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风吹柳,屋内不知春。居家无昼夜,榻前奋笔时。自全国疫情警报拉响已有一个多月的光景了。利好的消息让大家的心情由开始的恐慌、紧张、焦躁逐渐转为平静。湖北封城,全国支援。十天建成火神山,半月交付雷神山。四万医护勇士赴荆楚,华夏民族举国抗瘟疫。
灾难面前,中国人民集中力量办大事儿的效率和执行力再次震惊了世界,半月时间抢建上千病床的高等级战争医院,人员物资闪电般调向前线,数千万人员进入战备状态。表面停下来的中国,其实进行了一场史诗级的战略物资配置。这足以让人敬畏。反观世界其他国家,抗击疫情的政策要开会讨论三四天,执行力度打个六七折。过度民主,贻误战机。危难时刻,我们才会想起家长式政府的好处。太平年代我们又嫌弃这个家长管的太宽,不如西方来得民主。这像极了许多中国孩子接受一点儿西方文化后开始与父母讨价还价。成年了靠父母供养,买房时榨干父母的钱包,自立后又要脱离家族,大谈独立自由的权利。这是典型的既要中国式宠爱,又要西方式的自由。
其实,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会极大程度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政体是条框,文化才是精髓,没有民主文化的民主制度本是一场灾难。说到文化,西方文化重个体,谈得是个人的民主和权利;东方文化重宗族,讲得是宗族荣誉和集体利益。东西方文化的形成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的形成并非由某个至圣宗师决定,而是两种文明在世界框架下的大风水格局下影响形成的。
欲知其内,先言于外。我们从西方文化的起源地中海文明说起。
西方文明的起源是地中海。我们先来看地中海的风水格局。地中海是夹在欧亚非大陆中间一个海道,风平浪静。它使得环地中海周边的居民在远古时代五六千年以前可以运用一叶扁舟而横渡地中海。什么叫扁舟?远古之人还不掌握造大船的技术,只能把一棵大树砍倒,把两端截掉,把中间最粗的部分从中间刨开,把其中一半挖空,这叫扁舟,也叫独木舟。这种小舟在任何有风浪的水流中立即倾覆,唯独在地中海,它像一个内湖,风平浪静,这种小舟能够顺利通行。地中海文明的发起点是希腊。希腊南面叫爱琴海,爱琴海分布了上千座小岛。人们渡船时眼睛始终能够看见地平线,这就使得航海的那种危机感和恐惧感降低。于是环地中海的人远在五六千年以前就可以横渡地中海,进行交流,这就使得地中海成为地球上唯一一个原始文明开放地貌。有了地理条件以后,还需要一个需求的契机。希腊是个地貌多山、土壤贫瘠的地方。公元前600年以后,希腊人口暴涨,当地生产的粮食根本养活不了当地人,而土地可开发资源已经没有了,这逼迫着古希腊人极早地进入工商业谋生状态。他们当年把当地独产的橄榄砸成橄榄油,把当地丰产的葡萄做成葡萄酒。后来又发展大量的手工艺,然后渡过地中海,在北非古埃及和近东古巴比伦换取粮食。经商要跋山涉水,越过一个一个的原始部落,是个极为冒险的过程。因此商人绝不可能带着家眷去长途跋涉。他们大都把家眷放在城邦,独自一人或者寻找合作伙伴一起经商。家族人群不在一起耕作,因此古希腊文明里的宗族观念薄弱。这种观念从古希腊神话里众多弑父杀子的故事可见一斑。这类故事在中国的古典神话中极为罕见。古希腊商业活动的根基是等价交换,即使两个互相鄙视的民族,在发生物质交换的瞬间必须把对方视为平等的伙伴,因为只有公平才能换来长久的交易。由此缔造他们平等精神和契约精神。
地中海文化里自由、平等、独立的精神和注重个体、淡薄家族的观念不是从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嘴里说出来的,而是地中海特有的山水格局铸造而成的。
返回头来我们再看东方文明的起源华夏文明。华夏文化传承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宗族意识和大一统观念。其中宗族意识因山而起,大一统意识缘水而得。
中国人有许多骨子里的性格特征为其他民族所不解,比如说被西方人认为是畸形的亲子关系。在西方,孩子长到成年后便离开家庭自力更生,读大学的学费靠助学贷款或者自己打工赚取。而在中国,父母一直抚养孩子到工作,许多父母在子女买房时还要为其舔砖加瓦。即使子女结婚成家了,绝大多数父母还要在子女育儿后,帮忙照看孙子孙女。祖孙三代长期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这是小家,中国人大家庭的宗族意识也极强。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在农村里讲究家族情感。许多宗族有家谱、祖坟甚至祠堂。笔者听闻有一个美国女性与其中国丈夫离婚的原因是非常不理解丈夫为什么每年清明节都要不远万里回国祭祖。她显然无法理解清明祭祖是中国家族集聚和进行祖先崇拜的重要体现形式。
中国人强大的宗族情感源于农耕文化,与西方工商业文明不同,农耕文明下的人民生活物资上自给自足,人们安土重迁。一个家族在一个固定区域长期生活,共同劳作,休憩与共。
古代中国生产力低下,耕种生产需要一个家族相互协作,共同完成,甚至今天在中国南方部分区域,还保存着同村落农民在农忙时节联合灌溉插秧的习俗。在家族长期共同耕种过程中,族群成员追求集体利益,个性逐渐磨灭。中国农耕文明发达源自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轻商。《战国策》上记载吕不韦与父亲对话:“耕田有十倍利,珠玉有百倍利。” 珠指珍珠,玉指玉石,也就是经商。古人明明知道经商的利益远大于务农,为什么还要采取重农抑商、压抑商人的国策?这就要从大框架上去看中国的风水格局了。中国的北面是荒漠、草原、沙漠乃至高寒冻土地带西伯利亚;中国的西面帕米尔高原;西南面青藏高原世界屋脊;南面云贵高原加横断山脉,东面是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古人根本无法翻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和中古时代到印度,只能走河西走廊,一直到阿富汗才开始南下到印度的原因。这个全封闭地貌,其中唯一产粮食的地方就是中原。如果中国古代不压抑工商业,会是什么局面?经商的利润远高于农业,可在中国经商换不回粮食,它是唯一产粮食的地方。你不但换不回粮食,你还得拿粮食做成本去换其他奢侈品,而且它的利润远高于农业。
古希腊的经商是恰恰通过环地中海换回生活最基本资料粮食,而中国的经商恰恰是丧失粮食的过程,所以中国不得不采取压抑工商业的国策。因为工商业利润高于农业,如果不压抑,没有人安心种地,全都经商去了。
在这样一个大的风水格局之下,干扰农业文明的工商业系列,如果不被压抑,中华民族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饿毙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国策很大程度上是被地缘条件所限定的。
山峦大海内的封闭地貌孕育了强大的农耕文明,上千年的农耕文化成为连接同一宗族人员间的强大纽带,宗族成员长期群居,形成了强烈的宗族情感和祖先崇拜情节。
儒家文化又将这种宗族情感在整个社会推广开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重大灾难面前,我们政府像家长,我们的人民如兄弟,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黄河子孙的大一统情节
华夏子孙有着极强的一统情节,国家分裂是中华儿女一根不能触碰的神经线。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大量的群雄割据,朝代更替,中华文明仍旧是铁板一块,没有像欧洲大陆一样由最终的罗马帝国最终分散成欧洲诸国。究其原因是中华儿女血液里流淌的统一情节,缘何中国人对统一有如此强烈的情节,要从华夏文明的母亲河黄河说起。
风水里有两句话,其一是——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其二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民。由此可见河流对人类繁衍居住的重要性。对古代的中华儿女而言最为重要的河流是黄河。
黄土疏松肥沃,黄河裹挟着黄土,冲击为平原,易于开展原始农耕。黄河冲击出的土地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摇篮。
黄河水养育了中华儿女,是中华儿女的母亲河。但这个母亲却喜怒无常,黄河是世界上最凶险的一条河流。所有地球上的河流绝大多数它的泥沙含量一般顶多有5%左右。即使是地球上泥沙含量第二大的河流,南美的亚马逊河,它的泥沙含量在雨季也不超过12%。可是黄河它的泥沙含量平均就在42%到63%之间。
黄河流到中原地区,文明人开始在黄河两岸筑堤。水流变缓,泥沙沉降,黄河河床不断抬高。汉代,黄河河床高过地外地平七米以上,到宋代达19米到20米以上,成为一条天上之河。
黄河凶险,需要治理。大家想想,如果沿着黄河的区域各自分裂为小国,怎么治理黄河?你的上游不治理,你治理有什么用?他不但不治理,他还专门掘开河堤淹你。因为兵法上讲“水淹七军”,因此黄河成为逼迫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一把利器。
举个例子,秦始皇统一天下,派三十万大军进攻魏国。他的主战将王贲久围魏国首都大梁三个月攻不下来。王贲怎么办?掘黄河堤淹掉大梁,魏国立即投降。它说明什么?说明大家分立为小国,沿黄河发展,根本无法正常生存。
黄河如同一个巨大的风水磁石将中华儿女紧紧链接到一起。
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性格的形成绝不是出自圣人之口,而是孕育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水土所决定的。龙穴砂水向是一个家庭一个村落的风水,山峦和大河是一个国家的风水。风水这个东西气势磅礴,却润物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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