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城这座由于盐池的开发而兴建的一座盐务专城，深深地烙上盐文化的印记。这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城市建设史上亦属罕见。在这里集中了众多的盐务机构，仅据清代《盐业志》记载的盐务机构就有：巡盐察院、盐运使署、运判署、经历司署、知事署、库大使署、三场大使署、解州州判署、都司署、把总署、运学教授署等。盐务机构之多，是空前的，城内街坊命名大多是与盐池有关；众多公益慈善事业，大都是由盐商和盐务官员出资兴办的，它服务的方向也多和盐池有关。同时，运城建城后，为了适应盐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运城城内百货、手工业、饮食业、旅店、盐栈、票号等纷纷兴起，形成一个围绕盐业生产、运销事业为核心的商业、手工业、服务业、金融业的经济体系和繁荣的市场。
清道光年间山东举人郭书俊写有《鹾城绝句》六首，其中有一首是写运城的市场景象：“居人艳说凤凰城，百货纷纭闹市声。向晚葡萄美酒熟，醉乡有梦不分明。”
从盐文化和商业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运城的建立和盐池盐产、盐运、盐政发展密不可分。从明中叶到清中叶经营盐业的大商人中不乏出现一批国家军政要员，官至明代兵部尚书的刘敏宽是典型的盐商代表，他的家族就是运城盐商富贾。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的《刘恒斋墓志铭》记载：“刘氏始祖，宋季卜居安邑圣惠镇，鬻盐起家。”刘敏宽祖上于宋代居住在古晋国国都新田（今临汾市曲沃县），为经营盐业举家迁移到安邑圣惠镇（今运城）。从刘敏宽祖父的祖父到刘敏宽的父亲，刘家经营运城潞盐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明孝宗弘治年间，刘家与两淮大盐商闫家和张家互通婚姻，将潞盐生意做到海盐产区。刘敏宽则通过参政作用，影响国家的政策取向，并向中央政府推荐输送大批管理人员到海盐产区管理盐业。通过管理人员的合理流动，产盐技术进行“嫁接”，运城盐池的“垦畦浇晒法”在全国乃至世界产盐区广泛应用。
著名的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汉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这样写道：运城盐池的“垦畦浇晒、天然结晶、集工捞采”产盐工艺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活化石。
明清时代的晋商靠着盐商起家，靠着运城盐池掘来的第一桶金，在利益的诱惑和驱使下，不远万里背井离乡，风餐露宿，往来于“茶马之路”，穿过蒙古大漠，走过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艰苦创业，重信守约，使一代又一代的晋商步入了“积小富不止步，致大富求大和，大和之后再聚富”的良性循环轨道。
晋商是最讲“诚信”和“义气”的商帮，他们将仁、义、礼、智、信作为做人和做事的基本准则。中华传统文化认为，关公是信义之神。而关公的忠、义、仁、勇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盐商、晋商严格遵循的行为规范。
关公出生于中条山北麓运城盐池岸边的常平村，也是众多盐贩家庭中一员。盐商、晋商最尊崇关公，不仅在商家店铺和家中供奉关公，而且所到之处，多建山陕会馆（晋商会馆）和关公庙宇。他们把关公精神作为自己的伦理取向，以致关公精神在其思想、道德方面约束、监督全部商业活动行为，杜绝违背信义的事情发生，同时在关公的护佑下，商业兴旺、财源广进。
坐落在河东这块宝地的运城盐池，长久以来，以它特殊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池盐文化、晋商文化、关公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宝，它不仅仅是运城的，更是民族的，世界的。灿烂的池盐文化之花必将结出更加丰硕的经济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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