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明显错误。这是生病以来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
我们不是第一次看石木兰大夫的门诊。好几个月之前，晓东就曾请她会诊。那时候我对她的态度是怀疑，还夹杂着一点漫不经心。
那一天，也是在这间屋子里，她把“不排除肺癌”几个字给了我们。当时她认为，“是与不是的可能性各占50%。”
当晓东提到要不要做手术时，她立即表示反对。她说：“现在就下决心动那么大的手术，为时过早。”
她显然感到，这个模棱两可的“诊断”并不能让我们满意。实际上她自己也不满意。
她批评北做的CT扫描胶片质量不好，所以没有办法做出准确的诊断。然后，她要求我们三个月后再来，重做胸部CT扫描，而且必须在肿瘤医院做，还必须照她指定的方法拍片。她还说了一个奇怪的名词，叫做什么“结节三维成像”。
我从晓东嘴里听到这一过程，并没有领会其中意味，对这位医生贬低其他医院的胶片也有些不以为然，觉得那不过是她在为自己医院兜揽生意，就像很多医生都在做的事一样。
我仔细阅读石木兰大夫在病历上留下的文字，除了留下一个印象――“这老太太是我迄今看过的大夫中写病历最认真详细的”，也没有感到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高明之处。
我甚至没有把这次诊断放在心上。那些天，“脑瘤”的死亡威胁似乎正在离我远去。我沉浸在乐观的情绪中，还为“拒绝开颅手术”添了几分盲目的自信。
“他们不给我来一刀是不罢休啊。”那个晚上我对晓东笑道：“看看锯开我的脑袋没指望了，就惦记着扒开我的胸。”
癌症这种疾病，不仅是在摧残病人的肉体，而且对于病人的智慧、修养、品格和心理来说，也是一场真正的挑战。
发病的最初几个月，应该说是最危险、也是精神上最紧张绝望的阶段，很多人在这里便崩溃了。即使度过这段时间，病人的情绪还是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病情平稳的患者会沾沾自喜起来，放松警惕；病情恶化的人会更加绝望，对很多信息的反应变得麻木和迟钝。
我也是如此。全身的状况已经渐渐好转，一次又一次的核磁共振和CT扫描复查全都证明，头部病灶正在缩小，左肺上叶的阴影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不适。这叫我的潜意识里多了一些乐观的情绪，以为危机正在离我而去。
所以，当石木兰大夫第一次向我发出警告时，我很轻易地把她的建议弃之一旁，没有按照她的嘱咐及时去做“三维成像”。
这让我错失了在第一时间确诊肺癌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也许应当在好几个月前就走上手术台的！
当我们再次走进她的诊室时，经过过去了差不多一年。我们手上提着的还是在北做的普通的CT平扫胶片，而不是她指定的“结节三维成像”。
她抬头看我一眼，冷冷地说：“你终于又来啦。”
很显然。我的怠慢让这老太太不满，不过她却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草率地敷衍我们。她一如既往地专注于她认为拍得很糟的那些胶片，然后指导我们重新得到更清晰的胶片。
现在，石木兰大夫以不容置疑的方式描述了它“增大”、“形态不规则”、“毛刺增多”。这都是恶性肿瘤的典型表现，也在根本上颠覆了所有乐观主义的诊断基础。
我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到，我的左肺正潜伏着更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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