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但对于权力和荣耀的渴望恒定不变。
归宿/政见观察员
1762年1月,欧洲七年战争进入尾声。虽然腓特烈大帝英明神武,但在法国、奥地利和俄国欧洲三大陆上强国的围攻下,普鲁士依然节节败退。奥地利军队深入到萨克森和西里西亚,柏林也被俄国攻下,普鲁士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仇视普鲁士的女沙皇伊丽莎白突然去世,继位的彼得三世恰好又是腓特烈大帝的小粉丝。彼得三世不仅宣布停止战争,还命令俄国军队撤军。此举让法国和奥地利大惑不解,普鲁士也趁机获得喘息之机。最终,普鲁士和腓特烈大帝从七年战争中幸存了下来,这也从彻底改变了欧洲历史的进程:如果女沙皇伊丽莎白能多活几个星期,普鲁士或许就此亡国,未来的德国也不会出现。
普鲁士在七年战争中的故事,可以算得上政治人物影响历史进程的典型案例。那么,总的来看,政治人物究竟通过何种方式影响历史进程?著名政治学家Denial Bymen和Kenneth Pollack发表在《国际安全》杂志上的一篇经典论文曾就此进行讨论。
尽管伟大政治人物是很多历史事件的主角,但长期以来,以结构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学术流派却忽视个人在国际政治变迁中的作用。在研究者看来,这一观点存在误区:人性在很多时候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加剧了国际关系的随机性。忽视个人作用虽然可以简化模型,有助于形成理论,但也会导致理论解释力下降。同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意志,也与政治人物密不可分。
研究者研究了希特勒、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拿破仑、萨达姆和阿萨德以及哈梅内伊等人的案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人物影响历史进程的几点假设。
首先,政治人物塑造国家战略。政治人物掌握着国家资源,了解国家的能力禀赋,可以通过综合衡量国家各个方面的实力需求决定国家的战略、动机和意图。同时,政治人物本身就是国家外交影响力和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领导人的执政风格以及是否强势,也会对其他国家与之互动的方式产生直接影响。
其次,人性特点影响国家行为。国家具体政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人物人性特点的影响。比如,愿意冒险的领导人更敢于制造危机,容易产生妄想的领导人会毫无必要的扩大危机、延长战争,“胸怀大志”的领导人更可能颠覆现行的国际秩序等等。反对来,如果政治人物靠谱,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国家也可以借此向外释放积极信号,有助于国家间建立有力的同盟关系。
第三,政治人物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作用影响国际关系。国家之间的互动关涉及多个层次和方面。如果国家权力集中在某个政治人物手中,那么政治人物的性格和能力会对国际关系产生更大的影响。同样,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体系越不完善,官僚机构之间的斗争博弈越激烈,那么政治人物在外交领域发挥的作用也会更大。而在时局快速变化的时代,政治伟人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也更加重要。
第四,政治人物塑造国家体系乃至国际体系。民众意见、官僚政治、利益集团这些国家体系要素都与政治人物密不可分。在伊朗等国家,政治人物甚至创建了整个国家运行的体系,以至于国家如果不按这个体系运行,就将陷入混乱和崩溃。在国际体系的权势分配中,政治人物也发挥突出的作用。比如,如果没有拿破仑的军事指挥能力,法国也难以在十九世纪早期与其他欧洲强国形成力量均势。
研究者认为,研究政治人物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有助于解释国际关系中的“必然性之谜”。发生了某件历史事件,但并不意味着这一事件注定会发生。比如,如果十九世纪末的德国没有俾斯麦,可能会更早成为霸权国。而如果没有威廉二世,德国可能永远不会称霸,世界大战也不会发生。研究者也指出,对政治人物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研究也有助于扩展研究范围,以及加强对于某些特定国家政治制度的理解等等。
当下,世界又似乎进入了一个强人政治的时代,加强对政治人物的研究在当前也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不过,正如Byman和Pollack所说,人性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但其实也有一些恒定不变的东西,比如对权力和荣耀的渴望,而这其实或许就是很多政治强人政策最初动机所在,也可以看作大国政治回归的一个注脚。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