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建国后，周恩来特别反对党员和干部的蜕化，认为党员及干部如果蜕化，就必然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自己毁掉自己，因此，他强调：“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9页。）他针砭社会上不良现象说：“党员有一些政治上特殊；不要说高级领导做官当老爷，就是一般的党员在群众中间也做成一个小老爷，这怎么行呢？”（《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0页。）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贪污案时，他说，“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2页。）
不断改造自己的灵魂，从思想上进行教育防范。他认为如果不注重预防，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他说：“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4-425页。）他还以自己为例，说明领导干部不能说“已经修养得很好不必改造了”。1943 年，他在重庆领导整风学习时，曾结合自己的特点与需要，进行严格反省，有针对性地写下了7 条《我的修养要则》。提出“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等自律要求。1954年2月10日，周恩来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内而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党内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正是这种思想滋生的温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7页。）所以，他认为全会“敲起这种警钟是适时的，绝对必要的，哪怕只发现了这种危险状况的萌芽”（《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22页。）“如果不把问题提得这么严重，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便不会认识这种状况的危险性，甚至还会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听任这种危险的萌芽蔓延滋长，这样，必致贻害全党”。（《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20页。）
加强监督制约，从制度上进行预防。建国初期，周恩来积极主张依法治理贪污腐化，不搞人治，反对“领导人定生死”和“功过相抵”等陋习，主持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监察室等专门监督机构，强调监督要实现多元化，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工会、社会各界、新闻媒介和政府机关内部的相互监督作用，协助毛泽东或主持制定了共和国第一批惩治腐败的专门性法规文件。
1949年12月30日，为了节俭地过好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3次会议，通过了《新年和春节期间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得宴请、收送礼物和相互拜年的规定》（《周恩来年谱》上卷，第19页。）1951年12月，党中央决定开展“三反”斗争，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和《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等文件，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1952年１月５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3月，他又连续主持政务院工作会议，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两个文件，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杨宗丽：《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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