正处于经济困难之中，他想从旧货店买几件旧家具将就将就，草办婚事，倒是弟弟冰郎自告奋勇为哥哥、嫂嫂做家具。
新婚之后，小蒙和她的感情是不错的。
小蒙的爸爸常在家里给子女讲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像上政治课似的。一讲就是半天。她也成了其中的学生。他们的家风是不错的。
自从有了儿子以后，更增添了小家庭的欢乐。公公、婆婆也很喜欢媳妇、孙子。虽说他还在上学，小家庭在经济上不宽裕，但是大家的心情是愉快的。
1981年，他的父亲得以平反，官复原职。他，心花怒放，飘飘然起来。而她，依然默默地在单位里做出纳员，从未向别人提及自己的公公－虽然她的工作单位隶属于她的公公麾下。
他导演了电视剧《喜上眉梢》，他当上了记者，他的社交面越来越广，真的“喜上眉梢”！男男女女，纷至沓来，有请教的，有求援的，有攀龙的，有附凤的·····她并没有在意，白天忙于上班，晚上忙于照料孩子。她从不跳舞，也没听说他在跳舞。
一个人犯罪，往往是从道德的堕落开始的。他以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提高了，喜新厌旧，竟然提出要与她离婚。他的父母知道了，严厉的批评了他，他这才不得不作罢。
她是宽厚的，依然一片真心爱他。她对他的那些事，毫无察觉。她说：“我从来没有往那些方面想－我根本没想到他会干那种事情。”
自从公安人员突然带走她的丈夫，一去不复返。她追问缘由，这才慢慢知道丈夫的恶行。她大吃一惊。
在中国，一提起陈世美，人人都恨。其实，陈世美只不过居富贵而弃糟糠、另攀高枝而已。他呢？岂止是背叛了爱情、遗弃了糟糠之妻······
“人行不仁，吾不行不义。”她总是忍耐着，以极大的克制，仍尽妻子的责任，一次一次往狱中送去他需要的物品。
他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按照规定，关押在看守所内的人犯，由于尚未结案，不能与家属见面（只有判刑之后，关在监狱之中，才可能每月接见家属一次）。
他被捕一年多未结案，未能与他见一面，说一句话。她给他送去《辞海》，送去全套《史记》，送去许多空白的笔记本。每次所得到的，只是一张签有“陈小蒙”三个字的收据而已。
一天又一天，在期待中过去。她一直等着他。1985年10月16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陈小蒙一案提起公诉。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5年11月4日至9日进行了审理。鉴于此案的性质，审理是不公开的。
直到1986年2月1日，她在接到通知，来到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这才得悉他被判处死刑。他不服，提出了上诉。
她的心，剧烈地震颤着。她的心情，矛盾到了极点：她听了公诉，对他的罪行有了全面的了解。她恨他，把一个好端端的小家庭毁了，给她和孩子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但是，他毕竟是她相识、相爱十年的丈夫，如今他要被处决，她怎么会无动于衷？
她再三提出，希望见他最后一面，亲耳听一听他有什么嘱托。但是，按照规定他不能与她再见面了。
他在临死前，留下遗言：
对妻子－“我对不起她。让她改嫁。”
对儿子－“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学自然科学。”
对母亲－“我不能侍奉年老的母亲了，只能请哥哥、妹妹、弟弟替我尽孝了。”
2月18日，法院通知她：他的上诉，已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她不敢把消息告诉他的母亲，生怕老人经受不了精神刺激。
但是她瞒不住婆婆。第二天，他的案件终于作为一颗新闻“炸弹”爆炸了。报纸、广播、电视，全都报道了这一新闻。
她跟我作了两次长谈。她的儿子独自在外屋下了一盘又一盘象棋。
她对我说：“现在，我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这个已经没有父亲的儿子，能够健康成长。因为孩子是无辜的！我的儿子，至今还不知道父亲在哪里。我没有把实情告诉他，生怕他幼小的心灵蒙上阴影，心情压抑。他才6岁呀！”
她告诉我，幸亏幼儿园一位老师是“右派”的女儿，受过苦难，富有同情心，格外爱护她那苦难的儿子，不让别的小朋友欺侮他。可是，儿子马上要念小学了，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右派”的女儿当老师，怎么办？她正在想让儿子改姓换名，另迁他处－唉，她为孩子操碎了心。在歧视的目光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是孤僻的。她不愿儿子成为孤僻的人。他死了。她和儿子却要代他受过一－她和儿子是活着的人呀！未来的生活道路那么漫长。
她，真的像做了一场梦，一场恶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