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几张照片是绝大多数人都未曾见过,拍摄时间大概1931~1934年间。
照片中的毛主席身形消瘦,罕见的露出疲态,但他的目光依然坚毅,似乎正在思考着革命道路的未来。
1931年~1934年的四年时间,是毛主席人生的低谷,用他后来在延安回忆那段岁月时的话来说:
“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
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
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毛主席的豁达让我们无法从语言中体会他当时所受的磨难。
因为自己的正确主张得不到认可,眼睁睁看着部队在错误的领导下无辜枉死,身染疟疾的毛主席顾不得自己的身体安危,依然一遍遍规劝同僚,坚持发声。
然而换来的结果:
先是1928年被误开除党籍,后又遭受两次党内警告处分。
1931年到1934年间,毛主席更是丧失党权、军权变成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一兵”。
除此以外,毛主席在此期间还不幸身染重度疟疾,面黄肌瘦,身体浮肿,上吐下泻,连续几天的高烧不退。
如果不是“红色华佗”傅连暲日夜兼程百里相救,后果不堪设想。
但即便是在这样困顿的情况下,毛主席依然坚定革命理想,时刻准备着为党再做些事,从不将自己的个人得失荣辱放在心上。
在1929年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时,毛主席依然对周恩来说了一句:
“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
回顾历史,在遵义会议以前,毛主席永远是“极少数”:
一个来自湖南山里的“乡伢子”,忤逆了古板守旧的父亲,直到20岁来到长沙求学,后来又为了理想信念奔赴北京,没有积蓄、没有名气、没有住所、只能和七个人合租在胡同里的棺材房里。
在延安时和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再回忆起这段过往时,毛主席是这样说的:
“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
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后来即便是在恩师杨昌济和李大钊的帮助下,毛主席得以成为北大的图书管理员。
在那里,毛主席遇到了很多当时叱咤风云的青年运动领袖,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然而这些人却对毛主席的虚心求教不屑一顾。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
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
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
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这段回忆至今读来都让人心酸泪目,而这就是毛主席年轻时的人生际遇,心酸苦楚可见一斑。
1931年,随着顾顺章和向忠发的被捕叛变,斯大林指示共产国际派来了新的一把手——王明。
王明及其拥趸博古向来以苏联模式马首是瞻,根本不考虑国内的实情,只知道一味机械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
王明等人认为只有按照俄国模式才能实现革命胜利,对于毛主席这样“不走苏联模式”的人一律打压与抨击。
1931年的中共赣南会议上,博古斥责毛主席为“非无产阶级观点”、“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甚至骂他:
“你懂什么马列?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
1932年,由于毛主席不同意共产国际要求攻打南昌和赣州的指示,毛主席在王明的操弄下被全票选下台,剥夺党权、军权,然后打发到了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坐上了无人问津的冷板凳。
1933年,博古率众路过长汀时,曾有人提议去看看在此养病的毛泽东,博古轻蔑地伸出一个小指头这样说道:
“小毛,有什么好看的。”
说这话的时候,毛主席已经40岁了,而博古只有26岁,这话中所带的讽刺和轻视,已经不言而喻。
换作旁人,被党内同志不理解,遭到排挤打压,早已心灰意冷自行脱党,或者转投其他门户。
中共一大代表中,李达、李汉俊、刘仁静、包惠僧等人,不都因为政见不合,或者和党内其他人有冲突就脱党的吗?
可毛主席没有,他始终对革命充满信心,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党人,从不会因为自己的个人得失荣辱而放弃理想信念。
相反,越是被误解和排挤,他越会坚持真理信念,因为他知道在不久的将来,自己会被证明是对的,而那时候就是他继续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了。
1949年10月1日,这个曾经被讥讽为“山沟里走不出马列主义”的人,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
那年的广场上,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而毛主席则回以“人民万岁”,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至今想来,都让人热血沸腾。
人民的主席,我们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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