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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朝代温州开始迈入百万人口大都市——古代温州人口那些事

古代温州人口那些事……

近日,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出炉,温州总人口达到957.29万,占全省总数的14.83%。

作为浙江省的人口大市,历史上温州什么时候开始人口大量聚集?各个朝代温州的人口又经历过什么变化?

谢灵运当郡守的南朝刘宋时期,永嘉郡才3万多口人;隋朝温州地区人口户数首次突破1万户大关;南宋时期,温州跨入百万级人口大都市,连宋孝宗都称赞这里是一片“乐土”;清嘉庆年间,温州人口逼近200万大关……

本期,三十六坊君与读者聊聊古代温州人口那些事。

上世纪初的温州古城,房屋密度非常大

西汉两次大迁徙,东越地遂虚

虽然古代温州行政区划变动较为频繁,对温州人口的文字记载很少,统计也很粗糙,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史料的只字片语中窥见一二。

温州,古称“东瓯”。早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晚期,这块土地上就已经有先民繁衍生息。夏、商、周时期,称瓯地,属越族诸侯国。

《史记》中记载,2000多年前的汉武帝时期,东瓯经历过两次内迁,原生态的东瓯土著几乎都被迁走:第一次是建元三年(前138)东瓯王广武侯驺望率其众四万余人,迁至江淮之间;二十几年后,东越王余善抗汉被杀后,汉武帝下诏将其民内徙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因此,温州是一座移民城市,温州人的祖先除了极少数遗留下来的古东瓯人,大量是历代因避乱与谋生陆续迁入温州的北方移民与邻近的福建移民,他们构成了温州人口的主体。

东汉:地广千里,户不满万

温州古代人口的记载始于东汉时期。

汉永和三年(138),析章安县东瓯乡置永宁县,县治设在瓯江北岸的贤宰乡(今永嘉瓯北),隶属扬州会稽郡,这是温州历史上单独建县的开始。

《太平御览》引《吴地志》记载,当时的永宁县辖地相当于今天的温州、台州两个地区,“地广千里,户不满万”,是个小县,因此只设了“永宁长”来管理。

可见,距离东瓯内迁近300年时间后,东汉时期温州的人口还不远及东瓯国时期。

东晋:合三郡,户不满二万

经历三国两晋,温州地区人口才有了稍大的增长。

特别是晋怀帝永嘉年间衣冠南渡,中原战乱,北方士族大规模举族南迁,一部分涌入温州,促成了温州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开发。

永受嘉福瓦当

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分临海立永嘉郡。永嘉郡刚设立时地广人稀,南宋学者戴栩在《江山胜概楼记》中写到,“晋之永嘉属临海,合三郡,户不满二万……计其当时,荒凉寂寞,翳为草莽之区”。

随着永嘉郡的设立,特别是南下的士族加入大力开发,温州地区人口逐渐开始繁衍,经济发展迅速,地方府志中称“晋立郡城,生齿日繁”。

东晋南朝时士族云集永嘉郡,据《括州志》记载,来此担任郡守的士族多达37人,如孙绰、王羲之、谢灵运、裴松之、颜延之、檀道鸾、邱迟、毛喜等,还有的客寓永嘉的名人,如郭璞、郗愔、陶弘景等。

清光绪八年温州城池坊巷图,上面的“马家桥”其实是毛喜后人聚居地“毛家桥”的谐音。

南下的士族带着大批宗族、乡里、宾客、部曲,投入永嘉郡的开发。如高平大族郗愔带领数百家开发乐成县的木榴屿。出任永嘉内史的一代名臣毛喜,离任后将子孙留在永嘉,城区的丰和坊曾名遗爱坊,就是以毛喜后人居此而得名。

在这段时期,温州地区相继出现了四个县级行政机构:永宁、安固、横阳、乐成,“县”的增加,也和人口数量的增长密切相关。

南朝郑缉之《永嘉郡记》中有关八辈蚕的记载

到了南朝刘宋时期,《宋书·州郡志》载,永嘉郡下辖永宁、安固、松阳、乐成、横阳五县,有户6250、口36680。而相邻的临海郡虽然同样下辖五个县,仅有3961户、24226口,永嘉郡显然繁盛得多。

在南下士族和百姓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东晋、南朝二百多年的开发,永嘉郡终于成为丘迟笔下的“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是东南沿海的新兴都市。当时永嘉郡出产的瓯瓷,以及八辈蚕的养殖技术,都在国内处于先进水平。

隋唐:见尽江城数百家

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统一,南北经济都有重大发展。

《隋书》中记载,永嘉郡下辖括苍、永嘉、松阳、临海四县,有10542户。

唐代,温州人口规模第一次出现突破性增长,鼎盛时期在唐开元和天宝年间。《旧唐书》记载天宝元年(742)温州已有4.28万余户,人口超过24万,比南朝刘宋年间的3.6万人增长了近5倍。

史料记载,唐开元(713-741)年间,定天下州府,按照户数分为上、中、下州。温州与杭州、苏州、福州、明州(宁波)等富裕州县同列“上州”,所辖的永嘉、安固、横阳、乐成四县也都是“上县”。

19世纪末,华盖山上遥望东门永川路浦边码头。张又新当年从华盖山俯瞰古城时,不知是怎样民居密布的景象

唐代宗宝历年间,温州刺史张又新在《华盖山》一诗中写到,“愁来始上消归思,见尽江城数百家”。站在城区华盖山上一眼望去,瓯江畔的温州城里稠密的民居尽收眼底。

温州当时是个生活条件不错,人均占有资源丰富之地。《太平广记》中有个故事,说的是有位名叫豆卢荣的温州别驾,他的岳母金河公主随女儿女婿在温州居住。豆卢荣在任上去世后,金河公主母女还是留在温州。宝应初年(762),临海的袁晁起义攻下台州,女儿多次梦到父亲和丈夫托梦称温州也将遭受战乱之苦。但因为当时江东粮食价格很贵,唯有温州米价很低,公主还令人购置了数千匹吴绫,舍不得离开温州。

宋:十万人家城里住

温州第二个人口增长高峰期在两宋。

北宋时期,温州人口开始有大幅度增长,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到元丰六年(1083),百年间温州的人口户数从4074户增长到了121916户,增长到近3倍。

宋高宗赵构在江心屿留下的“清辉”御笔

而真正让温州跨入百万级人口大都市是在南宋时期。南宋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驻跸温州,大批文武百官及其家属与流民跟随而来。宋室南渡后,“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迁入温州的人口也骤然增加。因为温州气候温和、物产丰富,连宋孝宗都称赞“永嘉故乐土”。

据史载,北宋末年徽宗崇宁年间,温州的人口数是119640户,462710口;而至南宋中期孝宗淳熙年间,则增加至170035户,910657口。七、八十年间,人口增加了5万多户、近45万人口。至南宋末期,温州人口已接近百万。

随着南宋温州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城区连内河城边都修建起了房屋,房价竟暴涨了十倍,“田宅之价十倍于旧”。南宋诗人、永嘉四灵之一的徐照在诗中描绘“十万人家城里住,少闻人有对门山”,反映了当时温州城市的繁华景象和人口规模。

叶适《东嘉开河记》中,“桥水堤岸而为屋”的景象大致如此

从南宋大儒叶适的《东嘉开河记》文中,我们也能想象当时温州古城中大街小巷人口拥挤,人们甚至在堤岸上造屋的景象。

“承国家生养之盛,市里充满,至于桥水堤岸而为屋,其故河亦狭矣。……”

温州城区范围开始拓展,州城周围兴起了望京、城南、集云、广化四厢。温州成为浙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称赞为“其货纤靡,其人多贾”。

但是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温州百姓生活开始受到资源制约:

到了南宋后期,除了腹地山区尚未完全开发之外,嘉熙四年(1240)温州知州吴泳称,“海滨广斥,其耕泽泽,无不耕之地”。宋时期的温州逐渐成为一个缺粮地区,即便遇到小灾害也会缺米。温州知州楼钥曾说,“臣试郡永嘉……去岁晚禾未登,偶缺秋雨,未至甚害也,而流散不已”,即使是在平常的年景也需要从外地进口粮食。

因为人口密度大、基础设施不完善,一旦发生天灾,动辄死伤惨重。南宋乾道二年(1166),温州发生大水灾,造成“并海死者数万人”。

元明:浙左以温为上郡

元代温州人口数据传世较少,《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有187403户、497848口。元代温州下属的两县瑞安、平阳,都于元贞元年(1295)升为州,平阳的户数超过5万户。元时人称温州,“百货所萃,廛氓贾竖,咸附趋之”。

明初温州人口逐渐回升,史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温州府有约17.86万户、近60万人。

不过由于倭患和“海禁”政策造成的社会经济破坏,温州遭受巨大人口损失、增长一度停滞。因此时人记载“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地,稻多寂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于台,闽福齿繁,常取于温”。也因此有了明清之际持续三百多年的福建移民入温高潮。

不太拥挤的人口,富裕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以及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明时温州仍然维持较高的经济水平。明朝宣德(1426-1435)年间,明朝内阁初创时期重臣、温州人黄淮称“国朝经理天下,分建布政司为十四道,而以浙江为雄藩。浙江统郡十有一,而浙左以温为上郡。”

明万历年间(1573-1620),汤日昭写道,“瓯虽辟在一隅,实当东南要害。且也林木刍粟鱼鳖之饶,牢盘之利,甲于他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温州的社会风貌。

清:人均耕地仅有1.5亩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朝代,温州也是如此。

清康熙二十年(1681),温州地区的人口数约19万户;而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大清一统志》中记载,温州地区的人口数已接近37万户、超过193万人,逼近200万人大关。

以平阳县丁口数为例,仅从清康熙九年(1670)到康熙六十年(1721),就从44079人暴增到248123人,50年间增长了5倍之多。

由于清朝税赋政策的变动,尤其是高产作物的引进大大拓展了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温州地区与全国一样迎来了史无前例的人口膨胀。清中后期之后,温州也与全国一样,遭遇了“人口危机”。

清代温州地区的粮食消费出现了自给不足的现象,需要通过外地输入。学者统计,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温州地区人均只有1.5亩左右的土地,低于当时全国的人均耕地面积2.66亩/人。而据史学家罗尔纲计算的“温饱常数”指标,晚清南方需要人均耕地3亩左右方可维持一家五口的最低生活。可见当时温州地区的人口增长已经大大超过了土地资源的负载力,百姓生活水平已经处于“饥寒界限”以下。

清末曾随父亲到安吉垦荒的温州林学家陈嵘

因为人多地少、人口过剩,粮食自给不足,导致温州大量人口溢出。最迟在雍正年间,就已经有较多的温州人外出种山,租地搭棚,成为浩大“棚民”队伍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在嘉庆及之后更为剧烈,主要来自平阳(含今苍南)、瑞安的百姓,纷纷前往浙北的天目山区、龙游、平湖等地,以及安徽南部的徽州寻找土地耕种。清同治年间(1862-1874),温州府同知郭锺岳在《瓯江小记》中叙述:“平、瑞之民每岁赴湖州等处种山者以千记”。0

参考资料:

《温州古代史》胡珠生 著

《温州人地关系研究:960-1840》陈丽霞

《温州经济史上的人口变迁及其影响》蔡建娜

编辑:汤琰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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