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侯姬昌被纣王扣押，拘禁在距离殷都不远的羑里城。后世一些画家画“文王拘羑里”，常画成姬昌坐在牢房中，其实这应该是不对的。比照后世帝王对待不放心的大臣、诸侯的事例，我们可以想见，纣王应该是只是把姬昌软禁起来，不让他回周国，居住、衣食的待遇是不会差的。
不过失去自由，即便平日里美酒佳肴，也食不甘味。遭软禁中的姬昌，如何打发危险而又漫长的时光呢？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一段名句：“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做《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按司马迁的说法，姬昌在羑里，就是天天“演《周易》”的干活。那姬昌是怎么个“演”法呢？太史公在《史记·周本纪》里说得更明确些：“（姬昌）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所以后世之人大都说文王在羑里时是重叠八卦，增为六十四卦。不过也有古书记载，传说中的伏羲之时就有重卦了；而据考古发现，一些史学家认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已经有六个数字组成的数字卦（六数即六爻相当于重卦），商代甲骨中这样六个数字的数字卦更是常见，这证实六十四卦出现的年代应该远远早于文王。故而文王发明六十四卦的说法，应该可以休矣。
当然在这里，关于六十四卦的出现时间和发明权属问题，咱们就不细说了。只说被拘禁起来的姬昌，宛如刀俎上的鱼肉，那时候肯定是对自己和周族的命运感到忧心忡忡，不知哪天纣王动了杀念，自己可能就会步了老爸季历的后尘，死在羑里城中，甚至周国都会被商人灭族。而偏偏这一切，他又丝毫无力改变，能干的也只能是整天算卦占卜罢了。记得有本叫《末代皇帝立嗣纪实》的回忆录曾讲，抗战结束后，被苏联人抓到西伯利亚去的溥仪，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下场，也是整天诵经念咒，并且拿着铜钱占卜算卦。当然有些人会说，你把历来被称为圣人的周文王和溥仪这亡国之君放在一起说，有点过分吧？其实无论什么人，在命运难测、朝不保夕的相同环境下，心境应该是相同的，做出同样的事情来也是正常的很。
不管怎么说，想想当年羑里城里，一个曾是一国之君的老头，多年来不知自己哪天会死，又不敢流露任何心迹，只得天天低着头颤巍巍地算卦，那样子确实够让人心酸。要是拍电影，肯定得多来几个特写。好在姬昌早年就曾遭遇过大挫折（帝乙二年为父报仇失败不得不低头隐忍），他在逆境之下的抗压能力要比他一直打顺风仗的父亲季历强得多，所以他一直顽强地活着。
被软禁的姬昌只能算卦度日，那外面的周国人都在干什么呢？当然他们也没闲着，也在忙着多方营救自家国君。《史记》记载，周国的大臣，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闳夭等人，先到姬昌老岳丈家即有莘氏之国去求来美女，再到骊戎这个部落弄来有斑纹的骏马，又到有熊氏之国搞到九辆高档马车，并且从其他地方整来数不清的珍宝奇物。他们通过贿赂纣王的宠臣费仲，把这些“礼物”进献给纣王。据说纣王得了礼物很高兴，说：“这些宝贝中有一样就足够放西伯了，何况那么多？”说完纣王挥一挥衣袖，姬昌就被放了出来。这时，距离姬昌被拘禁在羑里城，已经过去了7年。
《史记》上把纣王释放姬昌的原因和过程说得极其简单，但这显然不会是真实的历史。如果送上珍宝美女纣王就肯放人，那周国人怎么会那么傻，直到自家国君被关了7年，才脑筋开窍，知道要行贿？何况纣王作为一个大国帝王，难道是土包子没见过世面，真能为了那点东西就猪油蒙了心？尤其史书说纣王聪明绝顶，怎么会仅仅因为一些宝物，就放了一个潜在的大敌？后人也发现太史公的这种说法用脚趾头想想也不太对劲，难以服人。
其实除了太史公的这种说法，在古籍《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里还有另一个纣王为何释放文王的说法。这说法是：姬昌被纣王囚禁后，诸侯都跟着一起来坐牢（“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王觉得犯了众怒，于是释放了文王。但是这种说法，显然比太史公的说法更不靠谱——姬昌作为一方诸侯、一介臣子，越得人心，纣王岂不是越不放心？那岂不是更放不得了！
那纣王释放姬昌，除了周人走费仲的后门、献宝讨好纣王，到底还有什么原因呢？传世古籍中没有其他说法了，好在我们现代人很幸运，能看到很多太史公司马迁都看不到的上古资料，那就是出土的先秦简帛书。话说上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得到一批流散在文物市场上的战国楚简，这就是所谓的“上博简”。学者们经整理研究发现，“上博简”中有一篇早已经失传的古文《容成氏》，里面即讲到了纣王释放姬昌的不为人知的原因。
▲战国楚简《容成氏》，以上内容为：
……文王闻之（九国叛商），曰：“唯（虽）君亡道，臣敢勿事乎？唯父亡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受（纣）闻之，乃出文王于……
《容成氏》云：因为纣王失德，有九国叛商（还具体说分别是丰、镐、郍、石、邘、鹿、黎、崇、密须这九国）。被拘禁的文王听说后，立即表态：“虽然君王无道，臣子能因此不侍奉吗？虽然父亲无道，儿子能因此不侍奉吗？天子是能反的吗？”纣王听说了文王严申君臣大义的这番话，就把他从羑里城里提了出来，并问他道：“你能让这九国归顺朝廷吗？”文王立即说“能”。于是纣王就让文王去降服这九国，让他们重新归顺商朝。
接着下面，《容成氏》一文就大讲文王如何“以德服人”，只用自己的文德就感召七国君主来降，并使不降的丰、镐二国百姓主动抛弃了自己的君主。
战国楚简《容成氏》一文中，文王兵不血刃，只用文德就能摆平九国的故事，显然是后世儒家美化出来的。而且《容成氏》一文中提到的“叛商九国”中的一些国家，比如邘国、黎国、崇国，或者是商朝自己分封的同姓之国（邘国、黎国），或者是纣王宠臣之国（崇国），都是商朝的铁杆属国，它们当时也不会叛商；所以《容成氏》一文中说的“叛商九国”名单，其实可能是战国时的作者根据后来文王曾征伐的国家名单凑出来的。但是它前面提到的纣王释放姬昌的原因——让他替商朝平叛，倒是传世史书中未见的，而且很合乎情理，应该是真实的。
因此综合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纣王释放姬昌的历史背景可能是这样的：纣王囚禁姬昌多年后，因为纣王内政外交处理不当，得罪了内部很多勋旧老臣，并导致外部很多同姓异姓诸侯叛商。前一节我们还提到，这时商朝与东夷的战争仍在继续，牵制商人大量兵力。正在商王朝四处烽烟、内外交困、纣王大感头疼的时候，被软禁于羑里城的姬昌通过某种方式向纣王大表忠心，说自己愿意为纣王分忧，平息多国叛乱（古代“九”往往并不一定是指实数）。当然同时，周人多年来也不断向纣王孝敬大批珍宝，请求让姬昌归国。纣王一看，得了，商朝这时也没有力量顾头又顾尾，不能既镇压东夷又讨平其他国家的叛乱，不如把姬昌放出去，让他去打那些叛商的诸侯国。反正不论谁输谁赢，都是削弱反商势力。于是纣王最终选择借坡下驴，释放了姬昌。
这种解释，正好又和《史记》后面的一段说辞对上了号。因为《史记》在“纣王得宝释姬昌”后面说，纣王不但放了姬昌，还封姬昌为“西伯”（西方诸侯之长），并赐给他弓、矢、斧、钺，也就是赋予姬昌以征杀大权（弓矢象征征讨之权，斧钺代表杀戮之权）。在没见到《容成氏》一文之前，大家肯定会对纣王此举感到很突兀——如果纣王只是因为得到周国大臣献的宝物才答应放姬昌，那他放就放了，何必放了之后还主动给姬昌征伐之权？读了《容成氏》一文之后，我们就明白了，纣王之所以放姬昌，主要目的是让他为商朝平叛。那纣王放了姬昌以后还赐给他征伐之权，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当然从此以后，随着姬昌职级的升级（从周侯升级为西伯），我们对他的称呼也该升级了，下面我们就改称他为“西伯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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