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利川在重庆公汽车身做广告，以“我靠重庆”打头，推介“龙船调的故乡”、“凉城利川”等概念。因舆论关注，重庆市工商局要求立即撤下。
不知重庆市工商局要求撤下广告的文件能够怎么写。政府部门判断广告用语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应当援引规范的解释，但按照规范的汉语字词典，“我靠重庆”毫无不妥之处。按照社会交流中实际的语义使用，“我靠重庆”就显得粗鄙低俗了，但它可以作为政府对一则广告下判断的依据吗？对政府部门来说，这包含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悖论。
规范的语言运用，代表着权力认可，语言文字委员会就是认可机关，应引为各个权力部门判断语义的依据。这样，政府见到“我靠重庆”，就要按照“我依靠重庆”、“我紧靠重庆”、“我背靠重庆”来理解。但这样理解，显然脱离了当下社会语言现实。
当下语言的非规范使用、粗俗化使用，不仅不为权力认可，而且正是语言管理的权力机关急欲革除的现象，既然如此，权力部门见了，又何以按照自己不承认的语用，去理解那个表达，从而作出处理的决定呢？
无论如何，权力都是尴尬的。听任“我靠重庆”在社会约定俗成的语义下满街跑，坚持按词典意思理解，相当于对权力必欲消除的低俗现象视而不见，这是鸵鸟行为。按照当下的社会语义去管理“我靠重庆”，又相当于放弃了权力向所坚持的规范语义，而接受它绝不承认的语言粗鄙化使用。
我想，广告方也一定拿捏了权力部门的这种处境。它要管，依据不充分；它不管，心有不甘。要取缔，没有充足的道理；要追究，广告方有说辞。然而，毕竟它还是管下来了，因为这是中国，前一天批准项目，第二天责令停工，都能搞得很顺当的地方。
像这种利用模糊地带的事情，其实是很难进行“依法管理”的。大多数处在模糊地带的东西，所谓模糊地带，就是很难称为违法，而是利用了管理的空当。其中很多也不违背行规或者公序良俗，少数违背行规或公序良俗的，则有同行或社会去约束，这种约束未必很硬，力量却未必小。但因为当下中国的日常社会交往，“性话语”和“性暗语”热力四射，所以“我靠重庆”也就得以刷上车身，相关利益方则满意于“被人记住”的效果。
对“我靠重庆”有众多评论，或指斥其低俗、恶俗、出歪招，或称道其真诚、智慧、好广告。五岳散人见解独具，说出了一个新的观察：社会现在清晰地分成网络人和非网络人，两个社会群体由于获取信息能力的差异，各种差距将会越来越大，网络社会最终会成为社会主流，管理这个社会的人，大部分都还在网络之外。
我想将五岳散人的观察再作点延伸：网络社会以前或以后，权力都力图规范一切，视非规范为多余乃至病态。如果人们一依权力的规范，那管理真是轻松。然而，非规范、非正式的行为从来不能得到完全的收编，非规范的语言使用和语义流变，也就是“不好好说话”实在只是非规范现象中冲突最轻微的一种，但因为它搭载和表达观念、意识，实际上对权力的规范化努力制造了最经常的挫败。它通过语义的复杂性和颠覆性，使权力的规范愿望显得无能为力而且进退失据。
今天，“小姐”变成了妓女的称谓，“同志”已经不是“叫起来格外亲”。当语义改变在整个社会形成共识，非规范战胜了规范，权力编定的规范词典就十分滑稽。这是权力对语言失去了决定权的标志。当权力达到连语言形式都严加控制的程度时，语言就成了一种无意为之的争战场地。“我靠”在重庆公汽车身上出现，“1984”在街头的凡客广告招牌上出现，语言指向的层面不同，但都心照不宣地利用了语言的单一表象后面复杂的所指。在语义的缝隙面前，权力显得尴尬、颟顸、小题大做、进退无据，一旦管理，就只剩下了霸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