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亲情历来是战场上最好的纽带，生死面前往往只有至亲血亲才靠得住。
张士诚、方国珍、陈友谅，这些元末出名的起义者都很依仗自己的兄弟，而朱元璋则比较孤单，他的亲兄弟几乎都在饥荒中丧生了，儿子们还尚属少年。
不过朱元璋还是找到了一个得力的亲人帮手——大侄子朱文正。
火器和楼船的组合——鄱阳湖大战
朱文正这个名字十分耀眼，洪都保卫战，4万人马在陈友谅60万大军的围攻下坚守了85天。这场奇迹挽救了朱元璋去安丰救小明王的战略错误，让他一举扭转了劣势，顺势在鄱阳湖大战中彻底击败了陈友谅。
然而立下赫赫战功的朱文正，却在人生巅峰戛然而止，被自己的叔父褫夺了一切职务，并带回南京问罪，随后悄然死去。
“甲申，如南昌，执大都督朱文正以归，数其罪，安置桐城。”——《明史·太祖一》
“文正以罪谪死。“——《明史·诸王一》
正史关于朱文正结局的记载十分草率，翻遍《明史》，对朱文正的记载不过二十六句，一大半都是在别人的记述中顺带提及的。最终的结局只有两句话，一个是朱文正在南昌获罪，另一个就是简短的一句“以罪谪死”。
朱文正因何获罪，如何被惩治，最后在何时何地因何而死，《明史》一概没有交代。
这就让朱文正的死蒙上了一层阴谋的味道，似乎可以在朱元璋“兔死狗烹”的黑历史里再加上一笔“残杀亲侄”的猛料。而事实究竟如何，需要在卷帙浩繁的明史资料中细致地探究。
一切要从朱元璋与朱文正的关系谈起。
朱文正虽然没有出生在富贵人家，少年丧父后随着母亲在乱世中饥寒交迫地飘零了数载，但是他坚强的活了下来，并且投奔到了自己的亲叔叔朱元璋账下。
从朱文正重新见到朱元璋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再是无依无靠的穷小子，而是一个根正苗红的“明二代”。
放牛娃
从放牛娃到乱世避乱的和尚，再到九五至尊，明太祖朱元璋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从至正四年（1344 年），自己的亲人多数在战乱饥疫中丧生后，他就长期处于亲情的缺失中。
尽管投身红巾军之后，郭子兴很重视朱元璋，并将义女许配给他，但这更多是出于利益交换的目的，无法替代至亲的温暖。
“遂克滁阳，因驻师焉。朱文正、李文忠来归。文正，太祖孟兄南昌王子，先同其母避乱，与太祖相失。李文忠，太祖姊曹国长公主子。公主卒，其父携文忠走乱军中，几不能存。至是，闻太祖驻兵滁阳，皆来归，太祖喜甚。”——《明史纪事本末》
至正十四年（1354 年）在朱元璋攻克滁州之后，得知消息的亲侄子朱文正和亲外甥李文忠投奔而来，让朱元璋感受到了久违十年的亲情。
文忠年方十四，牵上衣而戏，太祖曰：“外甥见舅如见亲母也。“——《明通鉴·前纪一》
虽然史籍对于这段家人重逢的记载中，只描述了朱元璋对外甥十分喜爱，但是并不是说朱元璋对朱文正没有喜爱之心。只是因为朱文正此时已经十九岁了，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男子汉，朱元璋不会对他轻易表露情感。
朱文正
需要注意的是，朱文正是朱元璋看着长大的，他出身时朱元璋还只是一个九岁的放牛娃。直到至正四年朱元璋在皇觉寺出家之前，朱元璋和朱文正一起生活了八年之久，尽管艰苦，但是有父母兄嫂和幼小的子侄，无疑是朱元璋人生中最简单真实和温情的时光。
朱文正身为朱家的长房独孙（其大哥早年亡故），颇受朱元璋爱护，《明太祖实录》中称其“抚文正爱逾己子”。
文正既长，涉猎传记，勇敢有才略…… 上尝语曰：“汝欲何官？”文正即曰：“爵赏不先众人而急私亲，无以服众。且叔父既成大业，侄何忧不富贵。”上善其言益爱之。
——《明太祖实录·卷十六》
朱元璋不仅把朱文正和李文忠、沐英等人收为义子，还尽可能地多给英雄少年的朱文正成长的机会。朱文正也很争气，随同徐达等人四处征战、屡立战功，一路擢升至大都督，可见朱元璋十分重视自己的侄子，赖以为心腹。
朱元璋广收义子
再加上朱文正一副“为叔父大业计、为朱家万年基业计”的姿态，表示自己“不贪功”，让朱元璋老怀甚慰。
五月，丙午，太祖念洪都重地，非骨肉重臣不可守，乃以大都督朱文正统副元帅赵德胜、亲军指挥薛显同参政邓愈镇之。——《明通鉴·前纪二》
从《明通鉴》中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朱元璋把朱文正当做是“骨肉重臣”，委以镇守南昌的重任，连邓愈都只是作为副手，可见朱元璋对这个侄子的重视。
朱元璋对朱文正的器重，起初还是很成功的，洪都保卫战就是朱文正交出的一张最佳答卷。
然而朱元璋对朱文正的那句“叔父既成大业，侄何忧不富贵”十分欣赏，在满意大侄子识大体的同时，就当真话听了。洪都保卫战偌大的功劳，朱文正并没有得到什么赏赐，心理自然就不平衡，贪婪在酝酿着不满，并让朱文正一步步走向了自我毁灭。
《明太祖实录》中朱文正的获罪经过
朱文正具体从何时开始自掘坟墓，史书中并没有交代，而《明太祖实录》关于朱文正获罪明确的时间点也仅有一句话——“（至正二十五年）甲申，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庐县。”
“（至正二十五年）二月丙午，张士诚大举入犯，兵二十万。司徒李伯升挟我叛将谢再兴……士诚又自以兵从桐庐溯钓台、乌石，将犯严州。”
“（至正二十六年）十月甲子，朱文忠（李文忠）率指挥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庐。”
——《国榷·卷二》
而这句话显然存在错误，这里“安置桐庐县”是有问题的。至正二十六年十月，李文忠才攻打桐庐，至正二十五年时桐庐县还是张士诚的地盘，他在朱文正被治罪一个月后还从桐庐县发兵攻打朱元璋，所以结合后文看来显然应该是“安置桐城县”。
张士诚像
更重要的是，朱文正此时有勾结张士诚的行为，张士诚在他被治罪一个月后突然攻打朱元璋就耐人寻味了。《明太祖实录》中详细记叙了朱文正的详细罪状。
前两条都还不算严重，顶多按照家规惩治不肖子孙罢了，此时亲叔叔责备两句，按常理不至于让朱文正这么决绝地投向张士诚，这件事情的背很可能与朱文正的老丈人谢再兴有关。
谢再兴之守诸全也，部将私贩易吴境。太祖怒杀部将，召谕再兴，命梦庚往诸全总制军事。再兴还镇，忿梦庚出己上，遂叛。——《明史·列传第二十三》
二十三年夏，四月乙丑，诸全守将谢再兴叛，附于士诚。——《明史·太祖一》
这位谢再兴可了不得，早年跟随朱元璋在婺州、徽州一带征战，大女儿嫁给了朱文正、二女儿嫁给了徐达，结下了两门了不起的亲家。但在至正二十三年，因为手下部将私自和张士诚进行贸易而失去信任，谢再兴恼恨朱元璋派人顶替了自己的位置，一怒之下投奔了张士诚。
然而结合其他史料细细品味，谢再兴当年遭受责罚，很可能与朱文正有直接关系。
“老舅家书付保儿（李文忠乳名），教你知道驴马（指朱文正）做的人……我禁人休去张家（张士诚）那里买盐，他从江西自立批文，直至张家盐场买盐，江上把截的不敢当，尽他往来。”——《弇山堂别集·诏令杂考二》
朱元璋曾在与外甥李文忠的家书里谈到了朱文正的罪行，其中就提到了朱文正从张士诚手里私自买盐一事。我们无法考证这件事情的具体时间，但是结合谢再兴手下因与张士诚私自交易获罪这件事，应该不是巧合。
朱文正、谢再兴和张士诚的贩盐生意
当时朱文正在江西，谢再兴在诸全（仅浙江诸暨）紧邻张士诚势力，朱文正想要与张士诚发生关系，通过自己的岳父是最方便、最可靠的。也就是说，贩卖张士诚的盐，朱文正和谢再兴很可能是同谋。正是咸盐生意，让谢再兴和张士诚交往甚密，这也为他叛降张士诚打好了基础。
但是说到底和张士诚做点贩盐的小生意，也不是什么大罪，朱元璋对谢再兴只是做了降职处分。而朱文正此时正在洪都鏖战陈友谅，所以并没有立即惩处朱文正。
“四月壬戌，陈友谅忿前败，悉甲六十万，自武昌围洪都……围数百重，大都督朱文正乘城据守。”——《国榷·卷一》
可以猜测朱文正在洪都保卫战中并未得到任何升迁的原因有三。
但朱文正接下来的行为让朱元璋失望了，他在江西肆意妄为。朱元璋此时还并未死心，给他送去了告诫，结果朱文正因此惧怕，通过老丈人的关系和张士诚搭上了线。江西按察使李冰察觉了此事，举报了朱文正。
这样的结果显然让朱元璋恼怒万分，作为自己的亲侄子，胡作非为在先、不体谅叔父的用心良苦在后，此时更是勾结叛将私通自己的仇敌张士诚。怒气冲冲的朱元璋，亲自跑到南昌去问罪，把朱文正直接押解回南京。
遂载与惧归。至应天，马后力解之，曰：“儿特性刚耳，无他也。”群臣请置于法，太祖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此一子，若置之法则绝矣。”宋濂进曰：“主上亲亲之谊，置之远地，则善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未几卒。——《明通鉴·前纪三》
回到南京后，诸多大臣要求把朱文正明正典刑，但是仁慈的马皇后进行了劝解，加上朱元璋本身疼爱子侄，只是为了服众不得不加以惩处。最终朱元璋采纳了宋濂的建议，把朱文正软禁于桐城。
仁慈的马皇后
然而《实录》到此就戛然而止了，对朱文正之后的境况仅一句“后文正卒”代过。具体朱文正押解南京后经历了什么，是哪年亡故、具体死因如何，在所有关于明朝的断代史籍中都没有记载。
有关朱文正被押回南京后的最终结局，当代明史学家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认为他最终因“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被鞭死，但这同样是一个含混不清的说法。
《纪事录》、《弇山堂别集》和《国初事迹》
通过对《国初事迹》、《弇山堂别集》、《纪事录笺证》、《御制纪非录》这四本史籍的考证，大致可以判断出朱文正在南京获罪后的结局。
其一，《国初事迹》
李文忠、李景隆父子
《国初事迹》的作者刘辰至正十八年投入朱元璋账下，曾为李文忠幕府，在永乐初年在李景隆的推举下参与《明太祖实录》的编修。而《国初事迹》，疑似为其编撰《明太祖实录》中的草稿。《明史》中也记载了刘辰著《国初事迹》一事，后世对《国初事迹》的评价很高，不少史籍也都参考其中。
且释之，未久，太祖命文正整点荆州城，回京未用。复出不逊之言，太祖意其怀不轨，欲废之。皇后极谏曰：“文正止是性刚，恐无此心，文正母见存，当念及其母子之情，用轻典赦之。且见亲亲之义。”太祖从后，言宥之。复遣文正往濠州祭祀，暮夜与人议，有异志。从人备告，太祖废之。——《国初事迹》
《国初事迹》称朱文正在南京并未被治罪，而是很快就重新得到任用，被调往荆州城整理防务。但朱文正结束任务再度回京后，再未得到重用。心中郁闷的朱文正发了很多牢骚，结果被朱元璋获悉，以为他要谋反，结果还是马皇后再次保下了他。随后朱元璋又派他去濠州祭祀，结果朱文正已经心生异志，深夜与人密谋。随行人员发现后举报了朱文正，朱元璋恼恨他屡教不改，彻底废了朱文正的一切职务。
其二，《纪事录》。
《纪事录》中朱文正的结局
俞本所著的《纪事录》同样记载在《明史》中，他曾是朱元璋的侍卫，接触了朱元璋和李善长、徐达等很多高层人物，在晚年结合回忆和相关资料编写了这本书。其中有不少颇具参考价值的史料，但是也存在一些回忆错误造成的谬误。
《纪事录》中关于朱文正的记载出人意料，朱文正在南京被治罪后，安置在了与南京城一江之隔的六合县。结果朱文正心生不满，竟然采用厌胜之术诅咒朱元璋，被朱元璋发现后囚禁在内廷中。但是仅仅一个月后，朱文正就再次被释放，被重新委任为大都督，前往浙西统领徐达、常遇春发起对张士诚的决战。然而朱文正却借机逃走，企图从太湖投奔张士诚，事情败露后被朱元璋抓了回来，被活活饿死。
朱元璋与张士诚的决战
《纪事录》的记载显然存在问题，朱文正真的使用厌胜之法诅咒朱元璋，怎么可能会无罪释放，还承担大都督和征讨张士诚这样的重要任务。而且张士诚此时已经失去了江北的地盘，龟缩在苏州杭州一带，已经是日薄西山。试想，朱文正如果真的回到大都督的位置上，统领徐达和常遇春攻打张士诚，这说明朱元璋对朱文正无比的信任和器重。这个时候痛打落水狗、消灭张士诚，恰恰是朱文正建功立业的好机会，此时投奔张士诚不是自寻死路。
其三，《弇山堂别集》。
王世贞咏梅诗一首
《弇山堂别集》出自嘉靖年间史学家、文学家王世贞的手笔，他主张以国史辩野史，从野史中考证出可信的部分，对明初官方实录中的各种篡改和隐讳其词进行大胆揭露。
又言朱文正贬广东死，非也。文正先拘，守凤阳先墓，以逃故赐死，死时上未及取广州。
他在《弇山堂别集·史乘考误》中提到了朱文正的结局，从中看出，明代野史中还存在朱文正被发配广州后死亡的说法。而王世贞在考证后，沿用了《国初事迹》中朱文正守凤阳先墓的说法，并且给出了朱文正去世的时间区间——在朱元璋攻占濠州之后、攻打广东之前。
“（至正二十六年）四月庚申，濠州李济以城降。韩政、顾时等力攻，不能支。济同知州马麟出迎。”——《国榷·卷二》
“（洪武元年）三月甲戌，江西分省左丞何真上广东户籍、兵饷、印章。奉表降于廖永忠。”——《国榷·卷三》
至正二十六年四月，濠州城才正式归属到朱元璋的地盘里，朱文正被派去守先墓，那也肯定是至正二十六年四月之后；洪武元年二月廖永忠、朱亮祖奉朱元璋命令南下攻略广东，三月元朝在广东的地方实权派何真归顺，因此朱文正的死最晚也在洪武三月之前。
其四，《御制纪非录》。
《国初事迹》和《纪事录》虽然是朱元璋身边的人编写，但都还不能算完全的“第一手”史料，《弇山堂别集》更是成书于200年后的万历时代，唯有朱元璋亲笔撰写的《御制纪非录》是最直接的记载。
不期忘前日之艰，寒微之极，恣肆凶顽，无所不为，逆天之罪，又何言哉。大逆之道既泄，朕恐为人所谮，特召而面之。其应之辞，虽在神人亦所不容，其逆凶之谋愈推愈广，由是鞭后而故。——《御制纪非录》
《御制纪非录》的记载虽然十分简略，没有描述其具体的死亡时间、死亡地点，但是一句“由是鞭后而故”却实实在在地表明朱文正是被朱元璋活活鞭打致死。
暴脾气的朱元璋
《御制纪非录》中此处的记叙应当没有被篡改过，这是朱元璋亲自认下的杀戮帐，而明朝皇室即使要篡改也只会去美化，断然不会凭空给开国皇帝篡改“亲手鞭杀亲侄”的黑历史。而且《御制纪非录》为朱元璋给明代宗室留下的“藩王劣迹警示录”，仅在皇家内部流传，没有篡改的必要。
朱文正的生命轨迹并没有在至正二十五年终结，他在桐城或者荆州被软禁了一段时间。至正二十六年四月朱元璋攻下濠州后，让朱文正在那里守墓。然而朱文正仍然不思悔改，让朱元璋忍无可忍，于至正二十六年到洪武元年间被鞭打致死。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吴王祀田地南郊，即皇帝位于郊坛南，国号大明……立妃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皇太子。”——《国榷·卷三》
朱文正的死恰恰是在洪武元年之前，也就是朱元璋登基前不久，很快朱元璋就要立大明、封太子。这也让很多人产生一种怀疑，朱元璋是不是为了给太子朱标扫除威胁，借机除掉了朱文正。
朱元璋登基
那么朱文正到底对朱标有没有威胁呢？如果朱文正有威胁，那李文忠又当如何呢？我想朱文正的威胁并不比李文忠大。
既然朱文正并不比李文忠更有威胁，朱元璋要想铲除异己，首先要下手的就应该是李文忠而非朱文正。
更何况，即便以腹黑和阴谋的角度来看，朱元璋也不会那么早对朱文正下手，因为还有那么多异姓功臣存在潜在的威胁，关键时刻还是自己的亲侄子更可靠，或许还可以收得坐山观虎斗的奇效。
我们通过分析朱元璋对朱文正的器重和爱护，还可以找出两点理由来说明“铲除异己”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
其一，朱元璋是想把朱文正打造为“朱家护法”的，这和他后来分封诸位皇子坐镇北疆是一样的想法。
回过头来看看朱元璋赏给朱文正的这个大都督，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
（至正二十一年）三月丁丑，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同佥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明太祖实录·卷九》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荣登吴国公之位，军事实力较为成熟、势力范围也十分稳定了。为了更好地管理军队，朱元璋仿效宋代枢密院设立了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大都督府，掌控其治下所有军队的统兵和调兵权。
历史证明，统兵权和调兵权集于一身的机制是十分危险的，极有可能酿成兵变，因此通常都会采取分治的措施。现代军事体系中也有不少国家把军令和军政分开，这也是一种有效的分工体系。
五军都督府
虽然朱元璋后来也把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并把调兵权移交到了兵部，但那时已经是洪武十三年了。而且恰恰是朱文正被治罪后，大都督一职被撤销，改为左右都督相互制衡。还处在割据混战时期的朱元璋，能放心大胆地把军权交给朱文正，足见他对自己这个大侄子的信任。
这也是一种很正常的心理，毕竟朱文正是朱元璋故去长兄的独子，远比其他外人要值得信任。就像洪武后期朱元璋分封各个儿子镇守北方边境一样，他希望自己的大侄子能替叔叔担起捍卫朱家皇权的职责，他也好多多提拔和赏赐这个亡兄的唯一后人。
这既是一种信任、依赖，也是叔叔对亲侄的殷切希望，更是朱元璋在告慰自己早年亡故的父母和长兄。我想即便朱元璋再是铁石心肠，也会很正常地产生这种心理。
其二，朱文正子嗣在明朝的地位。
朱文正尽管获罪，但朱元璋依然厚待了他的子嗣，首先是朱文正的儿子——朱铁柱。在朱文正获罪后朱元璋就告诉他，“你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爹了，但是你叔爷爷还是叔爷爷”。
召其子铁柱语之曰：“尔父不率教，忘昔日之艰难，恣肆凶恶以贻吾忧。尔他日长大，吾封爵，尔不以尔父废也。尔宜修德励行，盖前人之愆，则不负吾望矣。”后文正卒，上推亲亲之恩，大封同姓，封铁柱为靖江王，改名守谦。——《明太祖实录·卷十六》
这就诞生了明朝唯一一个不以朱元璋为始祖的藩王——靖江王，以朱元璋的长兄南昌王朱兴隆为始祖。朱铁柱却和他爹一样不争气，被赐了“守谦”的名字还不守本分，因“淫虐于市”激起“粤人怨咨”而被削爵。
靖江王府
即便如此，靖江王一脉的藩王爵位依然得以留存，并一直延续到顺治七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传袭时间最长的藩王。可见朱元璋对于自己长兄这一脉十分眷顾，十分器重自己的这个大侄子，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如果不是出现了意外，朱文正原本可以在洪武元年就受封藩王，统领大军进行北伐。
综上所述，霄林天认为朱文正的死，很可能是一场意外。在朱元璋登基前，叔侄两人就建国后朱文正的位置有过一次争论，在这次争论中朱文正说出了某些大逆不道的话，导致朱元璋盛怒之下鞭笞朱文正，结果失手打死了他。
朱文正的死对于他自己和朱元璋，都是一场悲剧，原本可以成为朱家王朝强大藩篱的他却自甘堕落，误入歧途。但从根本上来说，对于朱文正的错误，朱元璋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同于李文忠、沐英这些年纪尚小的孩子，朱文正投奔朱元璋时已经十九岁了，年富力强，却也在乱世中积攒了一些不好的品性。而朱元璋只看到了他的骁勇，却没有及时进行管教，为了朱家的利益又早早地把自己不成熟的大侄子推上大都督这样的高位。
一个受尽了苦日子、满身痞气的社会小青年，陡然成为了官二代，朱文正自然就有些飘飘然，到了南昌就开始花天酒地。叔叔的照顾和疼爱成为了理所当然，轻轻松松坐上大都督的位置更是让他欲望膨胀。
所以当朱元璋发现问题，想要让他改邪归正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傲慢和逆反让朱文正在忤逆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酿成了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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