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分极高的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有时好以触犯禁忌高自标持。从一八九二年开始，他与比他小十六岁的道格拉斯勋爵过从甚密，两人不仅深陷“不敢明言之爱”(道格拉斯诗句)，而且还像《红楼梦》中在贾家义学里广交契弟的薛蟠一样，把一个个图他们银钱吃穿的青年男子勾引上手。一八九五年五月，生不逢时的王尔德因龙阳之兴被判徒刑两年。难以想象的是，狱中一年多的生活居然震撼了这位世纪末颓废派的代表。一八九七年一月至三月，他在被他称为“最像基督的人”——狱吏奈尔逊——的帮助下以给道格拉斯写信为由记叙了自己五年来的感受和变化。他承认，监狱里的经验使他改变了唯美主义者一味品尝人生的立场；通过承受苦难，他正在领悟生活中的严肃真理。这封长信中多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声，凝重哀痛而又充满了王尔德式的机智与敏锐。在抱怨道格拉斯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后，王尔德写道：<IMG=AB94712301>
事实上，你原来是，我看现在还是，一个典型的滥情者。一个滥情者其实就是一个渴望不付出代价得到一种感情的奢侈享受的人……你以为一个人能无偿地享有感情，这是办不到的。……常人在智性的和感情的生活上猥陋可鄙。他们从可称作思想的流动图书馆里借来一些观念，把它们翻阅脏了就在周末归还。这是没有灵魂的年代的“时代精神”。他们总是企图以同样的赊帐的方式来得到感情，到了该结帐的时候拒不付钱。对生活你不该抱有这种态度。一旦你不得不为感情付出代价，你就会知道它的分量，从而有所得益。请记住，滥情者骨子里是个认为世上没有真情善意、一切行为都出于自私的人。这种人生观把滥情当作节假日。……它只不过是没有灵魂者的完美哲学。(《奥斯卡·王尔德书信集》，鲁珀特·哈特－戴维斯编校，伦敦，一九六二，第501页)
“滥情”一词的原文是“sentimentality”，中文也译作“多愁善感”、“感伤”或“伤感”。王尔德注意到滥情者喜欢悉心培养一种供自己免费享用的感情，那么他的“愁”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愁”，他的“伤”是无端独上层楼“伤春”的“伤”。在文学创作上，滥情者就是《文心雕龙·情采》中提到的“为文造情”的“诸子之徒”，他们“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刘勰心目中典型的滥情者汲汲于名利而“<SPS=0624>咏皋壤”、“虚述人外”。(比较曹植《释愁文》)用王尔德的话来说，他们在感情上想得到穷居野处的奢侈享受，但在现实中不肯放弃宦途上的进取。
王尔德指责道格拉斯滥情是出于自己对人间真情的铭心刻骨的体会。他在狱中一次次泫然涕零，他从个人生活中的突然灾变感悟到了非个人的、超越小己的伦理价值。命途的困厄使他豁然开朗：他愿向世人袒露自己的罪孽、跪在尘土中向上苍求告。他的眼泪与那些一味留恋往日的春花秋月、感叹“天上人间”的眼泪截然不同。在这“人生至真的时刻”，个人的眼泪与创痛反而显得无足轻重。滥情者往往以个人为中心，他的眼泪本身就是目的。滥情者的泪库只有一道灵敏度极高、轻轻碰触就开启的阀门，那是漫无节制的一江春水，排泄就是快心惬意的享受。眼泪变成了自酿的玉液琼浆，配以“斜阳”，加上“柔肠”、“回肠”、“愁肠”和“断肠”就是一顿自哀自怜的美餐。贪欢、贪杯和贪悲，名异而实同，都是放纵的一种形式。滥情者的眼泪潸潸而下，“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它们是凸透镜，戏剧性地放大了流泪者个人的不幸；它们是一层心理上的翳，世界和自己在流泪者的眼中更显深晦不明。
前几年载于美国某中文报刊的《入籍的悲哀》一文为我们提供了值得一看的眼泪。作者在宣誓入美国籍的那天，神情恍惚，只想对天狂呼“我是中国人！”她回忆当初到美国(大概是八三、四年)后，“留学生聚在一起，永恒的话题是‘如何取得绿卡’；……连谈恋爱也战战兢兢，先得闹明白对方的‘身份’是甚么”。作者不愿只认“身份”不认人，于是“嫁了个虽有绿卡却毫无经济基础的穷学生，仿佛这么一来，人格便可得到弥补，证明自己毕竟还有‘不俗’之处。”这里略带自嘲的口吻表明作者有可贵的自知之明，“仿佛”两字道出了她心中并未消失的对自己的怀疑。作者回避了崇高的真(爱)情，但在她不无努力的将就中有一种温厚的实在。谁能临事完全不失初心？有分寸地妥协或许正是追随中道的明智者的生活艺术。但是在《入籍的悲哀》的最后一段，作者却让华丽乐章般的感情喷涌取代保持距离的讥嘲：
呵，祖国！祖国！！这两个字此刻咀嚼在我的嘴中，竟变得如此苦涩。故乡的亲人呵，故乡的山河草木，多少次，我从梦中哭醒，以为我又见到了你们，又回到了你们身边，而如今，我竟在一夕之间，变成了异乡人，再不属于你们，再不属于你们了。我体会不到成为新公民的喜悦，填满我心的，只是失去祖国的悲哀。这天涯浪子的辛酸呵，有谁能解？
作者和那些以美国公民身分自鸣得意乃至忘乎所以的曼哈顿的中国老外相比，当然有霄壤之别。但是，既然为了家庭、学业和文化等原因加入美国籍，就应该自觉地践履一个美国公民的职责，或许日后在难以兼顾的忠诚和德行中还能求得某种平衡。入籍后在抒发浓浓的乡恋时有所节制保留反而让人意识到一股成熟含蓄的力量。其实，为什么对国籍不能泰然处之呢？不是有高举爱国义旗“鬻声钓世”者吗？乔治·桑塔亚那早就说过，国籍对于真正旷达的人仅仅是身外之物。问题在文章作者把国籍看得性命攸关，她好似持汉节在塞外牧羊的苏武，“多少泪珠何限恨”。好心的读者应该告诉她“来者可追”：“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耽于“独悲”者以王尔德的标准来判断是滥情者。她贪恋那份不见于庸人的凄凄惨惨的乡愁，并且表现得叫嚣乖张，但是她不敢触及申请入籍的真正动机，于是乡愁成了赊来的感情，丝毫不会影响她内在的表示利害关系的天平。有理由担心，作者缺乏自知的眼泪将成为市侩的教堂，每到周末可以躲进去把良心的表层洗刷一番，为的是在新的一周里轻松地去赶那名为“求生存”的集市。
这位思乡者的眼泪令旁人尴尬，但也有一种婆娑泪眼使观者怦然心动，想入非非。在<SPS=1343>山纪信为山口百惠拍的一张照片上，这位“纯情少女”的典型以泪珠向众人敞开她的情感世界，那欲闭不能的嘴唇突出了一个时代偏重性感的审美情趣。《入籍的悲哀》一文作者的眼泪因怀乡而来，山口勾魂摄魄的哀婉却没有而且也不需有切实的背景，那是为显示的显示。如何理解山口那畅销的无名惆怅？《韦氏英文辞典第三版》在比较“滥情的”一词和其它一些形容浮滥失真的感情的词汇时解释道，滥情是过度的或做作的感情，往往是为了制造刺激性效果“出于某个特定的然而又常是隐晦的目的而故意发泄的”。山口的眼泪背后的感情是不是“故意发泄的”，还是让她的崇拜者去琢磨较妥。看来无愤于中也可能泪流满面(有的职业号丧者嚎啕时能做到泣涕如雨)。骗子深知滥情的实用价值，早有“大奸之人，以泣示信”一说。
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第一个镜头里，颂莲的泪汪汪的感情也是为了“隐晦的目的而故意发泄的”吗？不消说，巩俐的凄楚之状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很多不设防的观众，她的据说是澹澹如汜的泪水本身成了令人欣快的审美对象。导演张艺谋可能想通过极力渲染巩俐的眼泪突兀地把观众投入一个刻意制造出来的强烈感情的氛围中，使他们不假思索地接受颂莲作为一个受戕害者的身份。但是她的眼泪表现了什么？——她的内心痛苦与压抑？
苏童在影片所本的小说《妻妾成群》的开篇告诉读者，十九岁的颂莲“很实际”，“没有一般女孩无谓的怯懦和恐惧”。父亲死后继母让她在做工与嫁人之间作出选择。凭颂莲大学一年的教育程度，要谋一份体面的工作应该不在话下，但是她却似一个自称幻灭、早把世事人情看破的过来人，并不觉得自己有为未定的未来担负责任的必要。只见她“淡淡地回答说，当然嫁人。继母又问，你想嫁个一般人家还是有钱人家？颂莲说，当然有钱人家。”颂莲对纷繁的世事自有一套简单而铁定的见解，生活中不能承受之轻就是不讲实惠。从她爽快坦然的语气来看，她没有碰到令她为难的选择，因此谈不上有什么内心的悲凉与辛酸。张艺谋在这一细节上对原作大胆改动，也许他认为颂莲在这样的场合表现出几乎是无赖的直率不利于她的形象，于是方便地使演技出色的巩俐以涟涟的悲愁之美对观众动之以情，把他本人也不大相信的那选择的合理性搪塞过去。显而易见，眼泪有时是忠义节烈的象征。张艺谋安排并不看重名份的颂莲悲愤于中而形于外，令我们想起蜀汉秘书令<SPS=0951>正。刘禅迁居洛阳后对司马昭说乐不思蜀，<SPS=0951>正奉劝他日后若有机会应向司马昭泣诉悲思祖宗坟墓之情，借此赢得对方的一点尊重。可怜的阿斗到了关键时刻欲哭无泪，巩俐演起抽泣的颂莲来则是挥洒自如。但是颂莲哭的又是什么？是她面对巨大的压力不得不作出违心之举？她并没有碰到巨大的压力。是她自己的虚荣与软弱？她从来没有自省自修的习惯。她的眼泪像是自我爱怜的眼泪：与其独立谋生，不如认个现成的主人，但是那主人身上必然有某些无法预见、无法驾驭的成份，因此就生出感伤的“风里落花谁是主”的愁绪来。
写诗作文，叙悲最易。悲调也是滥情者久弹不厌的老调。有的电影常以滥情的悲调满足观众中某些人流淌眼泪的需要。仅凭演员的美色和丰富且开合自如的泪腺是无法在银幕上塑造出丰满的人物来的，在表现感情与露出动情的模样之间有本质的差别。哲学家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在《艺术原理》一书的第六章第七节写道，滥情者或者蹩脚艺术家暴露出具有某种感情的症状，真正的艺术家通过探索自己的感情经验的意义来表达感情，艺术家的目标“不是在观众身上造成一种预先设想好的感情效果，而是通过一系列表现的手段……来探索自己的感情：在他身上发现他尚未意识到的感情，使观众能够在目睹这一发现的同时探明自己的感情。一个优秀女演员的本事不在她是否流得出真正的眼泪，而在她是否能够使自己和观众明白这眼泪是为了什么原因而流淌的。”我们有几分理由怀疑，张艺谋在《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第一个特写镜头中追求的是“预先设想好的感情效果”，而颂莲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眼泪无非是暴露出动情的症状。
然而，如果张艺谋把四姨太颂莲当作一个王尔德心目中的滥情者来观察、塑造，他在这一局部对原作的颇费心机的改动就有其合理之处，我们可以为那些眼泪所反映的矫情、夸饰和戏剧性的自怜击节叫好。要这样理解颂莲并非没有依据。在《妻妾成群》中，颂莲既冷静实际，又好意气用事，她常常泪光盈盈。她遇到不快后呆坐在沙发上，“手里捻着一枝枯萎的雏菊”，显然有自比之意，这姿态是滥情者习以为常的俗态；当吹萧的顾少爷告诉她吹萧人需要有优美和感伤时，她说自己恐怕只有感伤这份情调。一个为到有钱人家“做小”毫不犹豫地拒绝自尊自立的姑娘有她独特的感份情调：充满了个人怨愤的酸溜溜的冷嘲热讽。王尔德透过滥情的现象看到了不信世上有真情善意、一切行为都出于自私的人生观，他对生活的洞察令人叹服。颂莲不正是一个感伤而虚无的愤世嫉俗者吗？在小说里她一次次证明自己信奉被王尔德称为“没有灵魂者的完美哲学”。在这个世界上颂莲除了自己什么也不信，且听她故作老成地自言自语，“说话多无聊，还不是你诓我我骗你的，人一说起话来就变得虚情假意了。”她一会儿对大少爷飞浦抱怨，“我是被骗惯了，谁都来骗我，你也来骗我玩儿”；一会儿又在顾少爷面前哀叹，“这世界上根本就没人可以依靠。”颂莲以这类幻灭者的语言自欺欺人，仿佛她一贯待人以真，但是处处碰壁，现在她终于大彻大悟。在浅薄恶俗的词语的发泄里，颂莲找到了自恋自怜的良好感觉。“女人到底算个什么东西，就像狗，像猫，像金鱼，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当她对梅珊说这番话时，她俨然成了个“做小”的女权主义者，像煞有介事地向往妇女的权利与尊严，不过她仅仅是想免费地得到这高尚感情的奢侈享受。一个时时刻刻敢于以极端的方式保护自己利益的颂莲偶而也会显得有淡泊之心，只是在勉强表现这种超脱的时候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滥情者的标记——自我专注。当她得知雁儿被她逼死后，立即联想到自己命运的蹇蹙。她又是“淡淡地”对通报消息的宋妈说道，“也没什么多哭的，活着受苦，死了干净。死了比活着好。”把雁儿打发到阴府变成了善举。因为世界是丑恶的，因为人间的交往都是尔虞我诈的骗局，自己再怎么泼辣、刻薄和凶虐就都不过份了，一切手段都是合理防卫。对下人，颂莲会不动声色地教训道，人世本是动物世界，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参看她到陈家第二天对雁儿大发淫威的场景)；对社会地位相当或在她之上的人，她则会逃到滥情的避难所里作一番生活欺骗了我的感叹，此际她觉得自己的德行和所受的委屈都是天下第一。颂莲任性的感伤往往演变为自我认识的心理障碍。在陈佐千的生日宴上，她为了在气势上压住其他争宠者，当众搂住陈佐千的脖子给他两个亲吻。这矫揉造作的举动并未讨得主子欢心，于是她悻悻而退，“低低地碎帛似的哭泣”，一边自问，“我做错了什么，我又做错了什么？”这“又”字堪称画龙点睛之笔，它写活了颂莲在道德上的胆怯：她不敢直面自己行为的动机，遇事一味推委。这时候她扑籁簌的眼泪是一个骄横的自我中心者因野心受挫而流洒的眼泪。在陈家大院里颂莲是没能实现宏愿的帮凶。她的种种不满归根结底是谄事权贵但又滞于下僚的官场失意者的牢骚。在仕途上苦苦挣扎的人物往往会以形形色色的《闲居赋》虚构出逍遥脱俗的自我。
当然，对颂莲和《妻妾成群》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在小说末尾，作者从别人的视角称四姨太颂莲“文静”“脱俗”，我们无法断定苏童是否把握她的感伤(和与之共生的愤世嫉俗)所暗含的意义。其实，颂莲更属于她的后人。在假冒伪劣的感情招摇过市的年代，颂莲是大款的“小蜜”，她穿上印有“我唯一的缺点是老实”和“我人很好，所以老吃亏”字样的“文化衫”自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潇洒。一个不信人间有真情的时代在身陷囹圄的王尔德眼中是没有灵魂的。
让我们回到一八九三年。当王尔德和道格拉斯情意缠绵之际，道格拉斯的母亲担心这位藐视行检的才子会毁了她儿子的灵魂，她要道格拉斯与王尔德绝交。道格拉斯在给母亲的信中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虔诚地搬出唯美主义艺术观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正名。他引用了王尔德在小说《道林·格雷的肖像》序言中的名句：“书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只有写得好坏之分。”同理，人品无关紧要，难得的是出众的性格。至于王尔德对他的影响，他写道，“我不相信我在结识他之前有什么灵魂”。王尔德在几年后责备道格拉斯滥情，这封以他自己的话语系统写就的信是最好的回答。没有灵魂而且也不要灵魂的道格拉斯对王尔德有持久不衰的魅力。一八九七年五月，王尔德一获释就更名改姓来到法国。不久，他不顾朋友的劝阻又和他那“亲爱的少年”会面，并企图寻找出一些借口来使自己相信，要收拾自己残损的生命非得与道格拉斯继续同居。王尔德善良的妻子康斯坦丝痛心地看出，狱中生活没有改变他天地一我的行为方式。看来王尔德已把自己对这位滥情者的入木三分的剖析忘得一干二净。此时此刻，王尔德的眼泪从何而来？爱的极乐？甜蜜的宽恕？痛苦的自咎？也许他意识到了善恶知识的无效，正如人性的无望。
“滥情者的眼泪”？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陆建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