丨“三月三”壮族传统节日歌舞活动
地史馆 NO.8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正式宣布中华民国的成立，在这份宣言书中，孙中山正式提出五族共和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五族共和，也由此成为孙中山及后来的国民政府在民族治理方面的基本制度。中华民国初期的国旗，红、黄、蓝、白、黑五色分别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
但我们从小被告知，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5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而在少数民族中又以壮族人口最多，可“五族共和”中为何没有壮族呢（五族共和中“回族”指陕甘宁、新疆等地的穆斯林民族）？中国少数民族名单（部分）
五族共和没有壮族，并不是因为中华民国的建立者们“歧视”，而是当时并没有壮族这一概念。民国的官方文献中将生活在广西地区的壮族人称为“僮人”(多音字，读tóng，旧指仆人，读zhuàng，指中国少数民族壮族）。而壮族内部对于自己的族名也无法统一，除自称“布壮”以外，还有“布越”、“布雅伊”、“布衣”等20多种自称，壮族虽然人口众多，但在民国时期并没有形成统一族群的概念，也难怪没有被列入五大或六大民族之中。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统计，共统计出大小少数民族400多个，仅广西就有数十个少数民族。由于少数民族实在太多，后又进行了大规模的识别、精简、合并，最终确定为55个少数民族，其中广西的布叶伊、布侬、布那、天保、傣门、傣德、土等少数民族一同被定为僮族，并在1958年设立广西僮族自治区。1958-1965年 广西僮族自治区
1965年，因为“僮”字常被人误读为“tóng”，且又含有“仆人”的意思，显得不够尊重少数民族，最终将“僮族”改为“壮族”，广西僮族自治区也就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从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来说，民族的形成往往需要一个标志，以反映和显示一个新民族共同体的诞生，这个标志就是国家的建立和族称的形成。五族共和中，汉族，自夏商时期就已经建立国家政权，是中国的主体民族；蒙古族有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满族前有完颜阿骨打建立的金朝，后有努尔哈赤建立的满清；回族有回鹘人先后建立回鹘汗国，高昌回鹘，西洲回鹘等政权；藏族有唐朝时期建立的吐蕃政权。汉、蒙、满、回、藏各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因此在民国建立时，被列入五大民族。相比之下，壮族的形成和发展则要缓慢的多。
一般认为壮族源于先秦百越中的西瓯和骆越。骆，因垦食“雒（luò）田”而得名，雒田，指山麓间的洼地（参考广西多少地的地形地貌特征），《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载：“交趾未立郡县制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因名雒民”，又见裴渊撰（东晋）著《广州记》载：“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由此可推出，雒田与骆田相通，雒民即骆人。秦始皇南征百越后，中原人对岭南有了更多的接触和认识，关于生活在广西地区骆越族群的记载也多了起来，《史记·南越列传》载：“佗（赵佗，南征百越的秦将，后建南越国）因此以兵戍边，财物赂谴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又见《舆图志》载：“贵州（今广西贵县）...秦属立郡，仍有瓯骆之名”。
秦朝灭亡后，留守岭南的赵佗自立为王，是为南越国，《广州记》载：“南越王（赵佗）攻破安阳，于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瓯骆也。”西汉平南越国后，南越桂林监居翁，携瓯骆40余万归降于汉，“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
东汉之后，西瓯和骆越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发展成为俚族和僚族。《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建武十二年“九真缴外蛮里张游率种人募化内属，封为汉里居”，建武十六年，交趾郡雒将之女徵则、徵贰反叛，“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后汉书》中记载的“里”便是“蛮之别号，今呼之为俚人”。三国时，东吴人著《南州异物志》，“俚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乍浦、高粱五郡皆有之，地方数千里。”平定交趾叛乱的伏波将军马援
东汉后，关于广西地区西南民族的记载，已经很少出现“瓯骆”之名，而常见于史籍的俚人分布的区域又与瓯骆重合，因此，俚人和瓯骆中间定是存在某种传承关系。
随着汉族不断向南方迁徙，与越人杂居，先秦时期广泛分布中国南方的百越出现分化，江、浙、闽、粤、湘、赣等地，尤其是生活在平原地区的越人逐渐汉化，并在此基础上设立郡县，成为中央政权有效管控的“开化之地”。而广西、云、贵受地形影响，仍保持较为传统越人文化，这部分越人自称为“僚”，成语“夜郎自大”中的夜郎国，便是僚人建立的原始国家。永嘉之乱后，大量汉人从中原迁入南方，极大的促进了南方的发展，至唐宋时期，南方取代北方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南方社会环境发展的过程中，生活在两广的“西南夷”也加速汉化，向封建化过渡。
《隋书·南蛮传》载“南蛮杂种，与华人错居，曰蜓、曰俚，曰僚，曰㐌......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杜佑（唐）所著《通典·南蛮》载：僚人“初，因蜀李势乱后，自蜀入汉山谷出，侵扰郡县。至梁时，州郡每岁伐僚以自利，及后周平梁益，自尔遂同华人矣。”而未被汉化的俚僚各族也开始了相互融合，形成后来的布壮民族。宋仁宗皇佑年间，傥犹州(今广西靖西县）人侬智高率领广西各族人民起义，先后建立大历国、南天国、大南国等政权。侬智高起义虽然很快很宋朝镇压，但正如前文说到，国家的建立和族称的形成是一个民族形成的标志，因此从民族意义上来说，侬智高起义可以看做是壮族正式形成的一个标志。也正是侬智高的起义，南宋过后，原先的俚僚等族开始被称为“僮”，即后来的壮族。例如南宋理宗淳佑年间，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李曾伯上疏《帅广条五事奏》中，就出现了“僮丁”的记载，又如元代《广西都元帅章公平瑶记》载：“桂林之所统，逾路高险，外薄海岛，幅员数千里，山川郁结......若所谓曰生瑶，曰熟瑶，曰僮人，曰款人之目，皆强纩之际也。”。明代《广西通志》亦载：“庆远，南丹溪峒之人呼为僮”，清代《粤西溪峒琐记》载：“天河县福禄里有上中下三疃，万山突起，为瑶僮所居”。因此，壮族的最初形成可追溯至宋朝，经元明清，最终形成现在的壮族。如果去过广西，会发现现在的壮族人和汉族人在外观上几乎无法分辨，在服装，饮食，居住，现今大多数壮族人民同汉族人民几乎没有差别，以至于不亲自询问而无法分别对方是否为壮族，更有年轻一辈的壮族人，既不会说壮语也不曾穿过壮服。同时，又因为壮族有着子女不落夫家和入赘的婚俗习惯，在壮族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又吸收了大量汉人，使得生活在壮区的汉人“壮化”。壮族汉化与汉族壮化，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如今独特的民族面貌。壮族的汉化以明清两朝最为迅速，尤其高产作物引入中国带来的人口膨胀，极大的刺激了壮族的汉化过程。
明清时期，大量移民，本就山多地少的广西，在人口剧增的情况下人地关系越来越紧张。由于经济、文化和技术上的优势，汉人在广西田地之争中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肥沃的平原地区多被汉人地主占据，于是“田不自耕，而招佃与瑶僮”，原先生活在平原地区的瑶僮等族依附于汉人地主，快速汉化。而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无地或破产的农民被迫进入山区，开始渗入传统壮族的聚居区。在壮族的传统文化中，女子成家后并不会随丈夫进入夫家生活，而是留在本家，而对于男方入赘也不似汉族那般抵触，因此在汉人数量较少的壮区，汉人壮化也在慢慢演进。例如清代《新宁州志》载：“本诸苗地，然遍问土人，其元祖自外来者，十之八九。初至城市，渐而散处四乡，与土民结婚，通声气。数传后，岩栖谷隐，习惯自然，人人得以僮徭目矣。废僮而僮，其居使然也。”清末民国时期，不论汉化壮族还是壮化汉族，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不约而同的走向现代化。壮族男女脱下旧衣，换上短衫长裤，也不在靠唱山歌选伴侣，生产生活风俗，婚丧礼仪，社会风俗等各方面都在时代的影响下，悄然改变。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军阀形成后，在“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号召下，进行“四大建设”，继而又在广西推动文化改良运动，使得三十年代的广西面貌焕然一新。壮族社会风俗的变迁，解放了思想，提高了文化，促进了壮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向前发展。同时，社会风俗的变迁也使越来越多的壮族人融合于主体民族之中，不少传统文化在悄然消亡，这也是包括汉族在内中国各民族都面临的问题。如何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又传承创新民族传统文化，是摆在中国56个民族面前的共同问题。
《论壮族“汉化”与汉族“壮化”过程中的人地关系因素》.刘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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