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外号黄虎，是明末与李自成齐名的农民起义首领。崇祯年间，他组织农民军克凤阳、焚皇陵、 陷襄阳、破武昌，打了不少胜仗，为推翻腐朽的封建王朝作出了贡献。
梓潼县文昌庙里的张献忠塑像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张献忠率军进入四川，6月占领重庆，8月攻克成都，11 月16日在成都称帝，取国号“大西”、年号 “大顺”，自称“大西皇帝”。1647年1月2日，张献忠引兵拒战清军，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射杀，终年40岁。
大西军
张献忠从打进四川建立大西政权， 到中箭身亡并致大西政权灭亡，前后不到3年时间，在大西皇帝的位置上仅坐了2年时间。与李自成相比，他没好到哪儿 去，两人的结局几乎如出一辙。 张献忠造反干得风生水起，一路势不可挡，即使身处逆境也能找到翻身机会，怎么到了四川就败得那么惨？张献忠的帝业为啥夭折得那么快？ 这里结合史料，给大家作个解析。
对张献忠失败的原因，民间各种猜测很多，稀奇古怪的说法也不少，传得最邪乎的是张献忠的祖坟被人动了手脚。
传说明朝督师杨嗣昌围剿张献忠失败，导致襄阳王被农民军杀害。杨嗣昌难辞其咎，不得不以自杀谢罪。临死前，他给崇祯皇帝写了一道谢罪表，说：“臣不意献忠釜底游鱼，自成瓮中躄鳖，乃能突破天网，嚣张至是。臣虽万死，亦无以谢陛下。然窃思之：二贼之获邀天幸，屡败不死者，或其祖宗茔墓足以庇之。愿下诏该管州县查毁，以助天讨。”
督师杨嗣昌
这段话的意思是，张献忠、李自成之所以侥幸逃过明朝大军围剿，多次被打败而不死，可能是祖坟埋得好，祖宗在冥冥之中保佑他们，请皇上下诏给所在州 县查明2人的祖坟并将其捣毁。
崇祯帝
这显然是一种下三滥手段，充满封建 迷信色彩。但此时的崇祯似乎对镇压农民起义已无计可施，竟然采纳了杨嗣昌的建议。虽然没有公开下诏，但派了一名太监秘密去陕西，叮嘱巡抚汪乔年照办。
张献忠、李自成的出生地分别是肤施县、米脂县。汪乔年密令两县县令，查明张献忠、李自成的祖坟，并将其掘毁。可张献忠、李自成出生草根世家，世代祖坟没有碑碣坊表之类的标记。造反以后，他们的家人和亲戚不是被官府处死就是逃离他乡，没人知道两家的祖坟究竟在哪里。
张献忠
后来，肤施县知县杨绰云得到柳树涧一位老农报信：曾经见到张献忠到当地一座坟前挂孝祭扫。 杨知县立即带人前去察看。
老农说的这座坟在一个山尾上，四周长有杂草，草丛中有一个微微隆起的土堆，土质松软，颜色 鲜艳。杨知县叫人拔除杂草，照准土堆往下挖。挖到地下 1 米多时，果然发现一具棺材，棺木尚未腐烂。打开棺木，见棺内有一具尸骨，一股热气从棺内随之溢出。移开棺木，又发现棺材下面有一个洞穴，有热气从洞中冒出，如同蒸汽。沿着洞穴往下挖，越挖越暖，直到挖到山脚下。
杨知县找来几个风水先生察看，都认为此处本不是什么风水宝地，只因山脊暗藏着一股气脉，坟地恰好在脉穴上，因而给后人带来好运。要破掉这家人运势，需用污秽之物塞入洞穴之中。
杨知县当即叫一个民工往洞穴撒尿，可穴内热气冲鼻，令人窒息，民工尿没撒完就晕倒在地。知县又下令将粪水、狗血灌进穴内，将女人的经布往 里塞，再用铁条、木屑和着泥浆封住洞口。最后，命人焚烧尸骨。
说来也怪，自从祖坟被挖后，张献忠性格大变， 喜乐无常，精神狂躁，疑似患了疯病。幕僚王又天通过占卜，算出他“犯在祖茔”，并告诉张献忠。张献忠不信，派人化装成乞丐，潜回老家了解真相。在证实祖坟被毁后，张献忠对杨嗣昌更加恨之入骨。后来打下武陵（今湖南常德），张献忠杀了杨嗣昌的族人， 刨了杨嗣昌的祖坟，挫骨扬灰，以报此恨。
李自成祖坟被挖之事更离奇。挖开之后，有一 大群白蚁附棺。坟内有一盏铁灯，尚未熄灭。打开棺木，只见尸骨青色，长满黑毛，脑后穴中盘有小蛇一条，头上有角，身上有鳞。见日光突然照进，小蛇噌地跳起，飞越一丈多高，对着日光吐信子，随后又回到脑穴之中。监督挖坟的米脂知县边大绶，将这条蛇和头骨一起送到北京。
后来，李自成攻打开封时，被守将陈永福射瞎左眼，据说与祖坟被挖有关系。
把失败归于祖坟被挖，显然是一种戏说，属荒 唐之言，没有科学根据。张献忠、李自成的失败原因固然很多，但绝不是被人刨了祖坟所致。
其实，只要冷静分析一下张献忠到四川后的所作所为，就不难找到他失败的真正原因。
（一）一味崇尚武力。
魏征是唐朝有名的谏臣。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问魏征怎样治天下，魏征直言不讳地说：“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意思是说，靠战马和刀剑能打下江山，却不能使天下大治、国泰民安，治国之道应是用武将平天下、用文官治天下。
唐太宗从善如流，采纳魏征建议，从而实现政治清明、国势日上，开辟了一代盛世。
唐太宗与魏征
张献忠也靠铁骑和刀剑打下了一片江山，但他只崇尚暴力，不相信文武之道。他满脑子都是血与火、刀与剑，坚信武力能征服一切，能解决所有问题。
从入开始，他就奉行“以杀树威”，并把屠杀作为“制剽悍，安反策”之计，对反对他的人进行无情镇压。没想到，杀戮不仅没有征服川人， 而激起川人反抗。对此，他没有反躬自省，而是进 一步采取“以暴治暴”措施，先屠儒，后屠民，再屠新附将卒，致使屠杀不断扩大化，最终导致局面失控难以收拾。
大西国建国之初，张献忠也任用一批降官，辅助朝政。但他根本不信任这些人，找出各种理由陆续杀了他们。孙可望（张献忠的部将、干儿子）曾劝谏说：“把文官杀了，谁帮父皇治理天下？”张献忠回答：“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但他万万没想到，文治的废弛、武力的肆虐，最终使大西国步入腥风血雨、万劫不复的深渊。
（二）缺乏治国理政本领。
张献忠是个典型的武夫，带兵打仗还可以，但要当皇帝，他确实不是那块料，更谈不上治国理政的雄才大略。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 国家要像烹小鱼一样，不能多加搅动，多搅则易烂。张献忠偏不信这个理，一到四川就大动干戈，用暴力把四川搅得天翻地覆。
大西政权建立之初，群众基础较为薄弱， 当政者应迅速调整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张献忠却一味搞镇压活动，以致扩大打击面，把原本可以争取的力量推到了对立面，壮大了敌人，孤立了自己。
面对反叛声浪日益高涨、内忧外患共存、 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相互交织的局面，他没有采取正确方法化解，而是把问题简单化，简单到用铁和血来决定。更可怕的是，他完全 相信“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不但不亲近百姓、依靠百姓，反而把百姓视为仇敌，遇事不顺就拿百姓当出气筒，以杀解恨。
1646年初，大西国出现严重危机，孙可望 等曾劝诫张献忠要立足四川，缓解矛盾，改善民生。但张献忠根本听不进忠告，反而对汪兆龄“川人不知怀不感恩，所以该杀”的鬼话 深信不疑，以致陷入滥杀的恶性循环之中而不能自拔。
张献忠《七杀诗》
（三）流寇思想根深蒂固。
张献忠在长期征战中，养成一身的流寇习气。每打下一个地方，他都“陷而不守”，往 往攻占甲地、丢掉乙地，攻占丙地、又丢掉乙地，有的地方多次攻占又多次丢失。对占领之地，从未搞过建设，仅仅作为临时荫蔽之地，军队则以“打粮”为生，“饥而聚掠，饱则弃之”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
通俗点说，张献忠像个游击队长，抢了就分，打了就跑，从来不修碉堡炮楼，严防死守。
入后，张献忠的流寇习气完全没改。他原本想以巴蜀为根，但这个根没有扎下来。虽然建立了中央 政权和地方政权，但没有正确的政治经济政策，没采取过一项直接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甚至连一些仅有的军政措施也没贯彻下去。
这样一来，问题就找上门来了：养那么多军队，粮食从何而来？军队怎么生存？
张献忠故伎重演：让军队到民间“打粮”，老百姓交不出钱粮就以“反民”论处。但战乱之中，农业遭到破坏，老百姓又有多少粮食可打？民杀、土荒、粮尽，最后把好端端的“天府之国”弄成一片荒野，庞大的大西军也失去了立足之地。
张献忠此举，可说是自毁家园、自毁长城！
（四）缺乏根据地意识。
过去，张献忠之所以能在长期征战中胜多败少，主要是靠打运动战，以速度和灵活优势压制敌人。即使在陷入困境时，也能想出办法，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最终赢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但入后，形势出现反转。他住在成都，困于川西一隅，成了敌人包围的目标。这样一来，积极主动的进攻就变成了消极防守，大西军的优势就变成了劣势，军队只能被动挨打。
为应对四面来敌，张献忠让军队分兵多路防守。兵力一分散，力量就薄弱，就容易被各个击破。因屡战屡败，军队士气越打越低，国土面积也越打越小， 到后来，大西国的地盘只剩下成都周边的一些州县。
如果张献忠进川后放弃滥杀，争取民心，广泛发动群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再以根据地为依托， 派出力量到外线作战，向敌人力量空虚部位进攻， 或许能打破包围，找到一线生机。但是，习惯于流寇生存方式的张献忠，不可能有这种远见卓识，也根本不可能这样去做。
清代史学家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说：“张之失， 在于不知所为固。不知所为固则防疏，而后无余地 可凭。”这句话道出张献忠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敌友不分。
张献忠进川不久，南明势力死灰复燃，李自成又来抢地盘，南北夹击，使他一度陷入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中。
更糟糕的是，他对形势判断不清，个人的恩怨情仇模糊了视线，分不清敌友，将李自成军队、南明军队作为主要敌人，没想到清军才是最大的敌人。
攻打李自成是他下的最臭一着棋。1645年，在清军已入陕西正谋取汉中时，张献忠打如意算盘， 想乘人之危一举夺下汉中，扩展自己的地盘。但结果是两败俱伤，汉中未得到，反让清军长驱直入，同时让四川的残明势力得以喘息壮大，这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张献忠与李自成同是农民起义军首领，在李自成被清军打败退守陕西时，如果他能放弃前嫌，与李自成抱团取暖，死守川陕咽喉通道，或许形势会有所改变，至少不会败得那么快、输得那么惨。
清军大举南下时，张献忠应审时度势，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主动投靠南明政权，与南明弘光朝廷合作，果断举起反清复明大旗。如果他与几十万南明军队联手，依托大西南的崇山峻岭打伏击战，准够清军喝几壶，战局自然也会发生很大变化。可惜，张献忠对此明白得晚了一点。 张献忠转移到顺庆（今南充市）后，可能预感到形势对自己严重不利，曾对孙可望说：“明朝三百年正统，天意必不绝之。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 这说明，他在步入穷途末路时，心中已有了“选边站”的想法。但很可惜，他没及时付诸行动，错过一次良机。
（六）轻视重庆防守。
张献忠入川时，只留下5000人驻守重庆，兵力十分薄弱。入川后，他把川北作为主要战略方向， 把主要精力用于与李自成争抢地盘，完全忽视了重庆的防守。
张献忠轻视重庆的后果很快显现。甲申年 （1644）11月，兵力单薄的重庆就被马乾、曾英攻陷。 得知消息的张献忠气急败坏，派刘文秀率军收复重庆，但最终无功而返。从此，重庆被南明军牢牢控制在手中，整个川东地区也脱离了大西政权。张献忠的失败由此开始。
重庆位于四川江河总交汇口，是四川水路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重庆也是生产丰富、经济繁荣、田赋最多的地方。
重庆丢失后，张献忠这才意识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因为重庆不仅是大西国的命脉所系，也是大西 军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丢失重庆，等于丢掉了大西国的半壁江山，大西军的后勤保障很快成了大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重庆之战产生了示范效应。在南明督师王应熊号召下，川南、川西、川北的士绅纷纷效仿马乾、曾英，聚合南明残军和民众，公然与张献忠开展武装斗争。此后，大西国在军事上连连 败，很快陷入南明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政治上脱离群众、经济上毫无建树、军事上一错再错，是张献忠失败的根本原因。 从军队建设角度看，一支没有远大志向的军队，一支没有底层民众支持的军队，一支靠掠夺为生的军队，注定要失败。 张献忠是旧世界的破坏者，而不是新世界的建 设者。他砸碎了一个旧世界，却无力建设一个新世界。
张献忠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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