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民工权益● 别让农民工流汗又流泪
近日,来自南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消息称,南宁市的农民进城务工者将与城镇职工享受同等待遇:在就业形式和制度上,原先的“农民工”“临时工”等歧视性规定将被取消,农村劳动者进城从事劳务工作,其身份与城镇职工一样,都是劳动合同制职工;企业用工“先城镇、后农村”等歧视性规定将被禁止。城镇各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必须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参加养老、基本医疗、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常住人口登记不再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允许有相对稳定职业和收入来源,以及有一定劳动技能的务工人员在城镇定居,实现城乡居民身份平等。
无疑,南宁市的这项政策让农民工和所有关心农民工的人们感到欣慰。这些年来,人们经常能听到农民工发出这样的叹息:“我们见证这个城市的日新月异,但这万家灯火却离我们很远。”
毋庸讳言,农民工的权益受到损害,在许多地方已成了一道令人黯然神伤的景象。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甚至更长,工资微薄(有时还得通过暴力讨薪方式取得),他们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娱乐活动,也得不到家庭温暖……他们辛勤服务的繁华都市对他们而言,就如同一座冷寂的孤岛。
农民工将在南宁等城市得到“身份认同”的政策,给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解决带来了一缕阳光。然而,在现实中,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种种落差,要从制度层面得到解决,显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据统计,当前我国进城农民工约为1亿人,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约为6000万。农民工所从事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建筑、餐饮、服装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在这些岗位上,他们的工资不仅极易被拖欠,工伤事故也时有发生,一旦生病就只能“大病拖、小病扛”,他们的失业保险也近乎空白。
面对这些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一些专家正在呼吁,将农民工纳入基本社会保险体系是解决问题的重中之重。但当前的现实证明,这又是一个两难选择。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表示,当前城市里运行的社会保险制度成本太高。如果雇主开出的工资是500元,把全部保险上齐了还要再支付200多元,这样农民工的就业优势就没有了,很可能就找不到工作。
于是,直到今天,不仅企业参保意识薄弱,就连农民工自身参保的积极性也不高。在农民工集中的广东省,有的地区农民工的退保率甚至高达95%以上。伴随着企业和农民工对养老险和失业险的消极对待,不少地方连工伤保险这道关乎农民工生命安全的最低屏障也未能建立。
面对现实的窘境,专家们建议,应建立由国家、集体、农民三方负担的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并在经济发展快的地区推进城乡协调的社会保险制度,实现农村社会保险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接轨和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
事实上,中国只有建立起平等的统一的劳动关系,进城务工者才不必顶着农民工的头衔寻求社会各方的援助。当农民工不再是游离于城市边缘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城里的生存成本才能和城里人一样,租得起房,看得起病,孩子上得起学,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才有比较可靠的保障。(记者 庞慧敏)
●关注公共价格●愿公共价格风波不再起
2006年元旦刚过,广东省的居民们就发现,瓶装液化气的价格涨得更厉害了。2005年上半年还是每瓶60多元的15公斤瓶装液化气,到2005年12月底最高就已经涨到了每瓶97元。虽然到2005年12月20日,广州市四大燃气供应商曾承诺将联手把气价控制在95元以内;但仅仅才过了十几天,广东的燃气价格就全部突破了百元大关,一些地区的瓶装气价格超过了110元,甚至突破了120元。
为了节省开支,除了安装太阳能设备外,广东一些居民甚至还将闲置多年的蜂窝煤炉重新请了出来。在深圳市,一些街头餐馆更是直接把蜂窝煤炉摆在了街上,店主告诉记者,尽管蜂窝煤火势不旺,又不干净,但现在煤气太贵了。
不只是广东,很多城市的液化气都涨了价。据统计,自2005年12月以来,湖南、海南、广西、福建、上海、江苏、山东、河南、辽宁、陕西、重庆、西藏等众多省市、自治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液化气价格上涨,个别地区甚至曾一度出现供应紧张。
为了抑制燃气价格的猛涨,广东省物价局从今年就出台了四项价格监管措施,其中规定:从进货到销售给用户的进销价格差不得超过7%。每次价格调整的时间间隔原则上不少于7天;派驻价格监察员到炼厂、进口商等企业重点关注源头价格;另外,送气费也被纳入监管范围。
广东省物价局副局长马壮昌宣布:“要根据送气距离远近、楼层高低、送气的形式等具体实际,从严核定送气费标准,不允许燃气经营企业通过提高送气费标准来变相提高气价。”广东的燃气价格总算回到了百元以内的价位。
自去年底开始的这场波及全国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燃气涨价风潮”,再一次引起了人们对于城市公共物品价格监管的关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监管如何定位,直到目前,人们的意见还是不尽一致。
所谓公共价格,就是公众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物品或者服务品种的价格。我国在经过价格改革后,相当部分的公共物品的价格已经市场化后,对这些已经归属到市场化范围的公共物品诸如燃气、电力、自来水乃至房子、药品,政府要不要实行适度的监管呢?应该说在实践过程中尚未取得共识。
有人认为搞市场经济,价格放开了,政府就不要再去干预,听任市场调节不是很省心吗?
而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诸多公共物品比如燃气、电力、自来水等物品仍然属于垄断性行业,其格局并不是充分市场竞争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公共价格很难及时准确地反映市场的供求信息,而且垄断性行业很容易受超额利润的驱使,抬高价格。
在这次燃气涨价风波中,广东省的物价部门就公共价格监管则明确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既要保障市场供应,又要保持价格基本平衡;既要尊重市场供求规律,又要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
正是由于价格监管部门的强力介入,广东等地的燃气价格才慢慢趋于平稳。
燃气价格调控的成功,老百姓普遍高兴,政府也放下了心头的一块石头。这就说明,对于当前的公共物品市场,政府的监管不能缺位。
公共价格涉及到每个居民的切身利益,它的监管水平如何,很能体现政府的执政理念,也是检验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指标。(记者 周兴旺)
●关注医疗改革●让患者告别看病难和贵
5年前,在贵州月亮山区大塘村,一位年轻的乡村卫生员在自己家里开设了一间卫生室。在这间简陋的卫生室里,她救治了2000多名村民。乡亲们来看病,没钱就记账赊欠。几年来,她得到的只是一堆欠条。但是,她坚持在这间赔本经营的卫生室里为乡亲们继续服务。她就是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2005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乡村卫生员李春燕。
主持人的颁奖词说:“她是大山里最后的赤脚医生,提着篮子在田垄里行医。一间四壁透风的竹楼,成了天下最温暖的医院。”李春燕的事迹,就是贵州山区乃至西部地区农村卫生室的一个真实写照。由于工作环境差、经营入不敷出,许多乡村卫生员纷纷改行。因此,人员稀缺、设备简陋就成了西部农村卫生室的一个通病。
“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心让李春燕留了下来,可仅仅依靠一个弱女子的力量和一间设施简陋的卫生室,村民们的健康能够得到长久保障,看病难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病人付不起钱,没有收入来源,像这样的卫生室又能留住多少个‘李春燕’?”2月21日,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李嘉琥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当前,贫困人群“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已经凸显,卫生部近一年来的一系列相关表态也从正面回应了群众的呼声。
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在贵州省卫生部门的号召下,贵州不少医院推出“廉价就医服务”,城市低保户、农村特困户等经济困难的就医患者可以享受到免挂号费,治疗、检查费用降低20%以上的优惠。同时,省市各级医院都在院本部设立廉价门诊。但是,这些医院打出的“平价牌”,也仅能暂时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医患矛盾,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怎样才能根除看病贵、看病难这块令老百姓苦叹连天的心病?
业内有关人士表示,国家应该把农村、城市基层医疗机构作为国有事业单位,财政投入兴建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同时,加强这一方面的人才培养和硬件投入。
以贵州省的情况为例,贵州省18551个村卫生室中,私人办的就占62.5%;该省共有乡村医务人员27435人,其中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仅占4.15%。就贵州之现状也可窥见,国家在基层医疗机构建设方面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而这一方面的人力资源也十分不足。要改变这一现状,政府就得出钱兴建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等非营利性机构,给医务人员发工资,让更多“李春燕”毫无顾忌地参与到基层医疗队伍当中来。
据统计,2005年我国门诊病人人均医疗费用如下:卫生部属综合医院234.8元,省属综合医院125.2元。而贵阳市村卫生室门诊病人的人均医疗费仅为15.66元。从10几块钱到两三百块钱,这是怎样一个差距?
为此,相关专家的建议值得认真考虑: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建立培训基地、建立健全医生的晋升机制、在医学院设立全科医学专业等途径,加大全科医师的培养力度,推进社区医疗机构、乡村卫生室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
从现实情况来看,要解决百姓看病难问题,加强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是当务之急。(记者 赵福中 实习生 崔晓飞)
●关注就业压力●民生之本期待固本强身
2月19日,在中国农业展览馆举行的人才招聘会上,面对着汹涌的人潮,来自湖北中医学院医学检验专业的张怡(化名)几乎挤不到招聘台前递简历。
“我的薪水期望值不是很高,如果单位提供住房的话,每月基本工资1000至1500元我都可以接受。我的专业技术是过关的。现在培养出一个大学生那要花多少钱啊,这个薪水期望值跟我父母的教育投入是不成比例的。但是我想通过我的努力最终让家庭教育投入和产出达到基本平衡。”挤出人群的张怡此时已经累得直喘气。
“先找个工作把自己安顿下来,同时积累点经验,然后有机会的话再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工作。这叫做‘先就业,再择业’,用我们老家的话来说,就是‘骑着驴找马’。但是如果我连驴都找不到,或者很久时间找不到马,那我就真的很郁闷。”张怡对就业前景感到迷茫。
张怡的就业压力不是个别现象。据了解,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比上年增加75万人,就业压力比前些年进一步加大。
事实上,不只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存在困难,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工同样面临着就业难题。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日前发表名为《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的文章,对今年就业形势难题进行了分析。文章称,今年中国将有1400万人面临就业难题,多数新增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层次将趋于下降,薪酬、福利会减少。
据统计,2006年中国16岁以上人口增长达到高峰,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而在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预计今年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只有1100万人,将有1400万人的职位需求难以满足。
必须承认,当前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需要政府职能部门更加关注就业问题,切实把就业问题作为民生之本来认识。同时,还需要有关部门拓宽思路,以更加宏观的视野来对待就业难题,用创新的手法缓解人们的就业压力。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劳动与人力资本室主任都阳指出:农业部门虽然不会创造出很多的就业机会,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联动,仍然会对整体的就业形势产生影响。“十一五”初期,要继续保持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将有利于减轻非农部门就业的压力。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则指出: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经验显示,65%至80%的从业者在中小企业就业。2004年我国就业率最大的一项是私营企业,其次是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就是个体户,它们占到全部新增就业的80%。这说明劳动力往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往国有企业里挤,用大企业解决就业的思路实际上是不对的,不符合就业的规律。解决中国就业问题重要的出路是发展自由职业、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中国不可能违背这一条规律。(实习生 王兰敏)
●关注公共安全●打造大安全网治本为先
新春伊始,过年的欢笑声还没有完全散尽,在山东、吉林、安徽等地连续出现的煤气中毒事件就给人们再一次敲响了安全警钟。从2月10日至14日,这些地区发生了多起居民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造成数百人中毒住院,多人死亡。对此,中国室内环境监测委员会特地发布了“室内环境污染警示”,提醒居民在冬季取暖时严防一氧化碳中毒。
从“非典”到“禽流感”,从矿山事故到食品安全,从松花江水污染到北京东三环塌陷事件……一次次关乎广大普通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发事件扯紧了人们的神经,考验着社会的承受力,也考验着各级政府部门的应对能力。如何更好的确保公共安全,开始成为全社会公众普遍的公共需求。
公共安全,顾名思义,是指关系到广大群众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的安全问题。从我国现阶段来看,公共安全涵盖的范围很广,既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大安全”概念,也有食品卫生、出行安全等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问题。有数据表明,中国每年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6500亿元,占中国GDP的6%,而公共安全事件所造成的无形损失更是难以估量。
作为国内对于社会公共需求研究较早的专家之一,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迟福林对于公共安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从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来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时期,是社会利益关系及其公共需求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人们对于公共安全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强烈、更为迫切。由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欠账,公共安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随着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人们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为他们提供公共安全方面的保障。
迟福林表示,与以往相比,我国目前的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对于各种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理也有了大幅提高。从2002年5月,广西南宁市应急联动系统正式运行到国务院在今年1月8日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均已编制完成。我国对于公共安全的关注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零散到整体的发展过程。
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已经无懈可击。去年今春各地频发的矿难事故,屡见曝光的各种假冒伪劣商品,还有尚未完全平息的“禽流感”,都给我们的公共安全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外,某些地方在应对突发危机时的漠然和仓促也是屡见不鲜,有时化解危机甚至变成了掩盖危机。
公共安全问题集中反映了政府的行为责任能力。有学者指出,政府职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需要提供公共服务,供给公共物品;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承担公共风险,提供公共安全。因此,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应该将公共安全作为其最主要的职能,根据公共安全的属性重新设计公共政策,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建立各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安全生产领导负责制上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快建立健全国家公共安全法规体系,将是推动政府公共安全建设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的最有效手段,也是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热点之一。(记者 李元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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