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们也在今天聊聊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到今天成了一个时尚宣传名词，女性的身体和感受成为新的焦点。但在两百年前，这个词语根本没有出现，当时谈的是“女性的权利”（Rights of Women），所涉及到的则是教育、婚姻、工作、生活中最常见的性别区别对待，最近大热的电视剧《东京女子图鉴》抛开对女主是否拜金的评价，她能够通过奋斗立足东京，很大程度是拜其上司所说的“1985年制定的《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该法分别于1997年及2006年修正，增加了关于性骚扰、积极消除差别待遇措施等相关内容）。
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女性目前薪酬水平仅相当于十年前的男性收入。过去十年，世界各国在健康、教育、经济机会和政治四方面的总体性别差距仅缩小了4%，经济差距仅缩小了3%，这意味着要全面消除性别差距，还需118年。自2006年以来，男女教育差距扩大的国家占被调查国家的22%。受教育女性人数的增长并未明显提升女性工作职位与收入。
下面这篇文章来自古登堡图书《为女权辩护》的译者后记，作者常莹。
“你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基本上每个知道了我在翻译《为女权辩护》的人都会问上这么一句。这是个好问题。
在200年之前（当然也包括更早些时候的数千年岁月），几乎全世界的女性都要通过缔结一段婚姻来“养活”自己——就算她婚后每日都从早到晚辛勤劳作，也仍然是“被人养活”的那一个。要是不想结婚，那么她基本上只有在修道院或者尼庵里才有可能找到一点清净安稳的立锥之地。
20世纪初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英国妇女团体的成员
1912年，辛亥革命已经在前一年取得成功，可是那些曾经与男子一道为革命舍死忘生的辛亥女杰们，还在经历着一场独属于她们的战争，她们在为了将女性的参政权利及平等地位写入《临时约法》而继续努力。1920年，美国女性在奋斗了将近一百年后终于全面赢得了选举权；这个时间比黑人男性在南北战争之后获得选举权的时间还要晚半个世纪。
2011年，埃及解放广场革命期间，女性和男性一同为了争取社会进步而不吝于献出自己的热血乃至生命。可是无论是当权者还是反对派，都不乏有人可耻地以性暴力为手段恐吓女性，想要将她们再度“赶回到家中去”。在情况最严重的时候，解放广场上一天之内会发生数十起群体性侵犯罪，甚而祸延前来采访的外国女性记者。在争取社会进步的道路上，与男性相比，女性要走的路总是更加艰难与漫长。
香奈儿让女性便装和裤装流行起来
1883年，乳胶安全套面世。1960年，避孕药在美国正式被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核准生产。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裁定堕胎是女性与医生之间的决定，包括丈夫在内的其他任何人无权干涉；而时至今日，堕胎是否合法在很多国家仍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科技的进步，使得女性在理论上已经有可能自主地决定生育的时间和次数，将性与生育分离开来。但是，在种族繁衍和所谓的家庭观念的名义之下，女性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时至今日仍然不能免于普遍地被他人和公权侵犯。
2012年10月9日，在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两名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的枪手拦截并闯入了一辆高中校车，向时年15岁的女孩马拉拉的脸颊和颈部连开两枪，又打伤了她身边的另外两位女学生。马拉拉自2009年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控制了斯瓦特地区开始，就匿名在BBC网站上撰写博客，讲述人们在极右翼伊斯兰组织控制之下的生活。塔利班禁止女性接受教育，而马拉拉不但自己坚持上学，还公开倡导女性有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这就是她遭受枪击的原因。马拉拉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塔利班扬言要继续追杀她。
2012年12月16日，发生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黑公交轮奸案”震惊世界，受害者Jyoti Singh Pandey因遭到轮奸和殴打而不治去世，时年23岁。她的遭遇引发了民众的强烈反应，也将印度这个世界人口第二大国最丑陋的疮疤曝露在世人眼前。有新闻报道称，在印度平均每22分钟就会发生一起强奸案，国家司法系统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效率极端低下、量刑也非常轻微。事后，议员辛格哈尔曾就此事致信班瓦利州州长，要求该州学校禁止女生穿裙子，称此举将可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而印度社会主义党领导人穆拉亚姆-辛格-亚达夫，则在谈到三个因两次犯下轮奸案而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时，称他们只是“犯错的男孩”，并认为法庭对他们量刑过重，应当谋求修改相关的法律。在强奸类暴力犯罪面前，即使有如此强烈的本国民意与如此广泛的国际关注作为背景、即使是在当代政客这样讲究基本的政治正确的群体当中，像辛格哈尔和亚达夫一样企图颠倒黑白，公开为施暴者开脱、置受害者权益于不顾的人，也绝非罕见。
艾玛·沃森，新的女权大使
生存与人身安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接受教育使得人类精神的成长和发展成为可能；这两者一道，成为文明社会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条件。掳夺他人的这两种权利，无异于否定其作为人的身份，将其隔绝在人类的范围之外。马拉拉和Jyoti Singh Pandey所遭遇的就是这样可怕的事情；而比这更加可怕的是，她们的经历绝非孤例。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无论有无宗教信仰、无论意识形态、无论经济是否发达、无论文明发展程度，身处在不同社会中的女性，她们所面临的压制和不友好、她们明明生而为人却被物化为男性和家族财产的窘境，更多地只是在程度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并无本质上的差别。
我曾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妇女被压迫，是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之中时间最长久、范围最广泛的一种。信然。而这确实就是我们的母亲、姐妹、爱人、朋友、女儿、甚至也就是我们自己，在每一天里所要面对的、最真实的世界。
女性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可是因为这不公正而受到损害的人绝非只有女性。这首先是因为，对一种不公正的容忍，很容易就会成为另一种不公正存在的理由，以致于到最后没有人可以真正地置身事外。
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对这样的世界早有精到的描述：“……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性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正是所有不公正现象中的一种；提倡“女权”、反对那些加诸于女性身上的不公正，与其他任何争取人类合理合法权利的主张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因而也不应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
以上是这种不平等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具体到每一个人的生活，这样做虽然看似是在给予男性一些特权，但却并不会为他们带来任何真正的好处。玛丽在《为女权辩护》中对于女性教育问题的论述已经清楚地表明，如果我们只是按照“悦目、柔顺、子宫”这样的原则去教养和要求女性，那么她们就无法成长为身体强健、人格健全的成年人，从而也无法成为合格的伴侣和母亲——她们的整个家庭都将为了她们所接受的那种、以愚人为目的的教育而付出代价：
她们没有被教导过要如何合理地规划任务和解决问题，所以既不懂得如何做出选择，也不懂得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她们没有被示范过如何建立真挚的感情，所以在选择伴侣、建立家庭的时候就会把利益作为第一甚至是唯一的考虑。她们不被允许承担重要的事情、甚至不能做那些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决定，所以会忙于施展各种斤斤计较的手段心机来扩展自己的利益，家庭、职场、甚至任何的社会交往，在她们眼中都不过是一场又一场权力的零和游戏。她们被物化为操持家务和传宗接代的工具，所以不知道要如何给予自己的爱人那种灵魂相通、心意相属的情感的力量。她们自己缺乏理性与智慧，所以也无力教养出理智而聪慧的孩子。
女性的堕落，必然意味着男性的堕落；女性所遭受的损害，也必然会让全体人类为之付出代价。
《为女权辩护》出版于1792年，是第一部伟大的女权主义著作
我希望成人不再试图不加辨别地将所有的孩子都塑造为符合标签的套中之人，而是能够根据孩子们的天赋和兴趣给予他们合理而明智的引导。我希望人们在选择人生伴侣的时候，不再需要以资源或者繁衍的需求作为决定性的要素，而是懂得也可以去寻找真正心灵相通的朋友、互信互助的伙伴。我希望家庭能够带给所有成员真正的欢乐和温暖，社会能够容许那些相对不够主流的人们生活得更加从容。在达成这个憧憬之前，我们还要走过很长的路，面对很多的误解，经历很多的论辩。所以我选择翻译这本书，因为我认同和尊重玛丽的智慧、勇气以及她绝大部分的观点，我希望她的真知灼见能够被更多的人所知道和了解，也帮助人们渐渐厘清自己思维中的误区和盲区。
END
古登堡计划
她的国——女性文学系列
夏洛特·吉尔曼的《她的国》(Herland)描绘了一个仅由女性组成的独立社会。在这里，她们通过单性生殖繁衍后代。她们的社会安稳、没有战争和纠纷，也没有统治和被统治。
《女权的辩护》是现代女权主义奠基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经典之作。入围英国著名作家梅尔文·布拉格评选出的12部影响世界的作品中，与《圣经》、《物种起源》并列。
《十九世纪的女性》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权主义理论家玛格丽特·富勒的代表作。
《咎》是美国女权主义文学创作的先驱凯特·肖邦的处女作，而后来的《觉醒》成为女性写作之代表，震惊当时的美国，让她被迫封笔，也放弃了第三本书的出版——也就是《凯特·肖邦短篇小说集》。
《欢乐之家》是普利策奖得主伊迪丝·华顿的风俗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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