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天很蓝，蓝得淋漓尽致，如同一块晶莹剔透的蓝宝石。蓝宝石一样的天空上，飘浮着几朵洁白的云，像一团团刚刚搅出的棉花糖。隔着落地窗，我凝视着天边一只翱翔的鹰，也许是一架飞机。江河在沈奕巍的引领下走进了这间明亮的会客室。不过那时候，他们不叫江河和沈奕巍，而是叫孙新华与欧业群。
我和孙新华对视了一眼。像许多初次见面的人一样，彼此都有点端着。在浮躁、冷漠的时下，类似的磕头碰面如过江之鲫，如果没有下面的对话，也许我们随便应酬几句就会各奔东西。以我的性格，不会上赶着去写一篇为文学界广为诟病的广告文学。
“你当过兵？”我问。
“当过”，孙新华看了一眼这个有点傲气的国刊副社长，目光像小说中描写的一样，如剑出匣，寒光一闪，流露出一股孤傲之气：67军199师战士演出队。
“我也当过兵，沈后三分部战士演出队。”
“噢？”他的目光亮了，变成了两盏温暖的烛火，“我们是战友啊！”
就这样，我走进了他的人生。两个月以后，中篇报告文学《大江东去》刊于《人民文学》，并立即被《新华文摘》转载。
事情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了。不知为什么，我意犹未尽。我觉得，尽管报告文学已经完成了一位智者与一座港口的心灵对话，但受体裁限制，我还不能展开想象的双翼，为芜湖港的改革与变化注入更多的浪漫与激情。报告文学是一幅写实的油画，有点像罗中立的《父亲》，它着力描摹着生活中每一道艰辛的皱纹，每一缕温馨的目光。小说则像写意山水，在追求形似时更在意神似，在意“孤帆一片日边来”的奇绝，在意“十里蛙声出山泉”的意蕴。
这或许就是报告文学与小说的分野吧？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倘若人物与事件不真实，就成了迷途羔羊。小说则相反，它不拘泥于生活中是否真实发生，而在意按照生活逻辑和人物命运轨迹有没有可能发生。想象和虚构如果是报告文学的天敌，对于小说便是翱翔的双翼。从报告文学变成小说，是从生活现场抵达人性深处的跋涉。
我决定以报告文学为基础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恰逢其时，中国作协党组拟调我任《小说选刊》主编。因工作繁重，故邀请曾经的同事、好友周新京加盟。
一、怎样编织一个好故事
当我们着手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怎样编织一个好故事。
优秀的小说家应该是一个老练的诱惑者。因为阅读的源头是消遣，在消遣时被震撼、被感动，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应该是经典小说的基本特征之一。很久以来，在文学界就流行一种说法：故事性一强，文学性就掉档。其实，故事应该是小说的基本层面。雨果在《论司格特》一文中，对书信体小说、叙述体小说的缺陷加以分析后，提出了戏剧式小说的概念，就是在小说中适当运用一些戏剧描绘的技巧。他认为小说不是别的，而是有时由于思想、有时由于心灵而超出了舞台比例的戏剧。亚里士多德讲悲剧的时候，也认为故事情节是第一位的，人物是第二位的。即便是把艺术形式、方法和技巧看得高于思想价值的纳博科夫，在《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中提到，“从三个方面看待一个作家：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同样把“讲故事的人”放在了第一层面。一般而言，在一部戏剧或一篇小说中，故事情节是框架，人物在具体情节中活动、碰撞，展示自身的道德和气质特征。在现实主义小说中，人物和环境的原生态被格外看重，但依然经常用故事来推动情节、刻画人物、表达意向。自然，情节淡化的叙事作品中不乏美学价值不菲之作，即便如此，它们也是被小众欣赏。诚如《海浪》的作者伍尔芙所承认的那样，她说乔伊斯和她自己的意识流小说，只是零星的生活札记，无法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比，相反，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史诗品格，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经典传世之作却是不胜枚举。
生活本身常常不具有足够的故事性，小说较之报告文学的先天优势由此体现，可以天马行空，纵横驰骋。不过，它必须在生活当中找到支点。比如，《江河水》中的副线——文物走私和商业间谍案在生活中压根不存在，而江河的原型从部队复员后确曾多年任职公安局，破获过数起大案，这就为我们的想象拓展了空间；他在部队演出队的初恋经历又进一步激发了我们的灵感。因为这条副线，我们设计了丁薇薇、丁伯、黄勘业、秦海涛、方秋萍等人物，使这条副线风生水起，险象环生。又如，江河的原型给我们的印象严谨而有些刻板，为了使小说中的形象更为丰满，我们在彰显人物原型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军人本色时，精心设计了江河与四个女人的情感线：贤淑温顺的妻子徐小蕙、敢爱敢恨的女大学生刘希娅、冰雪聪明的暗恋者卢茜和雍容华贵的初恋情人丁薇薇。这条线让江河的人生不仅在改革的激流中历经磨炼，也在情感的漩涡里接受拷问。
《江河水》中描写的沉船、改革、抗洪、上市等事件，在生活中都曾真实发生，只是单独存在，没有形成完整的情节和逻辑链条，像散落在地未经串联的珠子。为了把它们连缀在一起，我们把东江港改革成败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不过，主副两条线索若平行推进，小说就成了两张皮，必须把它们紧紧地扭结在一起，使它们成为情节和人物命运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二、怎样塑造人物形象
小说是一种造型艺术，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可是近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种文学思潮，在拓展了我们的审美疆域时，也有意或无意地把一些常识性问题遮蔽了，以至于小说中要不要塑造人物也成了人们争论的话题。淡化情节，虚化人物，关注自我，面对内心成了一种很时尚的文学理念。固然，小说要关注个体生命存在的独特性和人的精神空间的无限可能性，但这和注重人物塑造并行不悖。一部小说，如果读后读者的脑海中浮现不出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它的审美价值就会大大削弱。诺贝尔奖得主阿诺德·贝内特曾这样强调人物之于小说的重要性：“优秀小说的基础就是人物塑造，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风格是有价值的，情节是有价值的，观点的新颖独到是有价值的，但是，它们中间没有一项像塑造令人信服的人物那样有价值。”认为西方现代主义不再注重人物塑造，是一种误读。其实，人在西方文学中的中心地位并未受到忽略。即便是法国新小说努力使人物淡化、解体，但人物依然存在于小说中。只不过由于对20世纪人类文明状态既强烈关注，又悲观无奈的矛盾心理，以及审美观念的拓展与审美风格的变迁，西方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笔下的人物颠覆了古典文学传统中的英雄书写，歪斜抽象或执拗孤独的形象纷纷登场，这些人物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出现，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和哲学思考。在一定意义上，也为今天的现实主义写作提供了借鉴。
三、向读者传递什么
很早以前，有批评家通过研究众多的小说文本发现，中国当代小说的动力是“恶”与“卑微”，这个结论如果属实则堪忧，因为只有末路上的文学才会产生那种景象：动力丧失，灵魂缺位。谈论一部文学史可以有多种角度、多重标准，但有一个标准应该是恒定的，那就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本人的“爱之丰盈、层次、差异和力量”，这会决定萁作品美学等级的高低。卡夫卡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摧毁一切障碍’，而在我的手杖柄上则写着‘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这或许是西方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在美学理想上的最大分野。《恶之花》的作者波德莱尔在作品中致力于对丑恶的揭示，但在评述雨果的《悲惨世界》时，他依然满怀深情地感叹，它是一部写仁爱的书，“这是向这个世界秩序发出的一声振聋发聩的呼吁：这个社会过于偏爱自己，过于把博爱的永恒法则不放在心上；这是从当代最雄辩的口中为‘悲惨世界’（在‘贫困中受苦’，并被‘贫困’损坏的人们）喊出的辩护词”。作为现代主义代表作家，他对西方传统文学的美学原则高度尊重。我们认为，闪烁着理想的光辉，表现着对人生的执着追求和对人的价值充分肯定的西方传统文学，其美学理想和创作原则更值得与之衔接。它所彰显的英雄情结，对生命人格的塑造没有什么能够替代。古罗马文论家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中曾将这种人格培育喻为“伟大心灵的回响”，指出如果人一旦失去了这种对伟大心灵的感应、体悟，麻木、冷漠和萎缩就会接踵而至，人生必然因而阴暗卑下。
在时下的小说创作中，弱化道德和解构崇高已渐成时尚。一些作家对宏大和崇高避之唯恐不及，好像一部小说越自我、越晦涩，才愈见新意，愈见人性的深度与艺术的功力，以至于有作家公开坦言，灰暗的东西写起来得心应手，而一写生活中的光明与崇高就无从下笔，觉得矫情与虚假。审美活动当然不等于对某种道德主张和观念的简单认同，但说到底不能脱离一定的道德态度和选择。在小说创作中，叙事主体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叙什么”和“怎么叙”都会受到叙事主体的叙事观念和个性的制约，反映叙事主体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格。萨特在《为什么写作》一文中指出，文学的写作活动就是文学主体对社会的一种介入。因此，作者在写作中不能伪装中立，而必须“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道德命令”。
其实，在黑暗中发现光是最难的。确定东江港的改革作为小说主线，选择江河、老卢头、刘黑子等作为我们礼赞的英雄，是想通过他们呼唤时下久违的英雄情结，让作品中能有“伟大心灵的回响”。
江河是我们着力塑造的男主人公。我们力求多角度展示他的性格特征，既写了他的勇于担当，又写了他的彷徨与苦闷；既写了他的胆识和睿智，又写了他的彷躁和失落。但是他的生命底色是明快的，始终充满着积极进取的理想主义光辉。老卢头是一个出场不多的人物，但在故事的推进和人生意义的追问上，他的分量弥足珍贵。我们写他的死没有人为拔高，其原始的驱动力竟是为了赎罪；而刘黑子的舍生取义也只是为了报恩。我们觉得，心灵的自我救赎和知恩图报，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非常值得传承的元素，可是在时下消费主义浪潮的席卷下，稀缺得已经超过了秦岭的大熊猫。但愿老卢头和刘黑子的死，能够唤醒当代人普遍存在的冷漠与麻木。
对于小说中的另类人物，我们也尽可能展示其人性中的亮点。秦池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为了使自己平稳退休而不惜处处与江河作对。但是从作品描摹的人生轨迹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从最底层干到常务副局长，也有自己心智的付出。只不过，在如霓虹灯一样的诱惑面前，他终不能自持。他是一个贪官，也是一个孝子，对朋友对亲人也时有真情流露。丁薇薇更足我们倾注了情感而塑造的一位女性，她历经商海，老练而富有心计，走私文物却不以为错。然而，她始终心存善念，她对江河的爱也不带任何杂质。当曲终人散之时，她的纵身一跳固然缘于性格的刚烈与自尊，但又何尝不是美好的爱情梦幻破灭后一次良心的自我救赎呢？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一个魔术。两手空空、身着燕尾服的魔术师就地一滚，凭空就端出了一缸金鱼。当然，凭空是不可能的，在众目睽睽之下能把戏法变得一点不穿帮，检验的是魔术师的职业水准。由此想到写作与生活的关系——素材就在生活中，怎样把杂乱无章的素材变成文质俱佳的小说，检验的是写作者的生活积淀与艺术功力。
写作，这是一项多么具有挑战意味的历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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