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最后一年，市西搞跨年迎新晚会，几个同学一起约了到外滩去录海关大楼的钟声想新年午夜的时候拿出来放。那时候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在这座大楼里战斗、工作，还有，过夜。
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报到地点是中山东一路13号海关大楼上海港务局组织部。联合船代是港务局下属合资企业，在海关大楼二楼占了一间小办公室做船务部调度室，我就这样走进了这幢上海地标。
当时的海关大楼里入驻的主要都是港航单位，一楼大厅是卫生检疫局，那时所有的出国人员都要到这里来打防疫针领黄皮书；楼梯下角落里原来的储物间当时被上海远洋的一家货代公司占用；二楼和四楼是港务局机关和直属业务单位，还有上海引航站；三楼是上海外轮代理公司；五楼是上海海关机关。海关大楼里是有电梯到四楼和五楼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坐过。外观雄伟的海关大楼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和外滩大多数的建筑一样，内部已经显得逼沓和破旧了。就跟从前上海弄堂人家螺蛳壳里做道场一样，海关大楼里也是有阁楼的，我报到的港务局组织部，其实就是在二楼的阁楼上的。阁楼上还有港务局总调度室、上海港拖轮总调度、上海引航调度中心，所以当时统管整个上海港所有船舶进出的指挥机关都在阁楼上办公。每天下午两点半开全港船舶进出调度会，到了下午两点左右去站在海关大楼外滩正门，就会看到各家代理公司（当时全上海一共只有8家代理，今天注册的应该超过100家了）的调度腋下夹着笔记本从各个方向慢悠悠地踱过来，上海港就是这样在一幢百年老楼的二楼阁楼上有一群人每天下午坐在各式小马扎上一条船一条船地手写记录下来，慢慢地超过了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安特卫普、又慢慢超过了高雄香港新加坡，成为了今天的世界第一大港。
海关大楼被我们称为大关。大关的钟楼下在解放前就被部分当作海关宿舍使用，我在那里出入的岁月楼上仍有海关员工家属居住。早上夜班下班的时候，总能在汉口路大关边门看到穿着睡衣睡裤早起买菜买早点的阿姨妈妈进进出出。
那时公司成立不久人手紧张，夜班调度就由我们这些外勤轮流来值。我第一次在大关里过夜并非我的夜班。那天是我师傅值夜班，当时我还在实习期。师傅夜班我就白天在调度室坐班，本来日班到点可以正常走人了，师傅来接夜班的时候刚巧发生紧急情况，一条在长江口等待进港计划的外轮上有一个菲律宾船员胃出血紧急求援。师傅建议我留下一起夜班，说这种机会你一晚上学到的可能比别人十年都多。我就留下了，经历了电影里都没见到过的场面。从与外轮建立电报联系，把船指到绿华山南锚地，到向上海海上搜救中心申请救援拖轮（上海港要到2000年前后才配备直升机接送人员），到将患病船员情况通报上海海员医院联系急救待命，再到救援拖轮出发后整夜的居间联络协调，这一晚的收获果然胜过十年的缓慢积累。师傅得空问了我一个问题，绿华山南锚是传统避风锚地，同经纬度抛锚船密密麻麻，午夜的茫茫大海，救援拖轮要怎么才能迅速找到目标呢？我当然是不知道的。师傅于是发电报给船长，要求在船首桅杆上挂三红两绿灯以便识别。顺利接到患病船员的救援拖轮终于在清晨靠上杨树浦的毛条厂码头，把船员转运到已经等在那里的海员医院的救护车上。师傅打着哈欠准备下班的时候，我才发现身上那条洗了发白的牛仔裤上不知啥时候磨出了一个很大的破洞，就这么尴尬地走出汉口路边门，现在想想，这一夜还让我比别人早时髦了十多年。
后来开始自己独立值夜班。除了各种危机处理，也有大把静好岁月。有一个大冬天的晚上，零下那种天气，大关这种有年头的旧楼里中央空调自然是没有的，楼道里冬天就特别的阴冷。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事，上三楼外轮代理公司去。挑开门口厚厚的棉帘子，里面调度室里坐着小郎。外代是大关里的大单位，他们的夜班调度室里有从前旧楼里常见的那种取暖的管道，管道连着一个大炉子，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不大确定是不是我的错觉，但我记得我当时看到的就是那种烘山芋的大炉子，上面搁了一铜吊水，铜吊嘴里丝丝冒着白气，不断响着的那种。说了正事，跟小郎各捧一杯热茶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小郎是外代长夜班，各种太阳落山以后大关各个犄角旮旯的故事，从一百年前的传闻到上个礼拜的最新八卦。我们夜班都是一个人，听完故事就不大有勇气走楼梯下去回自己一个人的办公室去，所以在大关里两年，那一天以后我再没有上去找小郎夜谈。
白天繁杂的大楼到了晚上就显得空间巨大，阴气逼人。那时港片正当道，有一部张国荣王祖贤的《倩女幽魂》里有一个场景：宁采臣和燕赤霞夜闯破庙，里面阶梯式庙堂坐着朝廷的大小官员，每人面前一盏昏灯，各个耳目低垂悄无声息。燕赤霞低声对宁采臣道，他们都被吸了魂魄已是死了的。有另一天晚上后半夜，我有紧急情况去阁楼上港务局总调夜班室。整个大关晚上走廊里是没有灯的，有人值班的办公室到了后半夜也常常是关了大灯用台灯的。那个后半夜我走进港务局总调，两排各三张写字台面对面靠着，熄了灯的房间里6个调度每人面前一盏开得有气无力的台灯发着昏黄的幽光，6个人都低垂着头，悄无声息地看不到脸上的表情。那一刻我强烈地感受到燕赤霞就站在我的身后，我甚至已经能够感觉到他的拉哒胡子正在扫过我的耳根。然后其中一个调度桌上的电话响了，他一边拿起电话一边抬起头来，看到阴暗中站着的我，猛地一惊大喝一声：“啥宁啊！”。门边的那位一把拉亮了日光灯，房间里就鲜活起来，倒水的倒水，抽烟的抽烟，被搅了瞌冲的开始在电话里骂港区三班的山门。
理论上我们夜班无事时是可以睡的，但实操中房间里电传机、VHF高频电话每隔几分钟就会有动静，所以是睡不大着的。就抽烟喝茶，茶喝多了要上厕所就比较纠结。我们办公室在二楼中间位置，厕所在走廊的两侧尽头。没有路灯的走廊很长，长到穿过走廊会有足够的时间回顾至少一个小郎讲过的故事。有一个夏夜我鼓足勇气去上厕所，上完转头突然发现窗外异乎寻常地明亮。鼓足勇气探出头去张望，下面汉口路上亮如白昼，赫然一个民国军官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之上，马蹄哒哒作响，边上围着各色人等做嘈杂之声。恍惚间我又能感觉到身后的燕赤霞，拉着我的衣角要我付低身子，不要惊了姥姥半夜娶亲的队伍。半晌，我才反应过来下面是半夜在拍电影。
在楼里呆着是听不到大关的钟声的。过了很多年，我在对岸陆家嘴上班，那时除了金茂别的摩天大厦还不大有建起来，透过面前稀疏的楼群，我还能从办公室窥见黄浦江上缓缓驶过的货轮，天气好的时候，还能隐约听到大关整点敲响的钟声。
除了海关，其它单位搬出大关也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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