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场”之语，流行于巴蜀各地。作为一种乡风土俗，赶场在巴蜀地区更有着悠久的历史。本文试着对场的概念、赶场及其称谓的由来，以及关乎赶场的其他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究。
我们先来解析一下“场”的含义。场，多义，广泛地用来表达平坦的空地，或举行某种活动的处所。例如，“九月筑场圃”——《诗经》，“积土为坛，平地为场”——《汉书》。秦汉以来的各类古书中有关“场”的词汇多不胜数，如坛场、道场、科场、文场、较场等，再如盐场、茶场、金场、银场、木场、麦场、船场等，此外还有会场、戏场、逢场、出场、散场、上场、下场，等等。唐宋及以后，场作为市集指代和村所、乡所的地名，渐渐多了起来。及至近代，村场、乡场、市场，以及逢场、赶场等词汇的使用就更加频繁了。
场，用来特指市集或市集之处所，或同于市。“市”，《说文解字》中解释为“买卖所之也”。《易·系辞》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礼·地官》记：“五十里有市。”《史记·正义》载：“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卖，因成市，故云市井。”市是因货物交易或买卖而出现的。显然，随着人口和剩余物资的增加，特别是商品生产的出现，市场交易就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内容了。早期的市，主要集中在城坊之内并被纳入官方司掌。《周礼·司市》中有这样的记载：“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市。”魏晋时期，城外田野之村市即所谓的草市渐兴，胡三省注解《资治通鉴》中“草市尉”之官名：“台城六门之外，各有草市，置草市尉司察之。”至唐代中期，特别是到了宋代，农业和手工业的迅猛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繁荣，乡村集市大量出现，草市、村市、墟市、村墟、村场等词语开始频频见于各类文献之中。例如宋·曹组写有：“竹篱茅舍，酒旗沙岸，一簇成村市。”宋·王之道有诗句：“佛屋几间在，村墟三里长。”宋·李兼有诗句：“高秋鲈肥贱如土，换酒村场醉迷路。”
称市为场并置设场市，始见于唐代。《新唐书·李安远传》中记载有：“奉使吐谷浑，安远与约和，吐谷浑乃请为互市，边场利之。”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有：“顺昌县……本建安县地。唐贞观三年，析置将水场。景福二年，改为永顺场”“泰宁县府……乾符二年，析置归化镇。南唐保大元年，废镇为场。”《读史方舆纪要》中列举的唐代所设置的场众多，例如上杭场、武平场、永安场、大同场、小溪场、归德场、武德场，等等。宋代时，以场称之的就更多了。宋《元丰九域志·地里》 中设置的目次就包括县、城、寨、 堡 、 关、场等。《宋史·章谊》中记载：“适岁大旱，米斗千钱，谊用刘晏招商之法，置场增直以籴，米商辐辏，其价自平。”《宋史·岳飞》中记载：“飞入贺州境，得成谍者，缚之帐下……飞命士蓐食，潜趋绕岭，未明，已至太平场，破其砦。”
村市之称谓，各地不同，宋元以后，这种差异更加明显。明清时期，巴蜀地区，以及邻近巴蜀地区的贵州、陕南、鄂西、滇北等地，都普遍称呼村市为场，实际上，称村市为场的地域很广。明《徐霞客游记》中记有：“下岭即东南溯溪，一里为雷公场，又南三里为深坑。”“坝北有土司卢姓者，倚庐北峰下；坝南有场在阜间，川人结茅场侧，为居停焉。”《徐霞客游记》中还记载了场、街、墟之各地称谓差别——“贵州为场，云南为街，广西为墟”。清·施鸿保《闽杂记》中也有记载：“闽中上诸府乡镇间，市有定处，或二七日，或三八日，或四九日为期。百物皆聚，谓之虚场。按：虚或作墟，蜀人谓之场，滇人谓之街，岑南谓之务，河北谓之集。”关于市与场之分，明万历《嘉定州志》中是这样记载的：“市集，城中日一集，乡各有定日，凡相近者各不相妨。在城曰市，在乡曰场。”明万历年间，嘉定州府城内各处就设有米市、布市、丝市、盐市、柴市、猪市、鸡市、鱼市、麻布市、菜市、豆市、靛市、萝卜市、蓬市、竹市等市，乡下则设有广水庙场、麻平场、安谷上下二场、苏稽场、迈东场、马家场等场。
场的形成，与其所在之地的条件密切相关。相对地讲，人居密集、场地平阔，便于通达之地更适合置设场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概莫能外，可以说大多数场都是由乡村小聚落或驿站、店子发展起来的。民国《达县磐石乡志·序二》中记载，磐石场，“其兴场历史，考诸碑记，在明代末叶，始仅茅店一所，位置堰坎上，继以附近人士，因地建修，于是房舍日增，而贸易亦渐发达，世代相传，迄今二百年矣。”据清康熙《夹江县志》和民国《夹江县志》载，清康熙时夹江仅有县城、乾江、永兴和南安四场，至民国时，则增至十三场。清代四川各地广设乡场，和清初移民大量涌入，以及人口滋生、聚居安定，有很大的关系。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晚期，四川（含重庆）有约3000个场。场的形成，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商货交易的需要。场给一定区域内的乡民提供了交易场所，使其能出售剩余农产品和自制手工业品，即让本地商品进入市场体系之中，同时，乡民可以就近在场上购买生产生活之必需品，或进行其他的消费。例如清咸丰《重修梓潼县志·石牛堡兴场碑记》载：“石牛堡地当南北通衢，上距邑城，下至魏城驿，均三十里。附近居民日用布帛菽粟农器耕牛诸物，咸愿就近赶集交易，免致远历。”
▲清康熙《夹江县志》内页
▲民国《夹江县志》插图
巴蜀地区，以“店子”命名的地方有很多，如茶店子、高店子、瓦店子、石店子、马店子、草店子、竹店子，等等，取名“幺店子”的地方尤其多。此外，还有张店、李店、胖子店等地名。所谓店或店子，就是旧时开设的路边茶旅店，专供马帮、挑夫，或过路人歇脚的地方。幺店，也称“腰店”，清光绪《隆昌县乡土志》中记载：“息肩于此，商人亦多住宿此，有腰店数间以便行旅。”很多的“店子”，后来发展成为了“场”，例如中江的冯店场、龙泉的茶店场、威远的新店场、宜宾的高店场、剑阁的盐店场等。形成场的地方往往也是古时官家屯粮积草、设置驿铺，或设置汛营屯堡和建制镇所乡里的地方。典型的，古时置设铺递的一些地方，后来成为了场。清嘉庆《南溪县志》载：“铺递，清制官文书之往来，各省腹地所设曰驿；军报所设曰站；边地曰塘；西北两路所设曰台；各省腹地厅州县所设曰铺。”由古时驿铺塘站演变而来的场镇，典型的如合江的牛脑驿场、南溪的李庄驿场、苍溪的白驿场、夹江的乾江铺场、乐山的苏稽铺场等，以及昭化的石井铺镇、广汉的高坪铺镇、宣汉的君塘镇、南部的铁佛塘镇、绵阳的塘汛镇、南江的桥亭镇、梓潼的上亭镇等。当然，也有先形成场镇，后来设为驿铺塘站的，例如清乾隆时的剑阁元山场塘、西充槐树场塘、蓬州徐家场塘、营山回龙场塘、汉州小汉镇塘、内江椑木镇塘等。郫县（今郫都）的犀浦，宋代时即设镇场，清乾隆时设犀浦场塘，清嘉庆《郫县志》载：“犀浦场，在城东二十二里，属徐村一甲，场期二四七十，大市，有塘房铺递。”古时四川，多地产盐，围盐井而起的乡村聚落自然也多。资中的罗泉、三台的郪江、射洪的青堤等场都是由旧时的产盐或销盐集中地发展起来的。
开阔的平地，为设场的重要条件，尤其是在山地或丘陵区域。开阔的平地，本就是形成人居聚落之上选处，也便于人众聚集和车马驻歇，同时还利于商货存储堆放，以及修筑商用设施。平阔之处，四川多称为坝，因此，很多地方的“坝”也就成了“场”的代称。例如，清同治《南溪县志》中，就将普门坝、麻柳坝、小中坝、大中坝等“坝”，与县内的镇、铺、场并列在场市目录中。有关“坝”的相关论述，可参阅笔者《四川地名——坝》一文。
▲清同治《南溪县志》内页
水路运输，为古时人员出行与商货流动的主要方式，渡口或码头自然成为人员往来频繁和商货屯置与周转的地方，因此，渡口、码头处设场，或发展为场，也就特别的多。四川各地大小河流上的很多乡场，几乎都是码头经济带动而兴的。例如，比较著名的码头场有宜宾的李庄、彭山的江口、资阳的石桥、巴中的恩阳、南充的龙门、广安的肖溪、武胜的沿口、内江的椑木、自贡的狮市，等等。地理位置，对于场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历史上很多乡场的繁盛，就得益于其对外通达的便利。例如，民国《渠县志》载：三汇场“明建，地处宕、巴、渠三水总汇，商务最盛，号小重庆。”清嘉庆《梓潼县志》载：“青林场，东通保剑（今阆中、剑阁），西达江彰（今江油、彰明），步骑车舆，往来不绝，通衢也。”
乡、镇，为古代基层行政与社会治理机构，乡、镇治所，通常选取在人居密集和交通方便之处，而这些地方往往也是适合开设场市的地方，宋元及以后，乡、镇与场的合一，渐渐成为一种普遍情况。宋《元丰九域志》载：“灵泉，府东五十里，一十五乡，洛带、王店、小东阳三镇。”从地名上看，仅成都域内，就能找到很多旧时由场变化而来的乡镇，例如崇州王场镇、郫县新民场镇、大邑新场镇、董场镇、韩场镇、蔡场镇、彭州的楠场镇，等等。古时，设立场市，大多情况下，由当地乡保绅粮倡导，众人出资出力以建。例如，芦山太平镇有一清嘉庆二年（1791年）所立的四方碑，上面详细记载了当年何家坝设场经过：“前有文笔山锁口，后有九龙山来脉，虽属山衢不崴，名亦远扬。开发贸易利农人之粜籴。时有保长程登顺倡首，杨、高、周、王、李等七人勷，于五十一年开场立市，场遂兴焉。”设立场市，除了当地乡人约定俗成外，很多时候还需得到更高级别地方主事的许可，所设场市之处的人口数量、交通通达、资金筹集与惠及区域大小，以及乡域经济发展的平衡关系等，都是需要通盘考虑的。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项，那就是课费征稽。开场立市，需要提供公共用地，以及修筑公共设施，场市的管理更涉及到诸多事务。很多旧志中记载了当地乡场管理中针对商货经营、房屋出租、场地使用等方面的征稽收纳，以及学堂筹款等事项。
明清时期的乡（里甲）设置，延续秦汉以来的基层治理制度，以自然村落划片安排，例如清康熙《夹江县志》载：“编户旧制九里：在郭乡、南安乡、古贤乡、牛仙乡、新兴乡、永兴乡、永平乡、汉川乡、永丰乡。今酌为六里：在古乡、新仙乡、兴平乡、南安乡、汉川乡、永丰乡。”场，为乡里以下的基层机构。据清嘉庆《南溪县志》记载，清嘉庆时南溪县设上北、下北、上南、下南四里，分设乡镇有留宾场、刘家场、仙临场、汪家场、黄沙河场、石骨滩场、盘龙场、罗龙场、牟亭铺、马家场、宋家场、李庄镇、观音铺、牟家场、毗卢场、李端场、普门坝等十六场。后增设长兴、大坪、新添、绥庆场，至清晚民国时期，南溪县有场共二十个。民国《巴中县志》载：县“分三十一乡，设场一百三十七。”场，递兴递废，例如，南溪县旧时有裴市镇、杨柳场、新兴场、丁家场、桂轮场、观音铺等场，而“明末皆废”。前面谈到，设场与人居密度、场地与其地理位置、商货流转情况等有关，因此，乡中各处设置场市往往是分布“不均”的。例如，清道光《巴州志》载：“在城乡，二甲恩阳河分老场、新场、回龙场，三场并列，对河鼎立，人烟稠密，州中场市此为最钜……长乐乡，一甲镇龙关场、喜胜滩场、芝苞口场，二甲关庙场，三甲四甲俱无场市。”旧时的一些码头大镇，人户众多，商业繁荣，一处多场，“三场并列”的恩阳河为一典型例子。另有一些设上下二场，或上中下三场的，以及老场、新场的，数量也不少。
▲民国《南溪县志》内页
场，通常设置在人户稠密的地方，但也有例外。清代著名学者、道光年间曾任汉中知府的严如熤，多年里对川、陕、鄂三省边防进行查勘，对三地之风土有着详细的了解，著述颇多。其《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一书中记录有：“山民贸易，定期赴场，场有在市旁者，亦有开于无人烟之处，曰荒场。”
考究场名的来历与其变化，也能梳理出很多故事来。例如，民国《温江县志》载：“文家场在治东二十里东太平乡，原名安谷场，为后蜀侍御史文谷故里，东溪经场后，溪上有盐井，文氏所錾，久湮。”“苏坡桥场在治东三十五里东太平乡，以苏东坡尝游其地故名。”“永安场在治南二十里南维新乡，濒金马港，原名太平场，亦名柳江场，又名复兴场即刘家濠。”民国《达县磐石乡志·序五》中记载：“吾乡之设市，自明末始，原名彭市，后改磐市府。民国十三年，甲子春，旅绥同学成立磐石学会，地方人士又以本乡有大磐石，兼之历无兵匪之祸，人民安如磐石，因更名磐石场。”清光绪《江油县志·中坝场记》载：“场属邑之巨镇，考古碑志，场地在双流村，即今之罗汉坝，以场有罗汉寺而名之也，兴于元，盛于明，灰烬于献贼之蹂躏，国朝康熙三年始迁于今之中坝……其地形如船，两面皆水，中为场，故曰中坝。”
▲清光绪《江油县志》内页
场，可以说是联系乡村与乡村、本地与外阜，农村与城市的纽带，也是城市文明和风尚传递至乡村的中继站。毫无疑问，场的形成，既促进了商货流通，也给当地乡人提供了人际交往和展演风俗文化的场所，极大地满足了当地及周边居民的物资需要和精神需要。设场之处，通常是当地乡中文化最为繁荣的地方，即文化中心，集中着寺庙、会馆、宗祠、私塾或学堂、书院等众多的文化设施。其中一些场，城建规模宏大，其势可比县城。例如，清光绪《新纂三台县乡土志》记载：“观音场，场有城，城五门，水陆交汇地，颇繁盛。”相对地讲，居住在场上的人家子弟，有更多的机会读书就学，以及接触外界和接受新鲜事物。清光绪《江油县志·龙泉场重建奎星阁记》载：“龙泉场，一名茧市坝，去江油县城三十余里，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乃一大村落也，比屋而居者，半耕半读，每属岁科两试，拔列前茅者其地之人居多，诚为衣冠文物之乡。”人才荟萃、贤良辈出，古来很多大家雅士出生或就学于乡场，后来考取功名或从这里走向仕途。例如巴中白衣场的吴氏族人中有数人考取进士，10余人入仕为官。再如，洪雅柳江场（曾名柳姜场）的张、曾、杨、何四大家族中，有众多人氏出类拔萃，名扬四方。显然，场上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其家成业就的案例，对四邻乡人具有重要的影响和示范作用。
有场，自然也就有了“赶场”之说。赶场，作为一种巴蜀地区普遍使用的地方称谓，大致形成于明代中后期。明·李实《蜀语》中记有：蜀地“村市曰场。入市交易曰赶场。”清嘉庆《梁山（今重庆梁平）县志》载：“市井者，场镇也，利之所在，人必趋之，聚民间日用之需，入市交易，谓之赶场。”巴蜀地区之外，其他一些地方也有使用“赶场”之语的，旧时的一些文献中有所记载。例如，清道光湖南籍学者黄本骥有诗句：“卖水人家临水住，裹盐村女赶场归。”清晚云南籍文人郑伯侨撰有联句：“牧童宿野燃星火；小贩赶场待月光。”民国年间西乡县长岳峻有诗句：“赶场人处处，挑负力维艰。”
“赶”字，多义，常用来表达去往、奔赴、及早或及时到达的意思，例如赶场、赶集、赶墟、赶街、赶庙会等，以及赶到、赶往等。乡中场市，有着固定的交易日期安排，有集市的日子称作“逢场天”，无集市的日子称作“寒天”。所谓赶场，就是在逢场天赶往场市参与活动的意思。乡场集市日期安排，应该也是约定俗成。相邻的场，会选择不同的日子集市，这样就可以保证一定区域内散居各处的乡民都能就近赶场，并能将本地远近住户的赶场路程都控制在当日往返之内。
赶场天的日期间隔，相邻各场不一。日期的安排，旧时采用农历推算，现则多用公历推算。很多旧志中都会将当地各场的逢场日期标示出来。典型的逢场日期安排有单日集、双日集，以及一四七集、二五八集、三六九集等。所谓单日集，即日期为单数时逢场，简称“逢单”；双日集，即日期为双数时逢场，简称“逢双”；一四七，则表示日期尾数分别为1、4、7时赶场，例如1号、4号、7号、11号、14号、17号、21号、24号、27号，其他的以此类推。据笔者收集的四川各地乡镇逢场日期资料，场期还有其他多种不同安排的情况。一般的，偏远的或规模较小的乡场，间隔时间较长；相反，则间隔时间较短。例如，凉山州的很多乡市，逢场间隔时间可达10天，即一月仅三场。
▲清嘉庆《夹江县志》内页
逢场日子安排中，最有意思的是以“十二地支”或“十二属相”来设置场期，即以“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戊亥”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对应的日子来安排场期。据说这样的集市日期安排方式起始于明初，一些旧志中有所记载，至今这种习俗还保留在贵州多地。一定区域内各场的逢场日期不同，因此而形成轮流逢场，乡人称之为“转转场”或“流流场”。乡下的这种“转转场”、“流流场”，尤其为行商走贩所欢迎。例如，笔者熟悉的一位售卖叶子烟的商贩，家住大同乡，当地的集市一四七逢场，而临近的水口、火井二场，集期分别为二五八与三六九，该烟贩九天里可以轮流在三地赶场交易。旧时的一些乡市逢场，分“大场天”和“小场天”，大场天里，相应商货交易规模大，赶场人更多一些。当然，集市规模、商货种类与数量、赶场人数与人员类别等，受到农忙、农闲和收获的季节性影响，这也是农耕社会的典型特征。另外需要提到的是，若逢场天遇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如节庆日，通常也会是很热闹的“大场天”。
赶场，是乡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内容。一户农家在逢场日到来之前，或赶场之前，通常要事先做出计划安排，包括出售什么，购买什么，在场上参加或从事什么活动，为此可能要提前很多时间进行准备。典型的如，一户农家要去场上出售自己种的蔬菜。为了保证物品新鲜，家人需要在凌晨天不亮时就到地里去采摘，随后还要进行清洗或整理，还要准备路上的干粮、运输工具等，以及顺带出售禽蛋山货之类，不同日子或时节还要考虑自己与同行家人合适的穿戴。此外，还要考虑购买什么，添置什么，以及这一趟的收入与花费之间的关系等。旧时巴蜀地区乡下，常见的运输工具就是独轮手推车，俗称“鸡公车”。可载货，也可载人，鸡公车即能走宽直的大道，也能行曲折的小路，适于平原与丘陵地区。当然，更多的乡人，会背着背篓，或挑着担子，行走在赶场的道路上。
▲清光绪《江津县乡土志》内页
商人，包括本地商人和外地商人，以及手工业者，为乡场之最有力的支撑者。场，平坝阔地之处，四通八达，来往人众，自然是商贾开店落业的上选之处。民国《崇庆县志》载：“元通场，崇庆大集也。秦皖商人来蜀贸迁者，咸首驻焉。清道咸间盛时，城中商货咸仰给。”民国《达县磐石乡志》中记载了磐石乡场当时的商户情况：“閤街铺户共已一百二十六家，经营茶馆者十，酒菜馆者十二，小食面馆者二十三，香蜡纸货者十一，药铺者六，铁货者一，陶器者一，零油铺者一，干货铺者一，弹花业者三，纸扎铺者二，磨面房者二，栈房业者八，屠宰业者二……”。因商业而隆盛，为大多数乡场规模发展的普遍现象。例如简阳的石桥井，清初湖广、江西、以及闽粤、山陕等地的移民来此经商定居，至民国时期，石桥场的商户逾千家，米、糖、烟、酒、盐、油、棉、煤、粮食、山货、草纸、农具等各类工商及农副产品贸易兴隆。
赶场的内容，当然不仅是商货买卖。前面已经谈到，场是乡村里主要的文化集中地，乡人往往会利用赶场的机会，体验和感受，并参与其中。茶馆，是四川乡场中最多也最常见的消费场所，坐茶馆为乡人所喜爱，来者三教九流，论之天南地北，茶馆里可谈生意，也可聊家常，旧时的茶馆也是调节纠纷、处理杂务的地方，乡民们还可以在这里择交而友，了解信息。逢场天里，饭馆往往也是聚人较多的地方，偶尔在外小酌或饮，再吃点平时少有吃到的餐食，当能让人大饱口福，心满意足。饭馆老板，当然也不会放过这赶场的机会。川籍作家李劼人在其所著小说《大波》里写道：“但凡赶场日子，再不济事的乡镇，红锅饭铺，都要开张。”逢场天里，场上往往还有很多娱乐生活可以提供给来人，例如唱戏、玩灯、说书、杂耍，等等。此外，剃头、算卦、寻医问药、走亲访友等活动，也是赶场天里的内容之一。赶场的热闹，旧志中有很多记载，例如，民国《续修大竹县志》载：“高穴场，场市街衢四达，集期夜三鼓人声始息，冬则通宵达旦，习以为常，店户二百三十四家。”
赶场，自然成为了乡人最为深刻的记忆符号。四川各地很多地名中就包含了这个符号。例如，南江有赶场镇（旧名赶场溪场）；简阳、万源、通川、叙永、江安、乐山、兴文等地有赶场坝；南江、万源、荣县等地有赶场沟；青川、剑阁、万源等地有赶场垭；剑阁、兴文等地有赶场咀（嘴）；旺苍、简阳、万源、沐川、马边、犍为等地有赶场湾；珙县、长宁、筠连等地有赶场垇（坳）；乐山、荣县等地有赶场冲；此外，叙永、沐川、平昌、昭化、江安、宣汉等地还有赶场埂、赶场坪、赶场梁、赶场坡、赶场山、赶场岭等地名。相信这些地名中一定有着各种各样有关赶场的故事。
乡场，是乡风乡俗集中展演地，也是传统文化最为丰富且保留最多的地方。从某种角度讲，留下更多的乡场，也就意味着能保留更多的传统民俗与文化，能保留更多的让我们寄托乡愁的地方。
欲知更多关于场与赶场的故事，请阅读笔者前面发表的有关四川古镇的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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