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陕甘乱起。
两省文恬武嬉,一帮糊涂鸡子儿,以至于陕甘糜烂,不可收拾。当时唯一可堪稍挽危机的大员,是刚刚署理陕甘总督的沈兆霖,杭州人,军机大臣,户部尚书,一品大员。上任伊始,便勇于任事,平定了西宁撒拉之乱。当然最终也是收抚,并且最初成就了马桂源与杨炳锃,这是题外话。
1862年7月16日,沈兆霖从碾伯县(今青海海东碾伯镇)班师回省,7月29日行抵平番县(今甘肃永登县)县城西南六十余里的通远驿。7月30日早起,吃完早饭,浓云密布,将有大雨,当地百姓请沈兆霖留待雨后再走。当时陕乱渐炽,陕匪在甘肃四处串联,沈兆霖返程已走了半个月,只剩最后一天的路程,急于回省,眼见雨云或将散云,于是催促起程。
刚沿河走到河西小沙滩又名三道岭沟的地方,雷雨大作,山洪爆发,沈兆霖所乘的肩舆以及戈什哈吕得元等三十七人均被洪水冲没。永登县城迎迓的官绅久候制台大人不到,派人前往查探,雨过天晴,才在沟里发现总督大人遗骸,无人生还。
其后陕甘总督的重任,由纨绔子弟(张集馨语)、甘肃藩台恩麟护理,直到同治四年湘军杨岳斌接任(实缺陕甘总督熙麟赖在庆阳拒不前往兰州),恩麟在兰州糜烂三载,甘肃局势几难收拾。
陕西又何尝不是如此?因为一些意外变故,导致一省大局,所托非人。
陕西之坏,很大程度坏在陕西巡抚瑛棨昏聩无能,且倚仗与胜保的私交甚厚,共同欺上瞒下,讳败为胜,错失平陕良机,以至关中一片焦土,生灵涂炭。
瑛棨与胜保朋党,始于河南。胜保以钦差大臣平定皖豫捻乱,瑛棨时任河南巡抚,彼此过从甚密,胜保也从此开始屡次向清廷保奖瑛棨。但是因为瑛棨之前担任河南布政使时,欠解京饷过多,屡催罔应,因此清廷将其贬斥为陕西按察使,随后补署陕西布政使。
当时的陕西巡抚谭廷襄,咸丰十一年正月调任山东巡抚,空出来的陕西巡抚、清廷调贵州巡抚邓尔恒补缺。邓尔恒,名臣邓廷桢之子,前任云南布政使,新授贵州巡抚,还没有赴职,便转授为陕西巡抚。
略知中国书法史的人,都知道云南有两方著名的碑刻,《爨龙颜碑》与《爨宝子碑》,合称二爨,是中国书法史中的名碑,尤其小爨(以两碑大小论)《爨宝子碑》,全名《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是隶楷过渡时期的晋人楷书,近代著名书家康有为(是,就是变法的康有为),对其盛赞不已,其中一句评语:「端朴若古佛之容」,极其准确地形容了它的朴拙之美。咸丰二年,正是时任云南曲靖府知府的邓尔恒,在街市中发现了这方名碑,购回收藏,流传于世。
转授陕西巡抚的邓尔恒,北赴陕西,走到他曾任知府的曲靖,夜宿在他熟悉的曲靖府署之中。却不料,堂堂朝廷二品封圻大员,夜里却被杀死在了曲靖府邸之内。
杀手是副将何有保与其党羽,但是当时物议都认为是由时任云南巡抚的徐之铭指使,因为徐之铭巡云期间枉法至极,担心北上的邓尔恒会不利于己,因此杀人灭口。此案却最终不了了之,一来正是咸丰同治过渡时期,朝廷无暇顾及,二来万里之遥,派去的新任云贵总督潘铎不知是否与徐之铭通同,最后只以徐之铭指使查无实据上报,而何有保又已被杀人灭口,因此徐之铭安然无恙。
所有提及这一公案的文章,都忽略了此案的后遗症,那就是朝廷在得到邓尔恒死讯的当时,便将陕西巡抚实授给了瑛棨。
同治元年年初,有人密奏清廷:时任山西巡抚的英桂与陕西巡抚瑛棨,都曾经做过河南巡抚,在河南期间,对于捻乱一筹莫展,全无办法,现在将他俩实授了没有遭灾的山西与陕西巡抚,如果一但山陕有变,他俩岂能应对?
清庭回复:有道理,但这老哥俩都是咸丰任命的封圻大吏,也不能说撤就撤,于是置之不理。
三个月后,陕乱爆发,密奏一语成谶。
陕甘注定有此一大劫难,时也,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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