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阳出游到了楚国，（请）夷节向楚王推荐他，但楚王不肯接见，夷节只好向则阳表示歉意。于是则阳去拜见王果，说：“先生怎么不在楚王面前推荐我呢？”王果说：“我推荐你不如公阅休的推荐有作用。”彭阳就问：“公阅休是干什么的？”
王果说：“这个人冬天到江河里刺鳖，夏天则到山脚下休憩。有人经过他那里问他，他就（指着那山）说：‘这就是我的住宅。’（要知道，）夷节都不能办到的事，何况是我呢？我哪比得上上夷节啊。夷节这个人，虽然无视道德修养，但颇有智术，就是说，他不以有德之人自许，只想凭着他的智巧施展他的交际才能，所以他一直沉迷于同富贵人家交往；这当然不能帮助人家提高德性，只会使得同他交往的人的德性更其消退。但受冻的人期盼的是温暖的春天，相反，中暑的人希求的是凉爽的冷风，（所以夷节是不可能给人带来实惠的）。至于楚王这个人，则总是显得尊贵而威严，对于他认为得罪了他的人，是像老虎对猎物一样，决不宽恕的，因此，若不是极有才辩的人，或者他心目中的正德之士，谁能劝他改变主意！
“所以，圣人即使不得志也不会让家里人因感到缺少什么而忧心，得志时则能够促使居上位者不自以为高人一等，从而平等谦恭地待人；对外界环境，他与之和谐相处，心情欢娱；对所有他人，他都乐于按世俗规则与之沟通，同时保持自己的自然本性。因此，他也许无需说什么就能让人心平气顺，前嫌尽释，同人一起生活哪怕只有很短的时间，就能让人因为受到他的影响而改变原先的偏见，转而认同他的观点；即使父子关系出了问题，也只要他居间做点工作，就又会回到最初的正常状态。圣人对于人心的了解和感化人的力量，就是如此远远地地超出常人啊！所以我说，（你想得到楚王的赏识）那要靠公阅休来推荐你。”
圣人一点不在乎人们之间的差异，而是把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看作一样的人，并且不是刻意按应然标准要求自己这样待人接物，而完全是其自然本性使然，亦即他安居不动也好，有所作为也好，都是出于天生真情，无所用心。惟其如此，人们才称之为圣人。人若是立身行事出于智巧，因而设计出的行为方式总是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遇到非意料的情况就中止转向了，那会怎样呢？（当然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
实际上，一个人如果自觉本性善良，那一定是因为别人告诉了他人们对于他的“人性状况”的鉴定；如果没有人告知他，他就不会感到他本性善良，他的表现就会总是好像知道自己善良，又好像不知道，好像听说了，又好像没有听说过，并且因此内心总是喜悦，不会终止，别人也总是喜爱他，不会终止：因为这时大家都是出于自然本性待人。（同样地，）圣人如果是自觉地对众人施爱，那一定是因为人们给予了他圣人的称号；如果人们不称他圣人，他就不觉得自己在对众人施爱，他的表现就好像知道自己是圣人，又好像不知道，好像听说了，又好像没听说，并且因此他爱众人不会终止，众人对他的喜爱也不会终止：因为这时彼此相爱都是出于自然本性。
故乡故土，人总是一看到它就会心情舒畅，即使它上面草木丛生，绝大部分都被埋没了，也依然如此。更何况看到的故土是完好无损的，看它就像是观望一个悬立在众人之间的十仞高台一样，清清楚楚呢！
（古代圣王）冉相氏是个总处在“环中”即对人一视同仁，因而遇事无违逆，总是与人亲近，一点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每天都能够随顺环境变化的人，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其原因就在于他有一点是变的，那就是坚决守住了他的自然本性，决不稍有舍弃或违逆。要知道，一个人如果只是心里想“师天”，实际行为却做不到始终“师天”，那就会自己与交往的对象都受到伤害，这结果会怎样呢？（当然是成不了圣人）。还要知道，圣人待人接物行事是既不考虑天，也不考虑人，既不考虑怎样开始，也不考虑如何结束，既不考虑对自己有何效益，也不考虑对他人有何影响，而只是一贯地顺应世风民情的；所以他的言行才总是实在而不虚空。试想，聚这些品性于一身的人会是怎样的人？（当然是……了。）
商汤启用他的司御门尹登恒做他的师傅，而他随从师傅学习却从不拘泥于所学；能够随顺而成，为此而察其名迹；对待这样的名迹又无心寻其常法，因而君臣、师徒能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仲尼最后弃绝了谋虑，因此对自然才有所辅助。容成氏说：“摒除了日就不会累积成年，忘掉了自己就能忘掉周围的事物。”
孔子到楚国去的途中，有一天在蚁丘的一个卖浆人家借宿。那家的邻居（知道孔子一行来了，）就携带子妻奴仆一起登上屋顶（以免被孔子发现）。子路见了，说：“他们这样聚集到屋顶上去是干什么呢？”
孔子说：“这是圣人想要过隐居生活，故而不愿意我们看到他啊。他要把自己埋没在普通百姓之中，藏身于乡间田园生活。因此，他不想对时政发表意见了，只是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志向主张不变；虽然口里还在说话，但说的都不是心里话；只是权且随顺世风流俗行事，但心里是不屑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这可说是隐遁于世俗之中的隐士，这个人可能就是楚国的市南宜僚。”
子路请求孔子允许他去邀请那位隐者过来同孔子见面。孔子说：“算了吧！他知道我很了解他，还知道我到楚国来了，并且认为我一定会建议楚王召见他，因此他将视我为佞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会连佞人的声音都羞于听到的，更何况亲自去见其人了！而且，你又凭什么去看望他呢？”子路还是到那隐者的住处去察看一下，但屋里已经空无一人了。
长梧那地方的封人开导子牢说：“你处理政事切勿随随便便 ，治理百姓切勿马马虎虎。我曾经种过庄稼，有一年我耕地随随便便，庄稼也就用随随便便地结点果实来回报我；锄草马马虎虎，庄稼也就用马马虎虎地结点果实来回报我。次年我改变了态度，深耕地，细平土，才使得禾苗繁茂，果实饱满，以致于我那一年整年不愁粮食不足。”
庄子听了后说：“如今人们对待身体，修养心志，就大多都像这位封人所说。逃避自然，背离天性，泯灭真情，丧失精神：这就是一般人的表现。因此，在对待本性的问题上抱着随便的态度，乃是欲念至于邪恶的根由；修养性情不认真，像萑苇、蒹葭蔽遮禾黍那样华而不实，那只会在刚开始时似乎能够让人表现得更好一些，但随即就会让人失去本性，以至邪欲恶念溃发，什么坏事也做得出来，像是患了巨瘡痈疽，内热溺精的大病了。”
柏矩就学于老聃其间，有一次请求老聃说：“请老师同意我到天下去游历一番。”老聃说：“算了吧，天下到处都同这里一样。”后来柏矩又再次提出这请求，老聃就说：“你想先去哪里呢？”柏矩说：“先去齐国。”
柏矩到齐国后，看到一个辜人，就推一推那死人，让他躺到地上，然后脱下自己穿的官服将他盖上，接着就仰天嚎啕大哭，说：“你这个人呀！你这个人呀！天下发生如此大的灾祸，偏偏是你最先摊上了！”哭完后就说：“你（遭遇这下场，）莫非（是因为你）做了盗贼？或者杀了人？可自从人们有了荣辱的观念，原先担心的弊端就出现了；自从聚敛财物成了人们的追求，因聚财而起的争斗也就发生了。如果社会建立的竟是人们所担心出现的弊端，聚积的是人们所争夺的财物，那么，穷困的人就都没有欢乐可言了。想要不导致这样的局面，可能吗？
“古时候做人君的人，总是把便利归给民众，把不便留给自己；把正直的做法归于百姓，把不正直的做法归于自己：所以只要刑律未能达到制定它的目的，就立即废除并且自责。如今的统治者就不是这样了：隐瞒他制定的规章制度，却又责备不知情的人；夸大办事的困难，却又怪罪不能勇于进取的人；加重下达的任务，却又惩处力不胜任的人；把办事地点安排在很远的地方，却责罚未能按时到达的人。当民众感到力不从心时，就会用造假来应付差事了；当君主使出的招数大多具有虚伪性时，普通百姓怎会不弄虚作假呢！要知道，人在能力不足以胜任某事（而又不得不做）的时后就会造假，知识不足以解决某问题（而又不能不表态）的时后就会行诈，财用不足以养活自己（而又不能不活下去）的时候就会为盗（这乃是人性的正常表现）。这样，社会上出现盗窃行为，到底谴责谁才是正端的合理的呢？”
蘧伯玉活了六十岁，而且六十年来（他的思想观念）一直都在与时俱进地改变着；他并非没有做过当初认为做得对而后来认为做错了的事，也不知道他今天所肯定的，不正是他五十九年来所一直否定的。（但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万物都有其产生，人却看不到它产生的根由；都有其成长过程，人却看不到它成长的法门。（因此）人都看重凭自己才智获得的知识，却不懂得必是先有自己并不知道的东西然后才能获得新知识；这不该说是个大怪事吗？算了吧，不要说了吧！这怪事乃是人类认知过程中必然发生的。我这里说的意思正确吗？很正确吧？
孔子问太史大弢、伯常骞、狶韦说：“卫灵公饮酒无度，耽于享乐，不理国政，又只爱狩猎捕鸟游玩之事，不响应、不参与同他国诸侯的国际交往，死后还获得灵公这样的谥号，这是为什么？”
大弢说：“这就是因为他有你孔子刚才说的那些表现嘛。”
伯常骞说：“卫灵公有三个妻子，他常和她们在同一个浴盆里洗澡。史有次到宫里来送一样东西给他，他亲自接取那礼物，并且帮着史鱼递送。对妻妾是那样地随便至极，待贤人却是如此地恭敬有礼，这就是他获得灵公谥号的原因。”
狶韦则说：“当年卫灵公死后，（祭祀官员）曾经卜问是否该葬于祖先墓地，神明回说葬在那里不吉利，又卜问是否该葬在沙丘，神明回说吉利。于是在沙丘挖掘墓穴，挖到几仞深时，出现一石制外棺，洗去泥土一看，上面还刻有两句话：‘此墓地和棺椁前主人的子孙不得占有这块墓地和这具棺材，谥号为灵公的君主将夺而居之。’可见卫灵公的谥号叫‘灵’，是很久以前就（由神明）定下的，大弢和伯常骞这两人哪会知道其中的原因！”
少知问大公调：“什么叫‘丘里之言’？”大公调说：“所谓‘丘里’，就是诸多不同姓氏的人（例如有十几个姓，有一百多人）长期聚居在一起生活，结果形成了共同的社会风习；质言之，就是具有差异性的诸多个人结合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将这整体拆散开来所得又是彼此相异的个人。这就如同你指着你面前一匹马的任何一个部位，哪怕指了上百个，都不能说那就是马，但却确实有一匹马就拴在你眼前；这是因为，要使马的各不同部分处在一定位置从而结合成了一个整体，才称之为马。因此，山丘之高，是卑小的土粒积累而成的；江河之大，是细小的水流汇聚而成的。同样地，得道之人行事公允，是因为他综合了众多普通人的意见。惟其如此，别人发表不同意见时，他总是保留自己的看法，却又不固执己见；表达他自己的观点时，总是坚持正确的主张，却不拒绝别人的批评。一年四季气候不同，但上天不偏爱某一季，所以每一年都得以正常有序地运行；国家各部门的官吏职能不同，国君不偏袒任何一个，国家就会和谐得治；文臣武将的本事不一样，居上位者不是只倚重一方，他作为“掌控者”的利益就能全面维护；万物运行的规律殊异，主宰万物的大道对之一视同仁，所以物类一律平等，没有哪一个可以自命不凡。不自命不凡，也就不会对他物妄加作为，同时也就可以无所不为了。丘里的存在有终始，人们的子孙有变化。生活在丘里中的人，祸福是相依成对的，遭遇的若不是顺心事，就终于会有希求的事到来；追求的东西若是太多样，就必定有正当的也有邪乎的。这如同大泽，各种材质的东西在它那里都是“合法的存在”；也如大山，树木与石头对它而言同是“祭品”。这就是丘里之言（给予人的告诫）。”
少知又问：“既然如此，那么就将丘里之言称为道，可以吗？”
大公调说：“不可以。如果计数物的种类，其实不止一万类，但人们却总是说“万物”，那是因为人们习惯于用表示最大数目的字来称说它。所以人们是用天地称说有形物的最大者，用阴阳称说元气中最大者；道则用来称说最大的公。因为道大，就用‘道’来指称丘里之言，倒是可以的，但只能局限于此，岂能将二者等同呢？若是谈论丘里之言与道之间的区别，那么要说，就像狗之于马，前者是远远比不上后者的。”
少知问：“四境之内，宇宙之中的物类多种多样，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大公调说：“阴阳互相映照、互相伤害，互相调治，四季则互相接替、互相消长，互相残杀：于是，求偶的欲念蓬勃兴起，雌雄的交合导致子孙繁衍不断。（万物一经产生，）就安全与危险相互交替，灾祸与福祉相互生发，自身变化的快慢相互摩擦，与他物的聚散相互促成：所有这些是语言文字可以表达的，人的思想能够记忆的。事物处在常态时相互区别，激烈变化时则彼此难辨，发展到了尽头就会折回，死去则意味着新的开始：任何事物都是如此。因此，人的语言所能说出的，知识所能达至的，都只能是具体的东西，悟道的人不追问事物的消亡，也不探究它的起源，进行的讨论只限于事物本身存在其间的性状。
少知又问：“季真的‘莫为’的观点，接子的‘或使’的主张，这两家的议论，又是哪个切合实情，哪个偏离常理呢？”
大公调说：“鸡鸣狗叫，这是人能感知到的，但即使大有智慧的人，也不能用言语说出它们的鸣叫究竟表达了什么，也不能凭思考预测出它们打算做什么。据此推论下去，那就对于小到无比小的东西和大到无限大的东西的产生，你说它有主使者也好，说它没有主使者也好，都仍然是用讨论可感知的有限物体的方式去认识它，故而终归是错误的。‘或使’的主张是基于对可感知的东西的思考，‘莫为’的观点则是出于对不可感知的领域的设想。有名有实（的领域），只对可感知到的有限物来说成其为居所；无名无实（的领域），对于它来说就意味着没有居所了。即使是可以言表可以意会东西，也是越谈论得多，就越显得不好理解。尚未产生的东西，不能禁止其产生，已经消亡的东西，不能让它重新开始。消亡与产生倒是相距不远，但其中的规律却是看不到的。因此，像‘或使论’这样的说法，“莫为论’这样的见解，都不过是人在有所疑惑时做出的假托之说。要知道，我们考察宇宙万物本原这样的问题，是可以不断往前追溯，永远没有穷尽的；我们寻找它门的终点，也同样可以不断跟踪下去，决不会有休止的时候。因此，说某个东西是可以无穷尽无休止地追寻的，其实是说它根本不存在，这同讲具体事物时所持的道理是一样的；而‘或使’和‘莫为’的假说，正是谈论宇宙万物的本原，故而必是宇宙万物存在多久，就可以谈论多久，亦即永远得不出结论的。惟其如此，道不认可宇宙万物有个主使者的说法（‘或使论’），也不肯定宇宙万物没有主使者的观点（‘莫为论’）。从道的观点看来，给对象起名字是只要有凭有据就可以的，问题是‘或使论’和‘莫为论’在谈说宇宙万物起源时都具有片面性，哪能达到大道的境界呢？其实，议论如果全面周到，那就会整天整天地谈论都符合于道，议论要是做不到全面周到，那就会整天的谈论都停留于物象的层面。大道处在物象的尽头，那是无论言谈或沉默都不足以表达的，既不言说，又不沉默，这才是发议论的极致。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