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的男孩爱上36岁的女人，这段感情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是年龄吗？
不，是横亘在两代人之间的审判。
罗一七丨文
灵与肉
1958年，西德的诺伊施塔特，到处都在进行战后修缮。
冬雨冰冷，虚弱的男孩淋雨走在街头，突然一阵呕吐，他摸索着走进一栋楼里，坐下。一个女人打着伞脚步匆匆地走进来，她注意到了这个浑身湿透、可怜巴巴的孩子在呕吐。
女人放下伞，打了一桶水提到男孩面前，擦拭他脸上的雨水，随后麻利地冲走了地上的呕吐物。
男孩依旧坐在那里，垂着头、抿着嘴。女人走到他面前，男孩抬头，发梢滴着水，眼神也湿湿的。
女人安慰他：“没事的。”温柔地拥抱眼前这个湿淋淋的男孩。
外面飘雪了。女人一手搀着男孩、一手提着男孩的包快步走在雪中，她打算把他送回家。他在一个斜坡处停下来，告诉女人：我家就在前面了，谢谢你。
女人把包递过去：“再见。”
男孩看着大雪纷纷里的女人，或许是生病了有些懵，他盯着看了好几秒也没说出一句话，只是拿过包转身往前走。
女人在背后说道：“照顾好自己。”
这是15岁的麦克和36岁的汉娜初次相遇。
麦克被医生诊断为猩红热，在家呆了整整三个月。
已经是春天了。
他拿着一束鲜花，来到了汉娜的住处。他向汉娜表示感谢，同时打量着这个有些杂乱的单身女人的住处，房间不大，被子凌乱地摊开在床上，墙上的镜子掉漆了，水管也生锈了。
汉娜一边搭着话，一边毫不避讳地熨烫内衣。麦克看到她手中的白色胸衣后有些不自然，眼神乱飘，连忙找些话题说一通后表示自己要离开了。
汉娜叫住他：“我和你一起走，我要去上班。我换件衣服，你在走廊等着。”
麦克听话地走向门外，左摸右看之后瞥到屋内的女人正在穿丝袜。
她脱下了无袖罩裙，就那么一身浅绿内衣站在那里。椅子背上搭着一双长筒袜，她用一只手抓起一只袜子，另一只手伸进去把它捅成圆筒状。她金鸡独立似的用一条腿平衡自己，另外一只脚跟搁在这条腿的膝盖上，接着就弯下身把袜子套上。然后，脚尖垫在椅子上，把圆筒状的袜子卷上来。袜子卷过小腿肚，卷过膝盖，提上大腿。最后，她身子弯向一边去，把袜子扣在吊袜带上。她站直身子，把这条腿从椅子上放下，接着去穿另外一只袜子。
她的这一番姿态让我的目光无法离开，离不开她的颈背；离不开她的肩膀；离不开她的胸部，她的内衣与其说是遮盖着，不如说是饱孕着她这一双乳房；离不开她的屁股，但她一只脚搁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接着又踮在椅子上时，她的内衣就紧紧地绷在屁股上；离不开她的大腿，起先裸露着，看来苍白，等穿上长袜后就闪烁着丝一般的光。
她感觉到了我的目光。那抓着长袜的手在半空停住，向着门转过头来，直直地盯进我的眼睛里。我一时茫然，不晓得她是用怎样的眼光看着我的。是惊奇？是疑问？是心有灵犀？还是心里责备？我面孔刷地就红了。一时间我脸庞火热地站在那儿。接着我实在撑不住了，只好闯出房间，冲下楼梯，跑到街上。”
灵与肉的碰撞，麦克被汉娜吸引了。汉娜对于他来说，就像是粗陶捏就的女神，粗砺沉重，但带有最纯真的美好。
这似乎是一对空虚男女的艳遇。
然而男孩的本能与女人的孤寂，却通过“朗读”慢慢变成爱情。
麦克为汉娜朗读了很多书籍，《爱米丽雅·迦洛蒂》《奥德赛》《老人与海》《昨天的世界》《变形记》《老古玩店》《带小狗的女人》……甚至还有动画书《丁丁历险记之七个水晶球》。
每次朗读之后，麦克和汉娜就会进行一场欢愉的性爱，这似乎对麦克朗读的奖赏，也是汉娜聆听故事之后的另一个高潮。
他们一起度过了大汗淋漓的夏天，骑车旅行、争吵、做爱。
只是夏天还没结束，汉娜消失了。
罪与罚
1966年，已是海德堡法学院学生的麦克和同学老师旁听了一场法庭审判，却听到了八年未见的女人的名字。
汉娜站在审判席上，她的过去被掀开了：
汉娜·施密茨，在西门子工厂工作，1943年得到升职，却选择加入党卫军、被派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看守。
次年，汉娜被派往克拉科夫附近的一所小集中营，负责每月底选送囚犯送往奥斯维辛。冬天，小集中营被关闭，汉娜与其他5个看守参与向西遣送囚犯的“死亡之旅”。路上，队伍留宿的教堂遭遇轰炸起火，囚犯被锁在教堂内无法逃脱，包括汉娜在内的看守没有开门让其逃生，300名囚犯几乎全部死亡，只剩下一对犹太母女。
法官描述了幸存者书中所提到的一种挑选过程：每个月的劳动结束时，六十个犯人被挑选出来，从周边的小集中营送返奥斯维辛。“到目前为止，其他几位被告都否认自己曾参与这一过程，现在，我要问你，你有没有参与？”他问。
汉娜表示自己参与了，其他五个看守也都参与了。
法官充满愤怒地诘问：“你是否明白，你要把这些妇女送向死亡？”
汉娜：“但是有新人来，总有新的妇女被送来。那么原来的人就要为新来的人腾出地方。”
“为了腾地方，你们把妇女挑选出来，然后说，你、你、还有你要被送回去杀掉？”
汉娜无比严肃且疑惑地问：“那换了您，您会怎么做？”
法官愣住了。
汉娜继续说：“我当初就不该进西门子是吗？”
在汉娜看来，作为集中营的看守，这就是她的工作，她别无选择，换做任何人来担任这个工作都是如此。她的罪是作为当时纳粹体制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不是作为她工作的一部分而存在的。
在随后的审判中，其他五位被告人将罪责推给汉娜，她们指认联名协议书为汉娜一人所写。汉娜争辩道：“不，不，我们一起讨论了报告怎么写，然后所有人一起写的。“被告席上的五个女人指着她叫道：“她是主管！报告就是她写的！是她写的！”
法官要求核对笔迹。汉娜慌了，她甚至有些结巴：“我的、我的笔迹？”
她喘着粗气，看着被放到桌上的纸和笔，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对不起，没这个必要，报告是我写的。”
旁听席上的麦克突然转身离开。
他终于明白了，明白了为什么她在集中营的时候挑选女孩为她朗读，为什么她要求在做爱之前听他朗读，为什么不看他写的旅行计划，为什么在餐厅不看菜单……
汉娜不识字。
曾经进入西门子并得到升职机会、转而进入纳粹 、战后在公交公司又得到晋升、一直优秀工作的汉娜，到底是为了什么才频繁地更换职业？或许就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
据相关数据，德国人在一战前的识字率已超过90%，汉娜一直小心翼翼地不让别人察觉她是文盲，她觉得羞耻。所以当两个选择摆在她面前时，她选择了自尊。
麦克所知道的这个事实可以为汉娜争取到减刑，但又不想伤害汉娜的自尊，他很纠结，于是找到了自己的法学教授，告诉他自己有一个证据关系到被告人之一，对她有利，甚至能影响判决结果。
教授说：“你应该很清楚，把它公诸法庭是你的道德义务。”
“但是被告自己决心保密。”麦克说出了他的纠结。
教授建议麦克去询问被告人的意见。但是麦克在探监前退缩了，他犹豫着转身离开，当时下着雪，就好像初次相遇的下雪天。
最终，汉娜被判终身监禁。
情与爱
1976年，麦克离婚了，他带着女儿回到了诺伊施塔特。在家中堆放的纸箱里放满了少年时期的书，他翻开《奥德赛》，看着这些他曾经为汉娜朗读的文字，陷入沉思。他决定继续为她朗读。
麦克爱汉娜吗？
爱的。从他的少年时期开始，麦克就一直深爱着汉娜。所以他会说：I can't live without you，我不能没有你；所以他愿意为守护她的秘密而背负内疚；所以他会再次拿起这些书籍，朗读并录成磁带，寄给狱中的她。
汉娜爱麦克吗？
也是爱的。只不过她的爱，更多地是从收到录音带开始。早已苍老的她听到录音机里麦克发出的第一个浑厚音节时，她如同少女一般惊慌失措地按下暂停键。这是一个充满复杂情绪的时刻，秘密被人发现的慌乱、听到久违声音的不敢置信、发现自己被人爱着的美好……汉娜在这一刻彻底爱上了麦克，所以她再一次聆听，并开始认字，写极短的信给他，满怀期待地等待录音带和回信。
1988年，麦克鼓起勇气来到监狱食堂探望即将出狱的汉娜。
汉娜已经66岁了，她不再有粗砺的美，她现在只是一个“放任自流”的老妇人，然而当她抬头看见昔日的爱人时，灰绿色的眸子闪耀着被爱所救赎的生命之光。
麦克更多的是不知所措，他有些局促地坐下。汉娜伸出手，麦克再一次犹豫了，他只是虚地将手搭在她的手上，没有预想中的紧握，随后他就将手抽开。
这说明麦克不爱她了吗？不，麦克明白她的罪责，但他对她的爱是不可抗拒的，所以他才会努力克制、压抑。
但是汉娜误会了。对于汉娜来说，昔日的爱人在她被所有人抛弃的时候通过另一种方式重新为她朗读，这种爱支撑着她的信仰，然而她的信仰太脆弱了，因为她知道自己在战争的行为是错的，她没有原谅自己，更不敢相信其他人会原谅她。
在出狱前一天，汉娜踩着赋予她活下去希望的书本，用自缢的方式走向了死亡。她留下一张字条，其中写着：“替我向麦克问好。”
《朗读者》海报
电影《朗读者》改编自本哈德·施林克的同名小说。
本哈德·施林克出生于1944年的德国，从小在海德堡长大，大学时期在海德堡和柏林学习法律学，之后成为了柏林洪堡大学法学教授，并兼任北莱-威州宪法法官。
作为战后一代，施林克对二战有着独特的反思。战后一代在精神上与父辈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虽然他们没有参与战争，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分担了上一代的罪责、惩罚、耻辱。
但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并不是纯粹的关于纳粹或者大屠杀的书，而是讲的就是战后一代（麦克）和战争一代（汉娜）之间关系的书，是关于罪责的书。
施林克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当人们注视汉娜这个角色时，“我希望产生一种和麦克体验到的那种矛盾心理，是战后一代对战争一代所持有的内心冲突，好感和震惊，向往和厌恶，理解和审判。”
于是他塑造了一个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中的迫害者形象，一个粗砺、没有受过教育、甚至有些笨拙但却美丽丰腴、充满母性的女人，她会好心安慰生病的男孩，她会坐在乡间教堂里无法抑制地流泪，她会为狄更斯小说里死去的少女而悲伤。
为什么这样的女人会成为一颗杀人机器上的螺丝钉，为什么她受命挑选囚犯送去奥斯维辛时从不质疑命令的合理性，为什么她在教堂起火时认为维持秩序比囚犯的生命更重要，为什么她面对大屠杀时如此冷漠，为什么她服从命令高于尊重人的生命，为什么如她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成为了法西斯手中好用的杀人工具？
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提出“平庸的恶”这一概念，“恶”来自思维缺失，没有独立意识，不思考，不质疑，顺从，盲从。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她记载了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全过程。
艾希曼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但在审判席上，艾希曼自称自己只是一个可替换的零件，任何人在他的位置上都会那样做，他不能为国家行为背负罪名，他没有亲手杀死过一个犹太人，当时的希特勒政府是合法政府，他是好党员（纳粹党），是爱国者（第三帝国），是守法公民，有什么理由不服从呢？
汉娜·阿伦也描述，在耶路撒冷审判席上的艾希曼，就像是一头老黄牛似的，平庸的办公室罪犯，既不充满仇恨，也没有癫狂的嗜血欲，毕恭毕敬甚至像一位绅士。
但就是这样一个“慈祥的父亲，一个顾家的丈夫，一个谦逊的人，一个开车从不闯红灯的人，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将百万犹太人送进了集中营。还有无数个这样的艾希曼们，他们都表示“我只是履行职责、服从命令”。他们放弃了思想独立，只剩下顺从当时合法政府的命令。
那么国家会犯罪吗？国家是否也有良知？国家利益和人类良知是否一致？人是怎样失去良知的？社会、法律应该如何处置这些纳粹机器上的、执行国家公权力犯罪的“平庸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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