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莫言的《拾麦穗》，突然就想起了当年农村生产队的“收入户”。
别看我都是六十几岁的老人了，事情也都过去50多年了，却仍然不寒而凛，噤若寒蝉，一阵阵恐惧、悲哀、压抑、被岐视和孤立的愁云萦绕心扉，久久不肯离去。
什么是当年农村的收入户？
我们国家在上世纪人民公社化大集体的时候，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生产队是进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最基层的生产单位。所有农业劳动力都必须参加生产队派遣的劳动，通过挣工分取得劳动报酬。
生产队组织全体社员每年产出的粮食，除了向国家上缴公粮、留足种子、备足牲畜饲料粮外，都要给队里的每个农业人口分“口粮”。但是这个“口粮”，并不是见人头就给，而是每口人必须累积够一定的劳动工分，才可以全额发给的。
于是，在每个生产队，就形成了三个类型的家庭：第一类，全家人都是农业人口，且全年所挣的劳动工分已达到或超过分“口粮”的数量；第二类，全家人都是农业人口，但由于小孩老人多，每年所挣的劳动工分累计达不到分“口粮”的数量；第三类，家庭中有人是非农业人口，在外工作有工资收入，每年累计的劳动工分达不到分“口粮”的数量。这其中的第三类，便属于“收入户”。
按照当时的政策，在分“口粮”的时候，对上述三类农户实行区别对待：第一类，足额发放“口粮”，剩余劳动工分参与年终“分红”（将工分折算成劳动日，按每个劳动日的分值发放现金）；第二类，也是足额发放“口粮”，不足的劳动工分可以佘欠记帐；唯独第三类的农户，则必须一手交钱，一手交粮，不交清所欠粮款，是不能分给“口粮”的。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冷漠和严酷！
我的家就是属于第三类，即题目所说的“收入户”。头顶着这个“收入户”的桂冠，我和我的家人当年受够了分不到“口粮”的艰辛和磨难。
我们家八口人，父亲是非农业人口，在附近镇上的一个工厂工作，还有年逾花甲的祖母，母亲和我们姊妹五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只有母亲一个人是全劳力，她一年当中所挣到的劳动工分，是远远达不到全家人都能分到“口粮”的要求的。
在少年的记忆里，记不清有多少个麦收之后夏天的傍晚，生产队的打麦场上灯火通明，人声熙熙攘攘，兴高彩烈地领新粮，唯有我们生产队五六十户人家中的5个“收入户”，无一例外地都是丈夫在外工作，女主人带着几个孩子和老人，可怍兮兮地被责令一手交钱，一手领粮，交不清钱，就别想领粮。幸幸而来，辛酸而归，那个辛酸劲、痛苦的心、可怜的相，至今仍有着切肤之痛。
我曾亲眼看到，领不到口粮的“收入户”家庭主妇声泪俱下苦苦哀求生产队干部网开一面而惨遭拒绝；
我也曾亲耳听到，“收入户”的老人因无法领到“口粮”与生产队干部吵吵嚷嚷之后的失声痛哭；
民以食为天，想想看，眼见着各家各户车拉肩扛往家里运粮食，自已却空手而归，个中的滋味，只有咱知道。
当年父亲每月挣40元工资，除去他本人每月的9元伙食费，以及家里看病、孩子上学等必须的开支以外，实在难以一下子支付那几百元的粮食钱。我记得有一年，要给生产队交纳280多元的粮款，无奈之下，不得不把当时家里的石磨、水缸、井绳等劳动工具都抵顶了粮款。
后来，父亲发动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利用各种机会挣工分，比如，放学后打青草晒干交给生产队做青饲料；每天早早起床去扫羊群走过路上的羊粪蛋蛋作为生产队拌种的肥料；养猪攒猪粪交给生产队做农家肥；利用秋假、寒假或星期天参加生产队劳动等等，达到积少成多攒工分，少掏粮钱的目的。但仍然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窘迫的境况。只是到了1973年，随着我高中毕业成了全劳力，我们家再也没有向生产队交纳过粮食钱。
时至今日，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地提高，在农村，再也不会有当年“收入户”那样的辛酸场景。
我所写的这些，只是一个历史的回忆，我不抱怨国家和社会，因为当年都那样贫穷落后；我也不记恨气恼那时候的生产队干部，因为制度要求他们那一样去做；我只是想让后来人知道，如今的幸福是从当年那艰苦的岁月走过来的，要珍惜当下幸福，感恩党、国家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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