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姓家奴”大汉奸坏事做尽终于被判死刑，处以枪决前他竟爽朗大笑着赴死。然而，死后却两次被追认为烈士！他到底是谁呢？
1949年5月，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背着相机，来到了上海的闸北路。他听说国党当局要在这里枪决一批汉奸，特地赶来拍摄现场照片。在一群或是战战兢兢，或是一脸麻木的死刑犯中，一个“特别”的犯人吸引了哈里森的注意。
这个男子同样被五花大绑，面对百姓们群情激奋地怒骂，他却慢慢绽开了一个爽朗的笑容，被哈里森记录在了相机中。他背后的牌子写着“叛国犯朱大同”的字样，这个朱大同究竟为何笑着赴死呢？
细数朱大同的“罪行”，桩桩件件都罪无可赦。
在1934年，当时身为共产党员的朱大同，在报刊上公然宣称“弃暗投明”加入国军中统。之后，他不但多次发表文章辱骂党组织，还积极参与了数起抓捕共产党人的抓捕行动。比如时任苏鲁地区特委书记的郭子化，就是被他亲手抓捕入狱。
朱大同在国军内混得风生水起，手里的军权也越来越大。1941年，他带了两个营的兵力，前去截击撤退到萧东地区的新四军四师，幸好双方并没有正面遭遇，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而第二次叛变也是发生在这年，朱大同意外被日军俘获。不久后，日方便公开声明：朱大同已经决定效忠于天皇！卖国求荣，为天下人所不齿，朱大同算是彻底坐实了汉奸的名头。
日本人宣告无条件投降后，朱大同又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国军中，然而他还是没有“稳定”下来。内战开始后，国军的颓势渐渐显露，朱大同这一次的“下家”是国军内部反对内战的“孙文主义革命同盟”。这接连不断地“跳槽”，让国军大为光火，最终于1949年以叛国罪被枪决，也就是开头的那一幕了。
这样看来，“三姓家奴”朱大同的确“死有余辜”，可事实并非如此。
早在1928年，朱大同就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他赤诚的心从来没有改变过。种种“劣迹”，根本就是障眼法而已。
比如逮捕郭子化一事，当时的同行人中不乏真正的国军特务，朱大同不动手也会有别人来抓捕他。后来正是多亏了朱大同找到契机，借用了一个典当铺老板的身份，将郭子化担保了出去才得以逃脱。
而截击新四军没有成功的事，也是多亏了朱大同的一手促成。为了避免和新四军起正面冲突，他专门挑着日军打。据记录，朱大同率队与日军作战25次，击毙、俘虏日寇及伪军超过700人。他之所以不幸被俘，也是因为作战后期寡不敌众的原因。
朱大同也从未说过效忠日军的话，日本人发表的公告只是故意散布谣言。朱大同则在狱中咬牙面对刑讯，直到在战友的帮助下逃脱魔爪。
什么事可恨他做什么，什么罪名该死他背什么，因为朱大同知道，百姓对他的骂声越大，自己这个恶人的面具越真实，地下工作也就越不容易暴露。
朱大同利用自己的假身份，掩护了无数革命战士，给党组织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情报。直到1949年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朱大同也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甘愿在骂声中从容赴死。
在朱大同牺牲一年后，党组织追认了他的烈士身份，但并没有公开原因。直到1981年朱大同再次被追认，并后来出版了《深切的缅怀——纪念朱大同烈士殉难50周年》一书，他的事迹才渐渐为人所知。
再回头看朱大同在临刑前的照片，想必对他来说献出名誉、尊严、乃至生命都是值得的。此刻革命胜利已成定局，哪怕自己身死于黎明之前，又有何惧？。正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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